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东正教会与神职阶层

东正教会在18世纪初彼得一世的大改革中遭到沉重打击，在组织上失去了选举东正教会最高领袖牧首的权利，并且东正教会归由世俗的政府机构——圣主教公会管理；在思想上，东正教会也失去了对法律和文化的独立的和最高的解释权，神职人员必须宣誓效忠沙皇并祈祷为沙皇和政府服务。但是在经济方面，教会地产和经济活动得以保留。

历经叶卡捷琳娜一世、安娜女皇和伊丽莎白女皇时期，教会的经济特权未有太大变动。彼得三世对东正教会采取敌视态度，没收教会财产和土地，但始终未颁布法令予以确认。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后，迫切需要得到来自东正教会的支持。她指示枢密院研究政府对待教会的政策。教会领袖认为女皇的态度开始动摇，试图通过上层和教士向行政机关施加压力，要求收回土地。莫斯科大主教阿姆夫罗辛（Амвросий）抱怨彼得三世的士兵在教会的鱼池里强行捕鱼，罗斯托夫教主教阿勒谢尼（Арсений）悲哀地给国务大臣别斯图热夫—柳明（Бестужев-Рюмин）写信，抱怨有人抢走了教堂所有的鸡。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2年7月16日颁布法令废除了彼得三世禁止建立家庭教会的法令，归还了教会的地产，但同时提高了教会农民的人头税到1卢布，50戈比返还教会，50戈比给慈善机构。另外她让教会农民自己选择划归国家管理还是留在教会土地之上。

在教会土地的去留问题上，东正教会高层神职人中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文化偏见导致意见不一。以诺夫哥罗德都主教德米特里（谢切诺夫）［Димитрий（Сеченов）］为首的俄罗斯的宗教领袖们认为土地是教会的一大负担，愿意将土地交给国家或军队管理。但是出身于波兰贵族的乌克兰主教却坚决反对将教会土地收归国有，他们捍卫土地如同捍卫教会自由一样重要。^[1]诺夫哥罗德都主教的做法极为善解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意思，女皇在给伏尔泰的信中称赞：“他不是迫害狂，也不是幻想狂。他讨厌两个权力的思想”，^[2]这里说的两个权力是指政府和教会。诺夫哥罗德都主教之所以极力支持政府的改革，还是由于数万农民抱怨他支持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变上台。德米特里都主教建议组织世俗和教会人员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讨论说明教会需要每个农民收取50戈比的税费。1762年8月12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法令，宣布暂时将教会土地回归教会管辖之下。这个法令在政府内部此起争议，别斯图热夫—柳明表示赞同，帕宁即认为教会土地应该由国家管辖。1762年9月29日，混合委员会召开。教会方面参加者有：诺夫哥罗德都主教德米特里（谢切诺夫）、圣彼得堡大主教加夫里尔（克列明尼茨基）［Гавриил（Кременецкий）］、佩列雅斯拉夫—扎列斯基主教西里维斯特（斯塔罗果茨基）［Сильвестр（Старогодский）］，反对教会土地世俗化的教会领袖没有前来参加。政府方面参加者有：瓦隆佐夫伯爵（И.Л.Воронцов）、库拉金公爵（Б.А.Куракин）、加加林公爵（С.Гагарин）、圣主教会公会副检察长卡兹洛夫斯基公爵（А.С.Козловский）以及枢密官和科学院院长杰普洛夫（ Г.Н.Теплов）。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会议上表示遵从上帝是国家财富的基础，可惜大多数的教士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因此也无法成为人民的楷模。

1763年初，罗斯托夫都主教阿勒谢辛（马切耶维奇）［Арсений（Мацеевич）］表示反对教会土地世俗化，他本人是乌克兰当地人，拥有农奴16340人，他是政府政策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他认为教会拥有地产和农民不是为了世俗需要，而是为宗教和精神需要，并且直接来自于信徒。1763年3月6日，阿勒谢辛都主教向圣主教公会提出自己反对教会土地世俗化的意见。他提醒圣主教公会，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登基之际许诺保护东正教，他暗讽女皇言行不一。他针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建议给予反驳，认为教士不应该学习哲学、神学、数学和天文学，他们只应该学习上帝的语言。他强调如果教会失去地产也即教士们失去生活来源，那么教士们不再是人民的牧师，而是变成了每天必须为一块面包而奔波的生活奴隶。阿勒谢辛都主教的主张实际上是坚持教会作为精神堡垒独立于国家和政府的权利。^[3]3月15日，阿勒谢辛都主教再次给圣主教公夫写信，表示：“我们这里不是英国，为了钱是唯一的生活的目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教会依赖农民生存，根本谈不上教会的崇高了。”他还指责圣主教公会和教会其他的领袖们是“只会看，不会叫的走狗”，这遭到了莫斯科大主教的反击。^[4]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视察顿河和罗斯托夫时曾与阿勒谢辛都主教交谈，这位主教认为自己的影响力可以使女皇改变政策。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彼得一世以来政府的教会土地世俗化政策得到了贵族和国家官员的支持。1763年3月16日，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将阿勒谢辛都主教逮捕，捆绑在马车上，送至莫斯科法庭。4月1日开庭审判，尽管阿勒谢辛在法庭上声明自己从来不敢冒犯女皇的龙颜，但他仍然被剥夺教职并囚禁于一个遥远的修道院，在那里被收走任何纸张或墨水，不允许写作，并且要处于严格的监禁之下。阿勒谢辛最后死于1771年莫斯科的“瘟疫暴动”。

1764年2月26日，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教会土地世俗化法令，它成为未来的教会和修道院设置的基础。法令宣布原属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以及土地之上的农民均划归国家管理，由国家每年按照补偿原则给予教会和修道院经费。原有的26个教区根据国家给予的费用划分为2类。划入第一类的只有诺夫哥罗德、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每年相应获得国家经费11031卢布、15000卢布和 7510卢布。8个教区被划入第二类，每年获得国家经费5500卢布。15个教区被入第三类，每年获得国家经费 4232卢布。一些教区由于统一国家经费政策而受益，特维尔教区一年获得的国家经费不是1200卢布，而是5500卢布，而乌斯久教区（Устюжская епархия）获得的国家经费从 926卢布上升到4323卢布。^[5]

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也被划分三类。一些很小而贫困无法生存的修道院被合并或转为教区教堂。原有的572座男修道院只剩下161座。四座修道院被划分为第一类：大特罗依兹—谢尔基耶夫修道院（великий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си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每年获得国家经费10070卢布，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Александро-Нев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每年获得国家经费15000卢布，诺夫哥罗德的索菲亚修道院（Софий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每年获得国家经费11031卢布，莫斯科的牧首院（Патриарший двор）获得国家经费7510卢布。15座修道院每年获得了2017卢布的国家经费，41座修道院每年获得1311卢布的国家经费，100座修道院每年获得806卢布的国家经费。 219座女修道院保留67座，同样被划分为三类。4座女修道院每年获得1009至 1506卢布的国家经费， 18座女修道院每年获得475卢布的国家经费，45座女修道院每年获得375卢布的国家经费。^[6]此外，俄国还修订了给东正教的官方管理机构——圣主教公会的待遇，给予大主教每年经费2000卢布，给予神父每年经费是600卢布，每年给予教会管理机构的日常经费为25 082卢布。

这项法令还涉及原属教会或修道院管辖下的赏赐土地，那大多是鱼塘或水池，因此没有农民。修道院免除安置受伤军官和士兵的责任，理由是无钱来支付这项开支。但是在每个教区的修道院仍然要设置慈善院，收容人数不等，每人国家每年支付5卢布，全俄26个教区共设慈善院705个，国家支付经费共计3825卢布，经济由经济院支付。教会从此失去经济特权，无权经营农业和手工业，100万原教会农民转为国家农民。在失去经济和金融来源之后，东正教会和各级神职人员就完全依赖于国家财政支持。教会土地收归国家后，当年（1764年）国家从原教会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就达到1366299卢布，从这个数目中国家支付给教会的经费在1764—1768年起大约是462868卢布。与此同时，国家从教会土地上获得的收入1784年达到3647000卢布。国家给予教会的赏赐也从1782年的 54万卢布增长到1782年的71万卢布以及1792年的82万卢布，即使是1796年，国家仍然赏赐给教会11万卢布。^[7]很明显，国家从教会土地世俗化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收益。

神职阶层（духовное сословие）是俄国古老的社会阶层，18世纪以前几乎全部由希腊教会和拜占庭教会派来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充任，彼得一世改革后俄罗斯人出身的神职人士才逐渐多起来。神职人士享有众多的特权，他们免除人头税和服兵役。

神职阶层分为黑神阶（черн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又称为“修道院教士”（монашествующее）和白神阶（бел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又称为“教区教士”（приходскоедуховенство），后者在受戒之前可以结婚。修道院教士占全部神职人员的10%，但他们是教会的上层，主教（Епископ）从修道院教士中产生。教区教士晋升最高教阶不能超过大司祭（Протоиерей）。教区教士的身份不能继承，不能作为社会等级，但是在神职人员补充方面具有优先甚至是唯一的权利。到18世纪初，修道院教士（黑神阶）已经具有了社会等级的特点：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拥有教会地产；拥有优先的神职继承权。

最初教区教士对所有俄国阶层开放，但是到18世纪教区教士变成了封闭的阶层，其他社会阶层和背景的人士很难加入到白神阶之中。教区或教堂神职一旦出现空缺，即由本教区神职人员家庭的子弟予以补充，他们在短暂的学习之后立即就可以得到主教的祝福和任职。而农民文化水平很低，识字率在3%，他们无数胜任神职人员的责任。贵族拥有较高文化水平，但是他们不屑于从事清贫寒苦的神职工作。再者，教区和村社的农民必须承担人头税和其他徭役，如果从自己人中间选出神职人员就意味着他们要分担被选出者的税役负担。如果选举外边的人担任神职人员，就意味着要在村社为他安排住处以及其他必需生活必需物品。国家出于对神职人员队伍无限制扩大的担忧而支持从神职人员子弟中选择从业人员，而神职人员家庭也愿意让他们的子弟和养子继承教职，这样就可以继续免除人头税和服兵役的压力。此外，17世纪中期的尼康改革之后，出现了大量的不公开的分裂教徒，政府担心这类人从事教职将为国家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国家和教会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都主张禁止其他社会阶层进入神职阶层。^[9]但是由于教区教士可以结婚，婚后所生子女的人数时间一长自然要超过政府和教会想要控制的数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定期进行注册，将教区教士子弟未从事神职的人划入国家纳税行列。1736年安娜女皇颁布法令，接受从事神职的子弟从事军职。

教区教士文化水平很低，教士中识字率并不高，尤其是在19世纪以前。教区教士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主持教区信徒的出生、婚配、安息、命名等仪式的收入是教士们主要的生活资金的来源，此外还有信徒自愿贡献给教堂的食品和生活用品。每个教堂都有一块面积不等的土地，这些低级教士们要像农民一样耕耘土地和收获庄稼。18世纪蔓延俄国的欧洲习俗和文化，扩大了教士和贵族之间的差距。教士不能像地主贵族那样将自己视为农民的“老爷”，这也影响到地主对待自己农民的态度。彼得一世的宗教改革试图使教士脱离土地和主持宗教仪式的收入，目的在于提高教士的道德和精神水平，但是收效不大，事实上，教士们的道德和精神水平未见多大的提高。

彼得一世在18世纪初的宗教改革中就确定了教区教士的配额，试图借此固定神职人员的队伍。规定中每100—150家的村社设1名教士，200—150家的村社设2名教士，250—100家的村社设3名教士，配以相应数量的神父和未受戒的神职人员，如教堂司事、圣器保管员和执事等。到1764年，神职阶层（包括定期司铎、执事和教堂服务人员，不包括其家属）共计67111人，他们服务于全俄的15671座教堂和一些家庭教会。^[10]

1774年圣主教公会应枢密院的指示颁布法令规定禁止纳税阶层进入神职人员行列，禁止教士退出神职人员行列，每个教区和教堂的神职人员及名额必须固定。在18世纪40年代还有3%的教士出身于世俗家庭，到18世纪80年代这样身份的教士仅剩下0.8%。^[11]1797年圣主教公会通过法令取消教民集体选举制，司祭去世后，主教通常从其子女中任命继承人，如无儿子，而由其女儿继承，如女儿出嫁，则由其丈夫继承。如果女儿年龄太小无法视事，就由其家族临时推举一人代理司祭职责，待女儿长大或嫁人后再由其本人或丈夫接任。这表明，神职人员队伍几乎完全对世俗阶层封闭，从事神职成为神职家庭子弟的特权，这使这一职业具有了社会等级的最大特点。

神职人员自18世纪初开始拥有了司法特权。教士犯罪一般不由世俗法庭审理，而由圣主教公会受理。从1735年开始，世俗法庭审查神职人员与世俗人士法律纠纷时，必须邀请圣主教公会的代表在场。

神职人员在获得特权之后，其等级意识也很快表现出来。大主教吉洪（ТихонЗадонский）曾经回忆，自己幼时担任教堂执事的父亲去世，母亲无力抚养他，准备将其送给马车夫当养子。他继任执事的哥哥恳求母亲：“你要把弟弟送到哪儿？要知道你是把他送给一个车夫，他长大后就会成为车夫，我不想让弟弟成车夫，让我去讨饭吧，不要把弟弟送给车夫，我会尽全力让他接受教育，这样他就会成为某个教堂的执事或圣堂工友了。”^[12]

此外，在彼得一世废除东正教会牧首制之后，圣主教会公就成为国家管理东正教会的官方机构，同时也是东正教会自我管理的机构，它在针对全国神职人员的教堂编制方面，在新的主教、祭司和其他神职人员的选举方面，在神职人员的品德和业绩考查方面、神职人员犯罪审查方面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它建立了一套集宗教性、行政性和司法性职能为一体的官僚体制，甚至成为沙皇独裁专制制度之下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小社会。到18世纪初，神职阶层具有了等级社会的所有特征，成为居贵族之后的社会第二个拥有政治自由特权的阶层，即：1.中央的圣主教公会和地方的宗教裁判所成为神职阶层特有的等级自治代表机构。2.各级神职人员免除一切国家赋税和徭役，免除军事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司法惩罚。

[1] КарташовА.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йцеркви.Париж.1959.Т.II.c.449.

[2] Smotitsch I.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Kirche,1700—1917.Leyden,1964.S.709—710.

[3] КарташовА.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йцеркви.Париж.1959.Т.II.С.460;БильбасовВ.А.ИсторияЕкатериныII.Т.И.c.261;СоддатовГ.М.АрсенийМациевич,митрополитРостовский（1706—1772）.St.Paul,Minnesota,1971.С.112—120.:ИконникоеВ.С.АрсенийМаиеевич:Историк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очерк//PC.1879.№4,5,c.8—10.

[4] СолдатовГ.М.АрсенийМациевич,митрополитРостовский（1706—1772）.St.Paul,Minnesota,1971.c.120—123.

[5] 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законов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Т.XVI.№11814,12мая1763г.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Т.XVI.№12060,26февраля1764г.;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законов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Книгаштатов.Т.XL11I.Ч.III.

[6] 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законов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Т.XV.№12060;Т.XV1I1.Ч111;Т.XVI.N.12121.31марта1764г.

[7] ЧечулинД.Н.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ихфинансоввцарствованиеЕкатериныⅡ.СПб.,1906.С.138—139,315—316.

[8] РГИА（Россий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Ф.документысинод.ОП.18（1783г），Д.275.ОП.64（1783г）.Д.275.

[9] Freeze G.L.The Russian Levites.Parish Clerg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0] Smotitsch I.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Kirche,1700—1917.Leyden,1964.S.709—710.

[11] Freeze G.L.The Russian Levities:parish clerg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96,198,200.

[12] ЛебедевА.А.СвятительТихонЗадонскийивсейРоссиичудотворец（егожизнь,писаниеи прославление）.СПб.,1896.с.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