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建立的政党，从建党开始，就表现出了与国民党不同的思路。

一是对工农大众的倚重。与国民党由上层社会精英主导革命的思路不同，中国共产党把革命的动员对象定位于下层工农大众。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对工农大众的倚重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但也因此在党内催生了蔑视知识分子价值的思想意识，在严重时甚至出现了“反智主义”的倾向。对知识分子“革命性”的焦虑和不信任，几乎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整个的革命历史进程。

二是对文化（文艺）的重视和自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心目中，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文化（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文化（文艺）战线是与军事战线居于同等重要地位的方面。在延安时期就有“笔杆子”和“枪杆子”、“鲁总司令”和“朱总司令”并列的形象说法。^[1]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样表述的：“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各样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2]

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种新的人民的文化正在形成。1944年10月30日，在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仍然大声疾呼：“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4]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与自觉，始终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战略任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这一点来说，当时中国任何一派政治力量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一策略在建国后得到更加自觉的延续与追求。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才能顺理成章地理解《讲话》的精神。《讲话》代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文化理想，确立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尽管在《讲话》中，毛泽东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也视为“人民大众”，是文艺服务的对象，但是通篇细读《讲话》，会发现大量篇幅是站在工农兵立场上对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批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后，好像是怕人曲解似的，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主要的基础是什么？是工农兵。要不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呢？需要的，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在工农兵。”^[5]毛泽东对“工农兵”的强调和重视构成了《讲话》的核心议题，尽管《讲话》在内容上以文艺为题，但阐发的思想对中国革命文化的走向有深远的影响，并深刻参与了未来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讲话》发表之后，郭沫若曾发表谈话，认为《讲话》“有经有权”，毛泽东很欣赏这个说法。^[6]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属于“经”的部分，是经常之道理，是普遍应遵循的规律。

由《讲话》确立的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作为共产党人对文化的现实期待和致力追寻的目标，是在1930年代初“文艺大众化”讨论基础上奠定的以工农大众为本位的现代文艺思想。在《讲话》中，毛泽东对“工农兵方向”的相关论述，应该从以下三个向度来理解。

第一，把工农兵作为文学的接受主体以及文艺作品意义生成的决定因素。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列宁在1905年就已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讲话》的表述体系中，毛泽东将之概述为“工农兵”。在根据地，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式方法问题，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普及是面向工农兵普及，提高是向工农兵提高，普及与提高要根据工农兵的实际水准和实际需要来进行，不能总是“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口，手，刀，牛，羊’”。同时，毛泽东更是把接受主体置于决定文艺作品的价值意义的地位。“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熟悉自己作品的接受者，按照接受对象的实际需要从事自己的劳动，否则“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创作时要看自己的服务对象，不论是文艺工作还是宣传工作，这一点都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长久策略。在《讲话》之前，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ㄣ—”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人彡]”字。

毛泽东进而批评那位写作的同志，引申出共产党的宣传策略：

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作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

毛泽东的话掷地有声，做宣传工作不看对象的行为被他视为“党八股”之一，这是他一生都深恶痛绝的行为。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文学、文艺乃至宣传工作的服务对象是工农兵，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对象，焉能无的放矢、不予重视？毛泽东对接受主体的重视与西方的接受美学对读者的强调有相同之处。只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对接受主体的重视和他的政治理念相连，有更现实的政治策略。

第二，把工农兵作为文艺创作的对象主体。文艺作品的表现对象是劳动人民还是达官贵人，事关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品质特征。中国传统文艺里普遍存在着鄙视劳动人民的倾向。对于谙熟中国传统文艺的毛泽东来说，他早在童年时期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时说，早年读中国旧小说时，“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7]。童年的阅读经历传达的是一种深刻的心灵体验。毛泽东很容易把这种个体体验和一个群体的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以往的旧文学的主角和表现对象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现在要“颠倒过来”。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观看新编平剧《逼上梁山》后的激动心情。1944年1月9日夜，他给中央党校杨绍萱、齐燕铭写信，称赞并感谢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信中这样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然成风，推向全国去。”^[8]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延安文化人“到民间去”，不仅在思想感情上而且在行动上与工农打成一片，创作出了一系列以工农大众为表现对象的作品。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第二日凌晨，毛泽东阅读了以后，立即给两位作者写信：“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9]这种“新写作作风”，就是写工农兵。丁玲的“新写作作风”在延安作家中不仅具有代表性，也具有示范意义。在后来的文艺工作干部会上，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到《田保霖》，还说，作家要去写工农，丁玲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

第三，把工农兵作为文艺的创作主体。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把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理解为知识分子作家经过思想改造，站在工农兵立场上创造表现工农兵、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的文学。这种理解当然是合理的，但不合乎毛泽东本人的文学理想。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他对“工农兵文学”由知识分子作家来实现有很大的保留和不信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知识分子作家的出身、所受的教育、与工农生活的距离，都促使他们“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他对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从这样的判断出发，毛泽东虽然把知识分子作家世界观的改造、立足点的转移、深入工农兵生活作为解决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关键问题提出来，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更高的文学与文化理想，还是重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特别是直接从工人、农民中培养作家。在他对于文学的想象中，由工农兵之手直接创造出的文学才是真正的“工农兵文学”。

毛泽东对这种文学心向往之，并且在延安时期不止一次地表示过类似的观点。1938年4月，在鲁迅艺术学院作的关于怎样做艺术家的演讲中，他说：“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词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10]从这里不难看出他是发挥了鲁迅在《门外文谈》中的观点。毛泽东还多次谈到，工农干部如果认字多一点，写起文章来不会比鲁迅差，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土包子的文章有鱼，有肉，有鸡子，因为他们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而大学生什么也没有做过，所以写得都是水，至多不过是小米稀饭（1938年5月9日在军委直属队“五一”运动大会总结会上的演讲）。毛泽东甚至认为不经过专门的文化训练的人也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家。他经常引用高尔基的例子，说高尔基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博士”，但他连小学都没有进过，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的演讲）。高尔基在社会上做事，在工作中学习，这样学了几十年，就变成了世界第一的文学家。中国的大学教授如胡适这样的人，文章也没有高尔基写得高明（1939年8月29日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的演讲）。^[11]后来，陕甘宁边区果然出现了一位工农出身的诗人——孙万福^[12]。孙万福是一位劳动英雄。据报载，在毛泽东接见十七位劳动英雄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老英雄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主席，用两只手紧紧地抱住毛主席的肩膀，沾着口沫的胡须因兴奋而有些颤动，他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他越说越激动，并且即兴编唱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与会者都惊喜万分。毛泽东拍着肩膀问他是不是个秀才，孙万福回答说：“我一字不识。”毛泽东对这个农民诗人的天才和气质大为惊叹。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亲自拜访了孙万福，孙万福即席为周扬吟诵了5首诗歌。^[13]周扬称颂他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比某些职业的朗诵诗人还高明。孙万福的诗歌在《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后，在延安文艺界引起轰动。周扬写了一篇文章《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文章说：“和别的劳动英雄没有两样，他的讲话是简单明白的，句句充满了对劳动的喜悦、集体的关心，对旧社会的仇恨，对革命、对自己领袖的信念和忠诚。这些正是所有劳动英雄的共同的思想、情绪，共同的语言。孙万福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在他更善于将这些思想和情绪化为生动活泼的、带有丰富色彩的语言，不但个别的句子带有诗意，而且通篇带有诗的结构和风格。”“他时常在诗句里使用着一些成语、形象的比喻，使旧的成语获得了新的生命。他自己创作的押韵的句子，都纯然是自然的节奏，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周扬认为他的诗是“真正老百姓的诗”。^[14]一个农民诗人的作品，得到周扬这么高的评价，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不言自明的是，毛泽东发表讲话的对象都是知识分子。他对工人农民创造自己文化或者文学的钟情来自于他对知识分子“阶级根性”的焦虑。这种焦虑在《讲话》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然而，一方面因为战时的环境需要一条文化战线，另一方面是他失落于工农兵由于文化水平的低下而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乏力，在战时的延安，还需要眼前这些文化人、知识分子并从中培养一种“新写作作风”，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毛泽东的文学理想并未失落，他一直持守着工农兵自己创作的文学理想，寄希望于获得政权以后从长计议。

[1] 1940年6月9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建院两周年纪念大会，前来祝贺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说：“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见1940年6月18日《新中华报》。据胡乔木回忆，在《讲话》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引言”，他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鲁总司令指的是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只是后来《讲话》正式发表时，才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47页。

[3]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11页。

[4] 同上书，第1012页。

[5] 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结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0页。

[6]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9页。

[7]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09页。

[8] 毛泽东：《致杨绍萱、齐燕铭》，《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8页。

[9] 毛泽东：《致丁玲、欧阳山》，《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10]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

[11] 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

[12] 孙万福（1883—1944），甘肃环县人，从小未读过书，但博闻强记，出口成章，在陕甘宁边区，是种粮能手，热心公益事业。1943年11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创作了很多赞扬领袖和边区美好生活的诗歌，受到周扬的推介和称赞，被称为“农民诗人”。其中代表作《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后来被贺敬之改编润色，广为流传。

[13]一

咱们劳动英雄来开会，/看了生产展览品，/延安的头一景。/咱们毛主席号召——/蟠龙卧虎高山顶；/高楼万丈从地起。/咱们劳动英雄回家，/个个心里喜。

二

咱们毛主席比如一个太阳。/比如东海上来一盆花，/照到咱们边区人民是一家。/比如空中过来一块金，/边区人民瞅到一条心。

——五首选二，见周扬《一个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6日。

[14] 周扬：《一个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