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

陈冠明^[1]

余恕诚老师与刘学锴老师一起，精诚合作，从事李商隐研究，前后达四十年，是李商隐研究的第一权威。

我得以拜见余老师，也是缘于李商隐。

四十年前，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个特殊的年代，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机缘”。1974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那一年，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来到了安徽师范大学。

1975年秋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到安徽师范大学约稿，请刘学锴、余恕诚两位老师选注《李商隐诗选》。当时，全国上下实行“三结合”方针。在学校，一项政治任务布置下来，组成人员也要执行“三结合”方针。《李商隐诗选》编写组除了刘学锴、余恕诚两位老师，还要有干部代表、学生代表。我因为不好动，比较喜欢看书，被视为走“白专”道路。加上我还喜欢唐诗，而当时文学作品不容易看到，一切都是“抄本”，我手抄了一些唐诗，这样，就被首推为学生代表。还有一位是同班且同一学习小组的赵慧芳同学（上海人），进入写作组，记得当时发了两个薄油印本，一本是梁效、闻军《论李商隐的〈无题〉诗》，一本是马茂元先生《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两位老师分配给我们二人几首李商隐诗，其他都忘了，只记得有一首是《无题》（八岁偷照镜）。按照选注本的学术要求，即使是当下的博士也是做不好的，何况那个时候我们这样的“工农兵学员”。当时尽管得到了刘老师、余老师的悉心指导，我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写的稿子与书稿的要求有很长一段距离。这段经历，是我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启蒙阶段，两位老师就是启蒙老师。

1976年，“工农兵学员上讲台”选中了我，我讲解的是李商隐《无题》（八岁偷照镜）。因为此前已经对此诗有较多的接触，比较熟悉，又请刘老师、余老师作了指导，所以，尽管是第一次上大学讲台，效果还是不错的。顺便说一句，当时毛主席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直到当今，我还是认为，这个形式很好。对当事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实践锻炼。

1982年，因住房阴暗潮湿，加之长期伏案，我罹患颈椎增生、肩周炎。余老师请在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工作的师母王大夫给予关照。其后，我的妻子和女儿到弋矶山医院就医，也会得到师母的关照。

1989年，刘老师、余老师开始编纂《李商隐资料汇编》。我从参加《汉语大词典》以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在看书、看报时，随时注意收集、摘录资料，制成卡片，每当有几百张后，就分门别类地分到卡片盒子里。开始用的是《汉语大词典》资料卡，后来用的是《全唐诗大辞典》资料卡。日积月累，有二十多个卡片盒子，数万张卡片，内容十分广泛。诸多作家中，李商隐的资料是唯一专意收集的，有整整两盒子。得知两位老师的《李商隐资料汇编》将要完稿，我就把两盒子李商隐资料悉数交给余老师。我收集的资料是零散的，不系统，两位老师是地毯式收集的，绝大部分应该都有了。但我们研究所里的书，相当数量的刻本，是所长、《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张涤华先生叫我到北京的中国书店、上海的上海书店购买的，有不少好书，有些是学校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所没有的，其中或许有用。此外，受张先生影响，我比较系统地收集了清刘淇的《助字辨略》、近人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引用李商隐的诗句，这对于审读、理解李商隐诗歌十分有用。我注意到，两位老师的增订重排本《李商隐诗歌集解》，较多采用了《助字辨略》和《诗词曲语辞汇释》的资料，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1990年，在刘老师、余老师两位老师的举荐下，我参加了《新编全唐五代文》的整理。我在2000年出版的《李峤年谱》《苏味道年谱》的《后记》中说：“一九九○年，承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刘学锴、余恕诚两位先生举荐，参加整理国家重点图书项目《新编全唐五代文》的整理工作，承担数十卷任务，初唐部分是李峤文八卷。一九九一年完成点校任务，并按要求对所有文章写出《系年考证》，共一百六十篇，不意得到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韩理洲先生谬奖。一九九三年，以《李峤年谱》立项，获得安徽师范大学中青年科研基金。一九九四年，完成项目，同时完成近一百篇诗歌的《系年考证》，共计二十余万字。李峤与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为‘文章四友’，生平交游、瓜葛，千丝万缕。于是留意有关史料，拟逐一撰写，最后合成《文章四友年谱》。”

1992年，新编《全唐五代诗》启动，刘老师、余老师又举荐我参加这个项目，担任方干、李山甫等诗集的整理。

1993年，我因拟调动到烟台师范学院，进行双向考察，中文系考察我的是讲课情况。在芜湖，我讲授的是《大学语文》《古代汉语》，到烟台，主课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我准备的课程，就是《李商隐及其〈无题〉诗》。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每年要给学生开讲座课、专题课，其中关于李商隐的有两个专题：《“斯芬克斯之谜”与“哥德巴赫猜想”——李商隐〈无题〉诗解读》《论李商隐的初恋情爱及其爱情诗——兼论唐代诗人的初恋情结》。选修课“唐诗研究”，其中也有李商隐“咏史诗”内容。我要备课，向余老师借阅唐代文学课程讲义，余老师毫无保留地给了我。余老师的讲义纸张已经泛黄，有些已经碎裂，字迹介于正楷、行楷之间。讲义正文四周，密密麻麻地布满墨水笔、圆珠笔书写的批点、史料，数字至数十字不等。笔迹的色差，犹如大树年轮，记录着余老师的讲学历程。最特别之处，是余老师将课堂效果、现场反应记录在案，诸如“笑”“大笑”等。一般的教书匠是想不起来这么做的。无论科研还是教学，余老师都是第一流的。其高度，很少有人能达到。我分管文学院教学时，从2000年起，历经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学校更名评估、本科教学优秀评估等。在余老师身上，我体会到，一位合格的教师，第一要遵循科学的规章制度，第二要有严格的教学管理能力；一位优秀的教师，第一要有高尚的职业修养，第二要有过硬的专业智能。余老师是一位最优秀的教师。

我是1977年留校的，专门编纂《汉语大词典》，最初的单位是中文系。次年，张涤华先生创建语言研究所，始与中文系分离。从留校到离校，住房一直是困扰我的主因。1978年是油毛毡工棚（与“牛棚”类似），最初，我曾找中文系办公室主任马祯科老师反映情况，称之为“牛马不如的生活”（这在当时是很“反动”的）；后来十年是20平方米、厕所公用的“蜗居”。在调整长期无望的情况下，在学校领导决心要撤销语言研究所的情况下，我决意离开，最后选择宜居的烟台。1994年10月，烟台师范学院人事处调令下达，11月初，我到余老师家告别。余老师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他很不情愿让我走，但他没有办法解决我的困难。他说，很早就有把我调到中文系的想法，但张涤华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学校组织部曾经要我到图书馆担任副馆长，协助孙文光馆长，我征求张先生意见，张先生不主张我去）。1992年，张先生去世后，所里的几位领导也不会同意。余老师说，很快成立文学院，心想两个单位成一家了，就不存在调动问题了，谁知道却调走了。我体会得到余老师对我的看重与厚爱。然而，住房问题是现实问题，当时，每天一早去沈家仕校长办公室，请求同意调离。沈校长承诺的是，很快就要成立文学院，安排职务；而对住房，却始终不敢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我离开了安徽师范大学。在住房问题上，学校有负于我；而我唯一辜负的就是余老师。对此，我至今有负疚感。

1996年10月1—3日，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在烟台召开第三届学术研讨会。我与刘老师、余老师聚会在烟台。会址中国文联烟台文艺之家就在海边，2日中午，余老师没有休息，我们在海边散步、叙谈，特别开心。海风很大，吹散了余老师的头发。每每想起，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2002年4月14—17日，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举办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就李商隐诗歌的研究意义、现状和未来走向进行了相互切磋和探讨。我提交《“三十六体”：宋祁总结、认定的骈文体派》。此文余老师推荐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载2002年第4期；又被选入余老师主编的《中国诗学研究》第二辑“李商隐研究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006年5月16—18日，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市举行。会议由广西师范学院主办，广西大学、民盟广西区委员会、广西教育学院协办。会议期间，我拜望刘学锴、余恕诚两位老师。两位老师从1975年以来，数十年如一日，精诚合作，同心协力，矻矻不懈，成为李商隐研究巨擘，绝对权威，出版有关李商隐著作十余种，发表了数量巨大的论文。我对两位老师说，老师已经从各个角度，将李商隐研究透了，几乎是竭泽而渔，无容置喙，没有给学界、给后人留下太多空间。除了有些方面可以深入、细化、衍生，如接受史研究等；有些可以强化，如阐释史研究，影响史研究，语言、修辞研究等；还有，系统的交游研究似乎阙如。我说，以后如果有时间，我要做一下《李商隐交游考》；再有时间，做大做强，做《李商隐交游年谱》。当时，我的《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杜甫亲眷交游年表》即将出版，正在作《杜甫交游年谱》《韩愈交游年谱》。可惜的是，由于教学管理事务烦冗，许多项目及著作被拖累、耽误，《李商隐交游考》《李商隐交游年谱》不知何时才能进入议事日程。

余恕诚老师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问我手头有没有要出版的著作，可以纳入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项目，我就说到《李商隐诗集综合索引》。当年因征订印数不够，上海古籍出版社未能出版。余老师说可以交给他。《李商隐诗集综合索引》是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约稿的，我之所以选择李商隐诗集，一是缘于1975年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看书收词，承担的任务就是《李义山诗集》；二是缘于早年对李商隐的最初接触。《李商隐诗集综合索引》收集的底本有：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蒋凡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玉溪生诗集笺注》（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李义山诗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当时，余老师与刘学锴老师合作撰写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尚未出版。因此，《李商隐诗集综合索引》必须增加底本，重新编次。增加的底本有三种：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版），朱怀春标点《李商隐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李商隐诗歌的版本、总集的选入都比较多，故其异文亦多。我将《李商隐诗歌集解》作为第一底本。诗句的文字，都相应改为依据第一底本。索引包括诗句索引、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索引。索引的底本增入，哪怕增加一种，必须逐句、逐词标注卷数/页码，然后逐条插入，费时费力，更容易出错；增加三种，条目数量巨大，不如打散重编。七个底本，工程浩大，颇费时日。

2006年8月21—26日，我出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7—10日，又出席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古典诗学的现代传承学术研讨会”，我把增加的底本及想法、做法，都跟余老师作了汇报，得到余老师的肯定。然而，由于我在鲁东大学文学院分管教学，在连续多年国家教育部更名评估、评估整改、迎接本科教学优秀评估中，疲于应付各种检查，还有日常教学管理，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一直处于超负荷、高强度的工作之中，极少有时间从事研究，所以索引工作进展缓慢。

2008年10月24—29日，我出席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址在芜湖市铁山宾馆。当时，索引仍在编纂之中，而余老师已经卸任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由丁放教授接任。余老师要我以后与丁放教授联系。在翠明园门口，我见到丁放教授，他说《李商隐诗集综合索引》项目是余老师在任时确定的，而且主要依据《李商隐诗歌集解》，所以仍然纳入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项目。

2010年初，我将《李商隐诗集综合索引例言》《李商隐诗集综合索引目录》《李商隐诗集篇目及收录异同阙误表例言》《李商隐诗集各本卷数页码及篇目收录异同表》《李商隐诗集篇目及收录异同阙误表》等，加上正文样稿多种，寄给余老师审正。余老师告知，《李商隐诗歌集解》2004年10月出版了“增订重排本”。本索引应该补入，而且必须作为第一底本补入。由于“增订重排本”编年有所变更，相应地，“编年诗”“未编年诗”“附编诗”中篇目或出或入，各有调整。同时，索引中的篇目词条、诗句词条以及页码都有所改动。这就开始了第二次重编。当时余老师手头无书（后来重印，又惠寄赐我一套），我到图书馆借了一套。经过一年多的编纂，2011年4月全书初稿完成，我将书稿的电子文本发给丁放教授，希望安排出版。本来想请刘老师、余老师给拙书写一个序，考虑到此书仅仅是一部索引，非李商隐研究专著，为了避免小题大做之嫌，只是请两位老师做本索引顾问，蒙刘老师、余老师不弃，慨然应允。此后，我对全书又作了部分调整，至8月，全部完成，发给丁放教授。但不知什么原因，此书最终还是未能出版。由于余老师身体欠佳，为了避免让他情绪波动，我也一直不敢惊动。孰料余老师于2014年8月23日匆遽辞世，我觉得特别内疚，辜负了老师的期望与厚爱。

在南宁时，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董乃斌教授、副会长张明非教授，希望第八届年会由我们鲁东大学文学院承办，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下来。通常，学术研究会年会大多是两年一次，按照这个惯例，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应该是在2008年举办。但由于我校2007年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优秀评估，评估之后是例行的整改，所以无暇顾及。经协商，年会拟推至2009年9月12—15日召开。然而，开学初，不少学者来函反映，新近开学，诸事丛脞，不能前来赴会。经请示会长、副会长，紧急叫停，并最后决定第八届年会在2011年暑假召开。

2011年2月3日，我给学界师友拜年，给余老师发了李商隐集句诗《辛卯新春集李义山诗句得绝句六首寄赠学界师友并序》：“冠明有幸结识学界诸位师友，每每得到指点，得到关爱，受到启示，受到教益。感激之情，时时油然。值此新春佳节之际，例得候问、拜贺。冠明研习唐诗有年，于唐代诸贤中，最爱‘老杜小李’。爰取义山诗句，重新组合，谓为‘集句’。苦思冥想，仅得戋戋六首。第一首，谓得结识诸位师友，而难免悠悠我思；第二首，表达互相思念，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之意，春节多在阳历二月，此‘二月’借用耳；第三首、第四首，所谓‘诗情酒兴渐阑珊’，想象而已；第五首，谓‘忆事、怀人、得句’，末句用曹植‘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希望常常得以晤叙；第六首，虚，空也，天空；祝颂之词，衷心祝愿诸位师友如同鲲鹏展翅，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诗云：

俱识孙公与谢公，

后门前槛思无穷。

桐花万里丹山路，

更隔蓬山一万重。

人生岂得轻离别，

长定相逢二月中。

龙山万里无多远，

心有灵犀一点通。

郁金堂北画楼东，

昨夜星辰昨夜风。

独想道衡诗思苦，

松醪一醉与谁同？

可羡瑶池碧桃树，

分曹射覆蜡灯红。

春风犹自疑联句，

不觉云间有士龙。

忆事怀人兼得句，

三生同听一楼钟。

花须柳眼各无赖，

何处西南待好风？

望见扶桑出东海，

蓬岛烟霞阆苑钟。

平生风义兼师友，

日日虚乘九万风！

又有《辛卯新春删取李义山安平公诗二十四韵为四韵借花献佛寄赠学界师友并序》：“《新春集李义山诗句寄赠学界师友绝句六首》既成，意犹未尽，又删取义山《安平公诗》二十四韵为四韵，凑泊成之，亦诗人‘嗟叹不足’之义也。”诗云：

璠玙并列诸姓秀，

逦迤出见何骈罗。

清词孤韵有歌响，

击触钟磬鸣环珂。

愿尔下笔即千字，

疑尔读书倾五车。

沥胆呪愿天有眼，

君子之泽方滂沱。

我又发了“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第八届年会邀请柬”。之后，数次打电话，热忱邀请刘老师、余老师来烟台，共襄盛会。由于烟台的铁路交通特别落后，两位老师均以年龄及健康原因，未能与会。作为会议东道主，作为被推选的中国李商隐学会新任会长，我没有能请到两位老师，心中遗憾，莫此为甚。

2013年11月，经与河南省沁阳市相关领导商定，拟在12月13日，在李商隐故里举办“李商隐诞辰一千二百周年纪念会”，同时，举办中国李商隐研究秘书处揭幕仪式，中国李商隐研究网开通仪式。23日、24日两天，我反复打电话，诚恳邀请刘老师、余老师莅临指导，给纪念会添彩增光。余老师说，只要刘老师去，他也去。刘老师担心路上不适应，我说可以坐飞机到郑州。最终，未能说服两位老师，失去了与余老师见面的机会。这是特别让人感到难过的。

2014年8月23日下午，我因事到芜湖，不久就听说余老师病情危重。三时许，遽闻余老师仙逝。尽管稍前已经闻知余老师得病，还是觉得走得太过匆匆！当时我在想，倘若余老师身体安康，我就能去拜访，说往事，谈未来，请教学术事，探讨李商隐。现在，余老师已经不在了，一切都不可能了！呜呼！天乎痛哉！

当天晚上，我将此噩耗讣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前副会长兼秘书长、广西师范大学张明非教授，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前会长、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

25日10时，是余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一早，我给身在北京的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胡传志教授发短信，表达悲悼之情。

9月2日，安徽师范大学举行余恕诚教授追思会，我因事先未获信息，未能临场。10月10日，即余老师在天“七七”之际，我泣书《祭余恕诚先生文》七章，一表痛心。祭文曰：

昔以欢聚，今以哀别。

痛如之何？有泪如血！

药饵无征，丧我贤哲。

痛如之何？痛之何极！

电灭欻逝，惨惨切切。

痛如之何？心伤肠折！

言不能文，意不能达。

痛如之何？伤兮其怛！

天不慭遗，哲人山隤。

痛如之何？魂兮如对！

义山功臣，三李巨擘。

痛如之何？奠祭永诀！

为我启蒙，给我启迪。

痛如之何？眷念不息！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余老师，您是良师，更如益友。李商隐云：“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义山之言，寔中予心。

大约在2009年年中，余老师被推举为全国优秀教师候选人，成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模楷目标。我在给本科生、研究生讲课时，特意向学生介绍余老师的为人、美德、学问、精神。我想给学生树立一个人生的榜样，让新一代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岁岁年年，时时事事，手里记的是流水般的账，心中淌的是流水般的泪！

[1] 陈冠明（1952— ），浙江宁波人，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