四、精神分析心理学
如果要选一种对20世纪艺术界产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恐怕非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莫属。无论是实验心理学、进化论心理学还是格式塔心理学,它们揭示的规律都只是涉及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浅表层次,精神分析则试图揭示它们的深层动力。精神分析揭示出来的深层心理结构,大大超出了常识的范围,它无疑深化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创立精神分析学说的目的,不是解释艺术,而是用于精神疾病的临床治疗。但是,精神分析在艺术批评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可能让弗洛伊德本人都始料未及。同时,弗洛伊德本人对艺术很感兴趣,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对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詹森(Wilhelm Jensen,1837—1911)等人的研究,为精神分析艺术批评提供了范例。这些都是精神分析能够深入影响20世纪艺术界的重要原因。
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或原始冲动,主要是性欲冲动,它按照自己的需求来活动,构成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主要内容。自我处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活动,构成意识的主要内容。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将父母和社会的要求内化到自我之中,对自我的行为起内在的控制和审查作用,通常体现为道德良心和自我理想。在正常的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相安无事。如果它们之间不能维持平衡状态,就会出现精神疾病。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疾病的根源就在于本我的要求遭到了抑制,而治疗精神疾病的办法就是让被压抑的本我释放它的冲动,恢复心理平衡。
由于本我的冲动是无意识的,精神病患者自己对造成疾病的情节也茫然无知,或者只能以转移、替代、补偿等方式表达出来。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医生能够解码外显的符号,诱导病人深入自己的无意识领域,让因为压抑而形成的情节得以解除,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精神分析理论与艺术的关联在于,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与梦、幻想和儿童游戏一样,都是释放无意识的渠道。在《诗与白日梦的关系》(也称《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弗洛伊德考察了儿童游戏、成人幻想或白日梦与作家的创造性写作之间的关系。他断言:“富有想象力的创造,像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游戏的继续和替代。”[15]读者之所以喜欢阅读作家的白日梦,原因在于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像享受自己的白日梦一样的快乐。弗洛伊德写道:
作家通过改变和掩饰,软化了白日梦的自我本位特征,他在其幻想的呈现中提供纯形式的也即审美的快感,来收买我们这些读者。作者提供给我们的这种增量的快乐,为的是释放从心灵更深处产生的更大的快乐,我们可以将这种快乐命名为“额外刺激”,或者更专门地称为“前期快乐”。在我看来,我们从有想象力的作家的作品那里获得的快乐,都是与这种“前期快乐”类型一样的快乐,我们从文学中获得的真正享受源于我们精神上紧张状态的消除。甚至更有可能是,之所以引起这种效果,原因在于作家让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可以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而无需自责或害羞。[16]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艺术创作如同儿童的游戏和成人的白日梦,目的是以伪装的方式释放自己的无意识冲动,从中获得快感。观众欣赏艺术作品,可以分享白日梦,释放自己的无意识冲动,从中获得快感。总之,艺术的目的,无论从创作还是欣赏来说,都是以伪装或虚构的方式满足无意识冲动,从中获得快感。尽管弗洛伊德将艺术的动力归结为无意识冲动这一点招致众多的批判,但是他对艺术即游戏或者白日梦的论断,却在当代艺术理论中继续发生影响。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对于假装(make-believe)的研究,围绕虚构的悖论(paradox of fiction)进行的一系列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弗洛伊德关于艺术即白日梦的论述的持续。
在短暂跟随弗洛伊德之后,荣格(Carl Jung,1875—1961)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开始建构自己的理论。荣格不满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还原主义倾向,即将所有的心理现象都归约到本能冲动尤其是性冲动上,更不满弗洛伊德用艺术家幼年时的个人心理经历来解释全部艺术现象,而是希望从更加广阔的领域去探寻心理活动和艺术创造力的根源。为此,荣格对弗洛伊德界定的精神结构做了修改,在个人无意识之下增加了集体无意识,从而将人从孤立的单子开放到深远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之中。根据荣格,人的精神或者人格结构由意识(自我)、个体无意识(情节)和集体无意识(原型)三部分构成。意识处于人格结构的顶层,以自我为中心,通过知觉、记忆、思维和情绪等与周围环境发生关联。个体无意识处于自我意识之下,是被压抑的经验构成的情结,可以被自我意识到,成为人格取向和发展的动力。另外,情结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成为个人心理调节机制中的障碍,引起精神疾病,也可以成为灵感的来源,推动天才的创造。在个体无意识之下还有集体无意识,它构成人格或精神结构底层,包括人类活动在人脑结构中留下的痕迹或遗传基因。集体无意识不是由后天获得的经验组成的,而是先天遗传的原型。集体无意识原型潜在于个体的精神结构之中,但始终无法被个体意识到,只能以本能动力的形式体现出来。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在灵感状态下有如神助一般创造出作品,原因就在于集体无意识在发挥作用。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的共鸣,原因在于人类分有共同的集体无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荣格不认为所有的艺术都与集体无意识有关。他区分了两种艺术创造,即心理型(psychological type)和幻想型(visionary type)。简单说来,心理型艺术创造是在意识和个体无意识领域中进行的,只有幻想型艺术创造才触及集体无意识。因此荣格尤其重视幻想型艺术创造,因为这种艺术能够触及个体精神的底层,进而进入人类共有的无意识领域,给人以一种更加强烈的快感即崇高感,或者一种类似于尼采所说的酒神经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能够对艺术创作和欣赏做出更好的解释,而且扩展了艺术的价值和意义,艺术不再是个人欲望的升华,而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再现或回响。
尽管经过20世纪上半期的鼎盛之后,精神分析在当代艺术理论和批评中有不断式微的趋势,但是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却渗透到艺术理论和批评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面仍然发挥着作用。根据希金斯(KathleenHiggins)的总结,这些具体问题有:
(1)在明显的艺术作品和特定的艺术和文学流派的特有目的中,探寻被压抑的内容。
(2)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解释文学人物的行为。
(3)对受到弗洛伊德启发的运动中的艺术进行解码。
(4)根据艺术家的传记来分析作品的某些方面。
(5)根据俄狄浦斯情节来分析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之间的关系。
(6)将弗洛伊德的概念(如移位和凝缩)用作艺术批评的基本术语。[17]
今天,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学派或者思潮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作为分析作品和作家的方法仍然为批评家们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