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1]

西柏坡——中共中央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颁布了第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制度；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新中国的建国方略……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自1947年5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至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迁移北平，这1年10个月的时间，我们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

一、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原本是有可能不出现的历史过程。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问题，成为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各派关注的焦点。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适时提出了和平建国的方针。这本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因为和平、民主、独立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首先，谋求和平停止战争，是国际环境中的主流。其中，美国为了保证其在亚洲的主宰地位，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极力扶持蒋介石政府统一中国，形成一个稳固的亲美政权。但它不主张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担心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府，在内战中失败甚或灭亡，为中共创造夺取政权的条件甚至影响美国的全球安排。所以，美国竭力支持在中国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争取民心，扩大政府的政治基础，逐渐削弱中共的力量和影响，最终确立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权。苏联也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同样力主中国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其国内建设的需要，在外交上寻求同美国达成某种妥协，以便使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大损失的苏联有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担心一旦中国打起内战，会引起美国出兵干涉，危及苏联的利益和安全。无论美苏出自何种目的和原因，但都希望中国走上和平的道路，这是国际环境中的主流。

其次，全中国人民经历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饱尝战乱之苦，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各民主党派和大后方的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国共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1945年10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提出：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国民主同盟要求“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2]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宗旨更加鲜明具体：彻底消灭内战，加强团结，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民主改革，经过政治协商会议，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总之，和平建国，成立联合政府，不仅是全国人民的主观要求，也是使中国成为独立自由富强国家的唯一可能的客观途径，这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中国共产党理智而客观地顺应历史发展要求，明确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中共和其他党派争得合法地位，为建立一个对外没有民族压迫、对内没有独裁统治的新中国奠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一方面是基于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是基于自身已具备了提出这一主张的主观条件，八年全国抗战，中共的地位和威望大为提高，使其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能够为全国人民接受，成为团结全国抗战力量的一面旗帜。所以，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成立正式的民主联合政府。将中国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中共的一贯主张。

抗战胜利初期，虽然蒋介石政府实行“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方针，企图独吞胜利果实，但尚不具备发动内战的能力。国民党的430万军队有一半以上远在大西南、大西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全面内战的准备，并且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矛盾甚多，因而也不得不公开声称“和平建国”，妄图用和平方式争得民心，解除中共武装，统一中国；退一步亦可作为准备内战的烟幕。所以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又摆出和谈的姿态，连发三封电报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目的就是企图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或“用软的一手把共产党吃掉”。

但总的形势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利于和平民主，而不利于内战独裁的，正如周恩来在1945年8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强调的，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战后国内外和平民主的进步力量远远超过了内战独裁的反动力量，举国上下人心思安厌战，向往团结统一，这是中共作出和平民主选择的基本依据。所以，中共决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以力促国内实现和平统一，组成新的联合政府。以后再逐渐将这一联合政府和平改造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府。这与直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体制相比虽然是一种弯路，但若果真能如此，于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是有利的，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其最终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但为避免战争给人民带来更大损失，中共宁可承认资产阶级的一个时期的领导，与国民党合作建国，足可见中共争取和平民主之真诚态度和求实精神。但国民党政府并没有遵守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事隔不久，便背信弃义，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再次陷入残酷战争的血与火之中。

历史终究没有满足善良人们的愿望，中共采用和平方式争取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也最终没有实现，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则因蒋介石集团的一意孤行，因其独裁专制的阶级本性，而被纳入到了新一轮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之中。

1947年3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进攻延安，以为只要一占领延安，就意味着摧毁了中共中央，就胜利在握了。毛泽东则采取诱敌深入、各个歼灭之作战方针，主动放弃延安。在转战陕北途中，于1947年5月委托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开展工作。从此，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开始逐步向西柏坡转移，至1948年5月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此地，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移北平，这1年零10个月便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西柏坡时期”。

西柏坡时期这个特定的阶段，不是历史的主动选择，而是历史的合力所造成的结果。如果蒋介石不为独吞胜利果实而发动内战，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如果国民党政府能从中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来决定行为策略……西柏坡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有可能不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程中。然而，历史的真实并不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任何偶然性的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性，正如黑格尔所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因为都有其发生和存在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客观地出现了，虽然仅仅1年零10个月，却书写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在这一时期，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行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进行了战略大反攻和战略大决战，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劣势向优势、由优势向胜势的转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既有战略决战的生死搏斗，又有摧毁旧政权、建设新政权的各种困难的挑战；既有夺取革命胜利的喜悦，又有实现工作重心由城市到农村转变的困惑。中国共产党取胜而不骄，处乱而不惊，立足于中国国情，清醒地把握住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科学地制定和及时调整战略策略，在推翻旧中国的同时，又构建出建立新中国的蓝图。“西柏坡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历史转折“辞旧迎新”的决定性环节。

二、西柏坡时期主要矛盾的特定表现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外国列强的入侵，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基本上能一致对外，国共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当蒋介石调转枪口直指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时，以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便上升为主要矛盾。整个人民解放战争进行的过程便是这一矛盾展开和解决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作为解放战争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其主要矛盾固然没有变，但其表现形式却具有了这一时期的特点。

第一，交织在一起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呈现出新变化。

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中日民族矛盾得到解决，虽然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降至次要地位，且与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以后，这一矛盾的交织与解放战争初期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确定了对华政策，将中国扶植为一个依附和亲近美国并能在远东发挥作用的强国，进而充当美国推行全球政策的亚洲警察和东方基地。这一政策正和蒋介石投靠美国、卖国独裁的政策不谋而合。所以战后美国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确立和巩固蒋介石的军事、政治统治地位上。1945年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东北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军只准向蒋介石投降。同时动用能够调动的所有海陆空运输力量，帮助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华北、华东，抢先占领南京、上海、北平等地。为了完成对战略要地的控制，美国军队甚至直接参与了对解放区的军事进犯和挑衅，还以大量的顾问团、军事物资、经济贷款等援助国民党政府。一面又派出总统特使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来华调解国共冲突，力图让国民党政府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美国的初衷是想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无条件地参与和服从蒋介石统一的政府，使美国以最经济的方式在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其客观效果却未能使美国“一厢情愿”，反而更助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气焰。

蒋介石自以为有美国做靠山，有恃无恐，置国民党政府的内忧外患于不顾，一意孤行，挑起战争。而美国方面则因在中国的战略利益面临危机，看到了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和经济上的困境，便减缓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即使蒋夫人宋美龄亲自赴美求援也未能奏效，因为蒋介石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令他们失望，美国人从来不做“赔本”的生意。1949年初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看到蒋介石败局已定，认为美国继续援蒋只能“适得其反”，便不顾蒋介石的乞怜，坚决主张停止向蒋政权运送“1948年援华法案”中的剩余军需品。此后，美国政府发表的对华政策白皮书，重申蒋政府失败是咎由自取，并非缺少美援，美国不负任何责任，公开宣告了美国将不再援蒋及其理由。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评论说：白皮书给蒋政权“钉上了最后一颗棺材钉”。这对视美援为救命稻草的国民党政府无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的展开，国民党的败势和共产党的胜势日益明显，美国对蒋介石的政治、军事支援日益降温，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织便呈现日益淡漠的趋势，这种敌我对立的矛盾变化特点无疑减少了共产党的压力，增强了斗争的主动性，加快了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崩溃速度，也加快了我们取得胜利的速度。

第二，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急剧转化。

内战爆发初期，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国民党军队在兵员数量和物力财力上占有着暂时优势，拥有430万兵力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远远超过人民解放军。他们统治着3亿人口以上的广大地区，控制了所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交通干线。他们不仅接收了日本100万侵华部队的全部装备，还有美国政府军事、经济上的大量援助。人民解放军则处于相对劣势，只有120多万人，武器装备极差，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没有重型武器，解放区仅1亿多人口，且还没有连成一片，土改刚刚开始，后方也不巩固，几乎没有外援物资。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然而，兵力和武器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3]

经过一年的作战，在中央工委到西柏坡以后，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7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部队装备亦获得较大改善，机动兵力增强。虽然国民党军队在总体上还占优势，但敌我双方相反方向的发展趋势日益扩大。到大决战前夕，国民党部队的正规军还剩下198万人，能够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70万人了，蒋介石政府政治上更加孤立，经济濒临完全崩溃，人心涣散，士兵厌战，已呈不堪一击之局面。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军，则增至149万人，敌我正规作战兵力之比由战争初期的3.5∶1变成了1.3∶1。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的作战，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从敌人手里缴获了大量现代化武器，学会了攻克大城市的攻坚战术，再加之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增强了纪律性和战斗力，更重要的是我们经过土改、整党及整军，有了巩固的后方，有全国的人民大众，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急剧转化，毛泽东、党中央在西柏坡的小土屋中审时度势，把握战机，组织指挥了三大战役，以高超的战争艺术和无畏的顽强精神，绘制了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从根本上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

第三，敌我矛盾总体解决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是以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矛盾总体解决的阶段。这一敌我之间矛盾的对抗性质决定了矛盾的解决形式必然采取剧烈冲突的方式即军事战争，其结局是革命的阶级消灭反动的阶级。在西柏坡时期，这一矛盾以出人意料的快速得到基本解决。

蒋介石集团的被消灭是历史的必然。共产党的军队在西柏坡时期所以能打败蒋介石，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结果。蒋介石政府代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这种代表旧生产关系的阶级势力必然要被代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联盟所代替，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再从蒋介石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基础来说，它只代表占中国人口不到10%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遭到占全国90%以上的各被压迫阶级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性质及其结局的关键因素，蒋介石集团挑起反革命内战的非正义性质，决定了它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必陷于灭顶之灾，因此，蒋介石集团就必然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走向失败。

西柏坡时期，是敌我力量彼此消长由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在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退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战略反攻，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成为蒋介石集团走向灭亡的转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4]继之，我们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将亿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调动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使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再加之党中央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使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从战略反攻到战略决战，到1949年初便消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我军遵照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乘胜进击，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课题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是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起始于井冈山，终止于西柏坡。西柏坡时期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转折环节。毛泽东曾形象地把解放战争分为“我们‘上坡’，‘到顶’和‘传檄而定’，‘下坡’”两段，前一段是我们打的占了优势，后一段是我们在优势情况下迅速发展，夺取全国胜利，实现中国社会的伟大历史转折。置身于这样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特殊的使命，面临着全新的历史课题。

第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大反攻后，战争形势疾速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到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果敢地抓住已经到来的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因势利导，运筹帷幄，在西柏坡连续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8年底，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淮海、平津两大战役正在顺利进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连遭重创，已面临全部被消灭，它在战略上的战线已全部瓦解，不仅在长江以北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组织不起系统的防御力量了。只要人民解放军按照党中央的既定作战方针继续进击，便可消灭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彻底摧毁蒋介石政府的国家机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是胜利在握了。蒋介石政府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还试图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一面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继续顽抗，一面玩弄新的“和谈”阴谋，以争得喘息时间，适时卷土重来，便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与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其“和谈”的前提却是保存国民党自己制造并承认的“宪法”，保存其所谓“法统”“国军”等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根本不是实现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一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也竭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解放战争“立即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

在这种形势下，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是坚决彻底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还是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欺骗，使革命就此止步？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严峻考验。

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和决策是理智的。毛泽东于1948年12月30日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5]毛泽东指出，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发生着新的变化，中国的反动派已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6]同时对外宣布，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毛泽东的新年献词，揭露了蒋介石制造的“和平”骗局，为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向江南进军作了思想动员，坚定了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念。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用将革命进行到底、绝不使革命半途而废的思想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和革命的最后胜利。

第二，要把革命胜利成功地转化为政治胜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夺取了成批的大中城市和全国范围的乡村，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发生历史转变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即将走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走向全中国，执掌全国政权。这时，如何选择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能否及时进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则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趋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对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周密考虑以及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的全面分析，明确了中国社会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立了如何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使我们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在1948年党的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了全国革命胜利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基本国情作了深刻分析，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方法。毛泽东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在这个历史转变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7]。并要求全党自觉地实行和适应这个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学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斗争，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为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同时还要利用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培养大批能够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干部。

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西柏坡时期作出的实行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是求真务实、科学客观的，适应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为新中国的建立、新政权的巩固及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三，要经得起执政考验，不骄不躁，继续革命。

西柏坡时期，正值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历史不仅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及时完成全党工作重心转变的客观要求，也同时把从农村到城市、从在野到执政的严峻考验摆在了全党面前。鉴于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由残酷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建设环境，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敲起了警钟，要求全党必须预防因胜利而带来的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对于有些共产党人可能经不起执政掌权的考验、可能出现的腐化堕落现象及其对革命的危害，毛泽东早就有清醒的估计，在延安时期就曾向全党印发过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全党要“以史为鉴，力戒骄傲”，不要重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错误。

在西柏坡召开的“一月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明确地告诫全党，“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8]。这就提出了一个继续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共产党执政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毛泽东还客观地估计了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一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侵蚀。“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就要做到“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坚定地相信“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9]毛泽东这些深沉的思考和殷切的期望，蕴含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宗旨、作风、奋斗目标等等极为丰富的时代要求，为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加强自身建设、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某种意义上，也回答了黄炎培先生在延安时期提出的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中共中央采取的种种措施，毛泽东的谆谆教导，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使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经受住了执政党的严峻考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进城以后能够保持政治上清醒，思想上谨慎，作风上清廉，带领全国人民顺利完成革命转变，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1] 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2]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6页。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8页。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6—1427页。

[8]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8页。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