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意识形态的确立与新主体的生成

第一节
“身份的政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如诗人胡风所说，“时间开始了”，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忘不了的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下午三时，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这句宏亮的声音立即传遍全世界，传遍全国，传到国内大小城市村镇的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听到这千载难逢、令人兴奋的消息，人人欢欣鼓舞。中国人民现在站起来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同是一个北京城，从此它再也不给人一片灰色的印象；处处都好像开了花，处处洋溢着光和爱。胡同里一个挨着一个的住户再也不会引起一种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不可知的命运来敲他们的门的感觉了。^[1]

对于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来说，时代的变革给诗人冯至带来的直观印象和感受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这不仅意味着旧政权的结束，还意味着崭新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理念的确立，进而使得历经苦难沧桑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生活方式、心灵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这是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对马克思剖析历史事件之“惊人天才”的赞扬。这句赞扬同样适用于毛泽东。由马克思提出并且在《法兰西内战》中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被天才地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3]

对于饱经磨难的中国以及如同蝼蚁一般默默生死的底层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宣告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语境。按照他的这一表述，一个合乎自然的逻辑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即将建立，这个社会的主体不可能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可能再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而只能是无产阶级及其新的表现形态——工农兵，这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的应有之义。从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以工农兵的身份走上新的历史舞台并享有无上的荣耀。

按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必须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新生的国家政权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表述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中国社会的“老大哥”。但是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由于现代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与其他阶层相比，产业工人队伍规模较小，在中国革命的大舞台上发言权有限。尽管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在理论表达上总是离不开“工人阶级”，但是在实践上却走向了广阔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史上，农村包围城市是一条给中国革命带来成功的路线，这一独创性的路线表明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力量不是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在建国后的发展与壮大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1949年以后，新生的国家政权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工人身份联系着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也联系着新生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在政治待遇以及物质利益的分享上，工人阶级也明显超过其他阶级阶层。建国后的一切宣传机器，都给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工人身份在入党、入团、升学、就业等方面享有更多的优惠待遇，甚至也是青年人选择对象的一个重要标准。

传统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社会，农民作为一个古老的阶级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依靠力量。全国解放后，农民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先是摆脱了几千年封建地主的剥削与压迫，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成了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民。后来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发动了合作化运动，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把农民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在“大跃进”时期，我国农村逐渐形成新的经济管理体制——人民公社制，合作化农民相应地转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农民也往往被意识形态性更强的一个词——“贫下中农”所代替。^[4]1955年9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文件，标题是《农村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员团员和贫农下中农》，此后，“贫下中农”这个词在各种宣传媒体上频繁出现，“文革”时期达到顶峰。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领导阶级为什么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农民阶级呢？这样的争论当时就存在，其中最主流的表述是：农民不能成为革命与建设的领导阶级，因为农民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它只能与工人阶级结成“工农联盟”，这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在1950年代，无论是在官方的理论表述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并不仅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这一职业，而更多的是一种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劳动人民最光荣”“贫下中农最光荣”，这样的口号比比皆是。尽管在物质利益的享有上农民阶级居于其他阶级阶层之下，但是在政治身份上仅次于工人阶级。当时有一首儿童歌曲这样唱道：“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从少年儿童的理想抱负可见农民在整个社会阶层中的地位与身份。

士兵是穿了军装的农民，自从战争年代就被称为人民解放军。它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依靠力量，肩负着中国革命的使命，同时被赋予非常鲜明的象征意义。建国之后，“解放”一词经常特指中国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这一事件。^[5]人民解放军作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主体，是最能在集体意义上体现“新人”的军队，在五六十年代享有无上光荣的同时也对全社会具有示范意义。

“工农兵”作为工人、农民与士兵的合称，早在大革命时期即已出现。随着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劳工神圣”的理念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利用日本学堂乐歌《学生宿舍的旧吊桶》重新填词并赋予全新意义的著名革命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首句即为“工农兵联合起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地进行武装割据，成立苏区，“工农兵”一词被频繁使用，如“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等在各地出现。1930年，在南方开展革命的红八军曾经创办《工农兵》报开展革命宣传。“工农兵”一词在国统区也常被左派人士使用，有时还加上学生、商人，形成“工农兵学商”这样的简称，1936年诗人周钢鸣和作曲家孙慎联合创作《救亡进行曲》，首句即为“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成为覆盖全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农兵”作为新生共和国无产阶级新的表现形态，是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赋予底层民众的象征性的政治命名。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习惯表达，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是生命极为卑微、无力把握自我命运的底层，而是代表着一种阶级身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了“翻身”，成为掌握话语权的国家主人，是新政权的基础。在建国后多次的政治运动中，这三个阶层被认为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具有革命性、先进性的阶层。在新中国拍摄的电影片头、年画挂历甚至人民币上都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三个人物形象的组合。工人是领头的，他们的形象大都是钢铁工人，手握钢钎，帽子上有一副墨镜；农民形象也比较固定，他们紧跟在工人身后，或者手拿镰刀，或者怀抱麦穗；解放军则站在后面，手握冲锋枪或者肩背带刺刀的步枪。尽管他们的形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但是这三个人物的经典组合是不变的。1964年，毛泽东发布一项指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掀起新一轮的学习工农兵的热潮。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宣传中，“工农兵”作为正面褒扬的角色出现，和“地富反坏右”形成对立。^[6]

在新中国的“十七年”时期，除了上述无产阶级及其具体表现工农兵之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依然存在，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便自行消亡了。小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他们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论述。

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主人”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历史学家范文澜在1950年代初就提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论题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得到贯彻。^[7]对劳动人民身份的标举，不仅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中心工作，也是文学艺术要完成的社会想象。在这一想象中，工农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的主人公，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角。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许诺，而且确确实实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东北侧的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改名为劳动人民文化宫。昔日戒备森严的宫廷圣地，现在变成了劳动人民从事文化生活的地方。作家赵树理有诗题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如今数谁大？工人众弟兄。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当家做主人不仅仅意味着有吃有穿，更重要的是获得作为人的尊严。从被侮辱被损害的奴隶到翻身做主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带来的翻身不仅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社会主义挑战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的等级制度。

“而另一方面，在当时识字率普遍低下的中国，仅仅依靠‘公民’这一概念，显然无法完成动员中国广大的下层人民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参与，只有借助于‘主人’这一概念，才可能真正形成一种参与性的现代政治。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迫切需要的，正是整个社会，包括下层社会的全力参与。”^[8]1959年10月26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接见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时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9]掏粪工和国家主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里凸现的平等观念不仅仅是现实的政治策略——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也唤起一种关于主人的“尊严”意识。不仅仅是下层人民享有和国家主席一样的主人意识和尊严，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官僚、战犯、军阀、妓女也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人，融入“主人”的行列。1960年代初，当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从选民小组长手里拿到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时曾这样说：“这对我来说，把故宫里所有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珍贵。……从那一瞬间，我开始觉得我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可以说我这是第四次当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而且他在融入普通劳动人民的过程中，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做人的价值，重新找到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乐。“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应该为了什么而生活，懂得了什么叫真理和正义。”“真理和正义对于我，正如阳光对于生命一样，才成了有意义的。”^[10]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旧中国历次禁娼失败而导致的数量空前庞大、性病蔓延严重的妓女群落，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短短几年就将妓女全部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全世界没有先例”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根绝妓女现象的成功经验在于：“当妓女作为特殊的被压迫阶层被纳入到阶级斗争的理论体系中去之后，国家主动介入的‘改造’落实到妓女身上，就并不是消灭，而是一种‘革命’与‘人道主义’的有机结合的‘救助’；这种‘救助’既体现为使妓女摆脱生存困境，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以主体性的唤醒与重构为依归，重塑其精神世界，诞生出既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又具有主人翁感觉的新人。”^[11]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作为与1950年代妓女改造同步的典型文本《小巷深处》，其主人公徐文霞“最大的幸福就是在阳光下抬着头做个正直的人”的意义，对于徐文霞来说，崭新的世界“阳光”普照，“抬着头”这一姿态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经典新中国表述的一种具体体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尊严的“人”的形象。“主人”这个概念所产生的巨大的政治能量以及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在新的社会实践和想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使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和叙事获得了强大的道义基础。向来如草如芥、默默生死的底层民众，作为一个弱势的社会实体，充其量以被损害者和被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在五四以来的启蒙视野中。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人民当家做主，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更进一步，当普通民众原本卑微的生死与某个长远而崇高的目标联系时，此中激发的政治热情与能量能使个体克服自身的局限走向自我的超越，在新的革命实践中脱胎换骨，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的一般历史进程分为“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身解放”这样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人自身的解放是比阶级政治、经济社会解放更高的阶段，按照这一表述，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并不只是建立新社会，也要塑造新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通过精神的自我超越所升华、以无私为最根本特征的集体人格从工农兵各条战线上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罗盛教、黄继光、高玉宝、王进喜、雷锋、黄宝妹、焦裕禄等等，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一个时代的楷模与表征，也是那个时代政治激情的产物。“新人”的普遍特征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政治上绝对忠诚，富有钢铁一样坚强的意志和献身精神，在灵魂深处认同集体主义意识并且坚决摈弃个人意识。就像斯大林在悼念列宁时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12]。即使在和平年代，这些社会主义新人依然能保持战斗精神，不被腐朽思想腐蚀，而且相信精神力量能创造物质奇迹，其事迹遍布于报刊、舞台、电台、电影、文学读物，成为这一时期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在五六十年代，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宣传共产主义精神、塑造各类工农兵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苏联小说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根据自身的革命经历创作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当时家喻户晓，保尔·柯察金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忠于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再到双目失明却坚强不屈创作小说，成为一块坚强“钢铁”的故事阐明了小说的主题：革命者怎样在斗争中百炼成钢，成为共产主义新人。小说的广泛流传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与榜样力量是无穷的，生在新社会的青少年没有人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他们都会背诵这样的格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作品的主人公成为现实生活中青年人的楷模，人的一生应当像他那样，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无独有偶，新中国也涌现出自己的保尔·柯察金，著名的军工专家吴运铎在军火研制过程中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身负100多处伤，但他坚持工作，拖着伤残的身体写作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发行达500万册，被翻译成俄、英、日多种文字，成为那个时代人民精神生活的最好阐释。战士作家高玉宝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把奥斯特洛夫斯基作为自己的榜样。他曾经这样表达自己刚开始写作时的心理：“我想，人家是个瞎子都能写书出书，我们一个睁眼的，虽然没有文化，慢慢学着写，总是比瞎子好得多吧。我下定决心，非把书写出来不可。”^[13]建国后，很多写作行为的发生，都受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精神的影响。

在五六十年代，响应号召、舍生取义、集体主义、奉献意识、牺牲精神等被激发出来，同时也激发出文学想象，它们纠缠在一起，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政治激情，哪些是文学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是政治给予文学过多的关注，而是政治与文学彼此已经没有了界限。这种理解是考察社会主义文学“生产装置”的一个绝佳视角，也是本书着重探讨的一个方面。

然而，这也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主体的无限膨胀所带来的叙事问题。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民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中国人民的主体性无限张扬。这一无限膨胀的主体通过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呢？我们不难从“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这类豪言壮语中感受到。

[1] 冯至：《〈西郊集〉后记》，作家出版社，1958年。

[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80页。

[3] 同上。

[4]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这里谈一个社员成分问题。我以为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1）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 这是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下中农”这个词。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76页。

[5] 1949年初，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成员的青年王蒙，在自传中回忆自己参与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情境：“街头宣传热闹非凡、鼓锣喧天……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我们给围观的市民演讲。我相信，跳舞与唱歌一样，也是属于革命属于共产党的，国民党的时候，只有阔太太与不正经的女人跳交际舞，而共产党发动了全民跳舞，多么动人！一次我讲什么叫解放，我说，原来人民被捆绑着，现在，共产党把人民身上的绳索解开了，原来人民被反动派监禁着，现在我们放出来了，这就是解放！听众为我的话鼓掌欢呼叫好起来。”见《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6] “工农兵”这种显要的政治身份及其附着的闪耀光环，并没有长时间持续下去。19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政治运动停止，阶级斗争不再被人提及，整个国家转向经济建设，“工农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该词的使用频率也大幅降低。

[7]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范文澜撰写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修订工作中列为第一项的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他明确地说：“本书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把旧类型旧历史的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给否定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10页。

[8] 蔡翔：《“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热风学术》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 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等联合编著：《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

[10]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1] 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12]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2页。

[13] 高玉宝：《我是怎样学习文化和学习写作的》（代序），《高玉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