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1]
彭兰兰[2]
有一种情感,静静地沉在心底,经年累月,依然刻骨铭心。
毕业二十年,通过几封书信几个电话,只见过余恕诚老师一面,还是老师亲自找上门来,到拥挤不堪的安徽大学集体宿舍看我;而愚钝的学生,却一而再、再而三错过看望老师的机会。总觉得那是如亲人一般随你任性的存在,不需相见,不需言语,爱与感恩始终在那里。可我忘了,老师一天天在老去,病痛会侵蚀健康,白发会覆满头顶。更何况,不管你做没做好准备,告别总有一天会来临。
世界杯决赛的那天,得知老师病重的消息,一个人在电脑前愣了很久,有一种想大哭的冲动。听同学描述了老师的近况,看到他们的合影,啊!那瘦弱得摇摇欲坠的身影,满头的白发,和病中强作的欢颜……翻出二十年前老师赠我的照片——在北京世界公园的雕塑前,老师胸佩全国政协委员的胸牌,嘴角挂着质朴、谦和的微笑,那是专属于老师的微笑,让人敬重却又无一丝隔阂与距离。还有那张在安徽师大教学主楼前的合影:记得那是毕业前夕的一个上午,我在教室看书,老师兴冲冲地拿着相机来找我,来到陶行知雕像前,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懵懂孩子和一个始终温和宽厚的博学长者,并肩而立,合影留念。照片中既是师生,又像父女。二十年过去了,老师的学生一茬又一茬,当年印象中中文1990级的那个有点灵气的孩子也许已经被老师淡忘了吧?在生活的围城中忙碌和怠惰着的我也几乎无缘提起师大提起老师,可当告别的心痛袭来的时候,我才发现,美好的记忆从不曾被忘记,只是深深地收藏在了心底。
大学四年,教过我们的老师有很多。有的平庸,有的狂傲,有的古板,有的严苛,也有的很奇葩。还记得大一时刚刚从循规蹈矩的中学走出来,有一阶段被狂放不羁的教学风格所吸引,觉得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老师才叫有才。所以,大二时老师的第一次亮相绝不是令人惊艳的一见钟情:只记得老师提前来到教室,中等的个头,不胖不瘦的身材,清瘦柔和的面容,朴素整洁的衣着,实在很中国很普通。他不多说话,放下讲义,就转过身在黑板上板书,上课铃响,黑板上已经列好密密麻麻的提纲。开始讲课,老师语调平和,娓娓道来,绝不刻意制造噱头,也没有过多的抑扬顿挫,绵绵密密的内容和清晰的逻辑却一点点一点点吸引着你,带你不自觉地进入他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平淡真切得如同家常,即便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内容也因有节制的表达而降入凡间更令人感同身受,文学与生活由此须臾不能再疏离。
中文系的课堂,偷着写写信看看小说或者和同桌聊聊天发发呆的时候还是常有的,但老师的课上我还算得上是个认真的学生,听得入神时甚至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不知为何总记得老师为我们讲《长恨歌》的场面,那么长的诗,老师一句句边读边分析,自己先融了进去,再牵引着我们的情思去喜去惊去无奈去低回……下课了我们全然不知仍听得如醉如痴,中午去食堂的路上还沉浸在诗意中久久不能抽离,“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老师那略带乡音的朗读至今犹在耳边。
印象很深的还有老师的严谨。除了自己的率先垂范,大二的古代文学课上,老师还抽查过我们的背书,我记得抽过的有高适的《燕歌行》,同学说还有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背得熟是功底,是学中文的本分,背不熟的自然羞赧知错。都说学文的人易务虚浮夸,老师的课却总在“不合时宜”地告诉我们求学要踏实,不能耍滑头。老师治学教书都很严谨,却绝不苛刻迂腐,他对我们这些胸无点墨的孩子们总是鼓励和宽容:第一次和老师的交谈是在大二第二学期开学的第一节课课间,他笑眯眯地一路问过来,说:“你就是某某某啊?期末试卷上的最后一题你回答得非常好!”已经习惯了大学老师叫不出学生名字的我顿时有种被伯乐钦点的受宠若惊之感,对老师分析我的答题怎么好,我一点都记不得了,但当时由老师的欣赏带来的感动却记忆犹新。还有上选修课时,老师居然“纵容”我不用参加考试,只需交一篇小论文就行,偷懒的我没怎么用心地胡写了一篇交差,老师仍然宽容地给了95分,回想起来,真为自己的懒惰汗颜!
毕业论文选题时我的选择不被另一位指导老师看好,老师详细询问了我的想法,鼓励我去尝试论证自己浅薄的理解:他总是保护着学生的求知欲,呵护着这帮大孩子的自尊心。大四的保研是我此生最愧对老师的事,自五岁上学起求学之路一帆风顺的我做惯了好学生,居然执拗地选择了放弃,将人生的第一次逆反释放在此时。懒得念了,去工作。这就是二十岁的我拿出来的理由。老师一定没见过这样奇怪的孩子,于是找到我,劝我。未果。若干年后,心智渐长,读了老师和我的父辈们艰辛的求学经历,我才明白自己的确是被惯坏的任性孩子。可就是对这样的孩子,老师仍然选择了宽容。大四的第二学期,轰轰烈烈地找工作,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女生知其不可为而为地去竞聘东航的职位,人家明确表示不要女生!面试的那位女考官对我还颇为赏识,破例给了我笔试的机会。笔试过关后他们决定让我和另一位男生去合肥见主管,看上面能否有转圜的机会。合肥是异乡,东航的门朝哪儿开我都不知道。这时,老师又找到我,亲笔写信将我拜托给合肥的亲戚,解决住宿,向我介绍行车路线;当我从合肥铩羽而归时,老师和师母安慰沮丧失落的我,我永远记得老师用轻松调侃的语气说,航空公司没什么稀奇,不就是空中搞服务的吗?不去没什么不好。那口气,就像父亲在宠溺自己的孩子。
读师范最熟悉的两句话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但凡老师教过的学生几乎都把他作为心目中最敬重的人,一半是因为老师的学问和治学教书的态度,还有一半一定是缘于老师的人格魅力。学问做得好的人固然让人钦佩,同时又能爱生如子、质朴良善、仁爱宽容的人更不能不散发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午夜,无眠。翻出老师多年前的来信,字迹还是那么熟悉,熟悉得让人心碎。“兰兰同学”的称呼还是那么亲切,“恕诚”的落款依旧那么谦和宽厚。“洗脱稚气,保持朝气”,“人生易老,你应该加倍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建议你读一读《浮士德》,人应该自强不息,不懈追求,即使是女孩子也不例外,当然我不是说为了名利”。言犹在耳,恩师已去!泪飞顿作倾盆雨!
[1] 原文题作《琐忆》,发表于网络,现题为编者所改。
[2] 彭兰兰(1974— ),安徽潜山人,199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安徽大学附属学校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