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左传微》的思想倾向与价值

《左传微》撰著、成书于清末民初，此时正是世代交替，人心惶惑之际，与春秋时王室衰微、诸侯并起力争有着相似的时代特征，这不能不影响到吴氏对《左传》的理解和对春秋人物的评价。

吴氏对春秋五霸的评价多呈负面：“五霸之盛，《左氏》皆有贬词”^[13]，是因为五霸假借仁义而行阴私之事，破坏原有纲常秩序。如《晋文之霸》篇题注：“此篇叙文公定霸，分胜楚、勤王二事。胜楚以狐疑多虑为主，见其侥幸；勤王以天子降心为主，明其不臣”，^[14]对晋文的霸业，无一赞词。晋国所谓“求诸侯，莫如勤王”一由，吴氏一言以蔽之为“揭明本旨，所谓五霸假之也”，勤王不过是五霸假借信义以服人而已。晋文公勤王，召周王与诸侯会见，《春秋》记载：“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解释说：“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吴闿生揭示说：“明德者，明晋侯之不德也。前路铺张策命，极其堂皇，忽于此处揭出不臣之实。一字之诛，严于斧钺矣。”^[15]他认为《左传》对晋文的勤王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勤王，大业也，乃处处揭其阴私，并无一字美词。”对于晋楚争霸的鄢陵之战，吴氏对胜败双方有如此评价：“宗尧云：作者于晋之胜多危词，于楚之败有颂词”，吴氏又云“楚于此役，王夷师潜，而《传》特深致惋惜之旨”^[16]，对胜负双方的评价截然相反。

而《左传微》全书对失败者都持有同情态度，特别是对宋襄公的评价，更体现了这一点，《宋襄之霸》篇题注：“此篇惜宋为商后，有可图之基而不能也。天之弃商，亡国之余二语，乃其见意处，为一篇之眼。”^[17]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楚泓之战，宋国败绩，国人皆归咎于宋襄公，宋襄公却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对于宋襄公的迂阔，宋司马子鱼有“未知战”的议论。但吴氏却认为子鱼论战，并非指责宋襄公不当战，而是说襄公作战不力导致失败：“观其所论，正惜其临战之不力，并非谓不当战也。蛮夷方张，中国不振，宋欲图霸，虽不量力，夫岂有可指之罪哉。”^[18]宋襄公应战，是为振兴华夏诸国，虽然作战失败了，在道义上仍无可指责。吴氏还认为，宋襄公即使是不自知，但以抵御夷狄为己任，志向远超他人：“宋襄图霸，虽不量力，然其志量亦超绝矣。”他认为，对宋襄公这样有争议的人物，《左传》的记载十分得当，“《左氏》如其分而记之，短长俱见，不失累黍，尤见定识人，不似后世史官，心恶其人，便不见分毫长处也。”^[19]吴氏对宋襄公的赞许和惋惜，因为他是危难之时，虽力不能任却仍勇于担当的悲剧人物。

吴氏尤其赞赏隐逸之士的高尚品格，如对介之推的评价。《左传》借介之推之口，讽刺晋文公的从者“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僖公二十四年）吴闿生评点：“晋文入国，赫赫震人耳目。独著此段极力冷刺，使其君臣皆自顾生愧。一段绝大议论，却借介子推口中发之，巧不可阶。”^[20]

《左传微》不以揭示义法为主，而是以阐释《左传》文辞妙旨为主，但仍不免借评点《左传》阐发大义，臧否人物。吴氏所处的与春秋衰世相似的时代背景，使他对《左传》的讽喻褒刺更能加以洞察，其评点往往切中肯綮，有很多精当之处。

《左传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法四则的创见上。吴闿生对文法四则的提出很有自信，称“语必出自心裁，未尝有一字蹈袭”（例言九则）。观《左传微》对文法的评点，与吴氏之说相符。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史家最关心的是历史事件因果顺序的排列。其记事的特点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异同”（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即以历法为纲目，从时间顺序和事件因果上来安排史料。而历史事件常常因果分隔，有时甚至相隔数代，才有最终的结果，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预言陈氏之大，在三百年后的战国时期才出现。《左传》本非出自一时，独成一手，而是在长期的流传中经过加工最终写定的，看似契若符节的情节，应当是历史事件发生后，史官才把史料写进史书的。除了采用时间顺序上的前因后果的记述，还用“初”、“昔”来追述，以达到结构上的完整。

从取材上看，《左传》除取材于各国编年史书外，还主要取材于象《国语》这样的“事语”类史料，改编成编年体，也同样遵循编年体的原则，按照时间顺序重新安排史料。

吴氏对《左传》记事体例首尾相因，前后呼应这一特征，概括为逆摄，并称为《左传》的“定法”，正是把握了《左传》这一编年体史书叙事方法的核心。特别是一些为前人注解所忽视的因果关系，吴氏一一加以发掘，对理解《左传》笔法的隐微之处有很多启发。

如吴氏自序说：“城濮之役犹未战也，而蒍贾质责子文”，“三郤之难犹未兆也，而范文子怒逐其子”，这些记载都好像是“凭空特起，无所附着”，即这两件事看似与楚国城濮之败、晋国之亡没有直接关系，但作者的用意是，“蒍贾质责子文”是“以痛子玉之败”；“范文子怒逐其子”是“以忧晋国之亡”，都有预示的作用，在史料的安排上均有用意，没有闲笔，可见《左传》行文的严密，史料裁剪的精心，也展示了《左传》叙事结构精巧的一面。横接这一文法，应是吴氏对《左传》行文紧凑连贯的总结。《左传微》一书中这样的分析时时可见，常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吴氏对《左传》文学成就评价很高，如对《左传》历次大战的记载有这样的评论：“《左氏》诸大战皆精心结撰而为之，声势采色，无不曲尽其妙，古今之至文也。”^[21]又如：“此等处雍容闲雅，极文章之胜境。使左公率军，亦必将材也。”^[22]他认为《左传》的笔法直接影响了后世文章的大家的风格，“文气雍容典蔚。汉之匡刘，唐之柳宗元，宋之曾巩者，皆从此出。”^[23]

《左传》章法的精妙，固然与文章结构有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作者的叙事艺术。文法四则中的旁溢，集中分析了《左传》行文的艺术特点。非但如此，吴氏评点，常用文情、意态、笔意、词趣、文气、语气、情趣等语，已超出了《左传》文法结构的传统分析，而延伸到文学评论领域，有很多精彩的论述。

吴闿生仰承吴汝纶对《左传》的评点方式和观点，参以心得，撰著《左传微》。吴闿生处于清末民初的丧乱之世，易代的悲凉，时局的动荡，使得吴氏对春秋时期周王室的衰危有身受之感，对《左传》隐微笔法的体会更加敏锐。体现在《左传微》的评点中，常有切中要害、打动人心之处，“《左氏》每叙及周事，辄有无限悲凉呜咽之音，此忠鲠之天性也”^[24]，使人读之有不胜唏嘘之感。这种相似的时代感的体验，也影响到吴氏对春秋时期人物的评价，他把周纲解纽的始作俑者归咎于带头挑战周王权威的郑庄公，“周纲之坠，郑伯罪之首也”（《与李右周进士论〈左传〉书》）；对春秋五霸的评价也多有微词，而对宋襄公、介之推这样失意的人物饱含同情。吴氏身处变乱之世的感慨和无奈，通过对春秋人物的臧否表达出来。

其弟子贾应璞说吴氏撰著《左传微》的用意是：“《左传》文法尤为神妙。为经师割截，……使奇文奥旨，凌历紊错，学者白首研穷，莫能领悟。于文之奥穾，详勘细发，豁露无遗，《左氏》微言秘旨乃得昌明于世。……方今天下多故，世道之衰，甚于往昔，学者苟取斯书而究研之，庶几治国之道明，衰危之局不难复振，不其盛欤？此先生殷勤讲贯之本旨也”（贾应璞跋），应该是十分贴切的。固然，贾应璞所说的学者研习《左传》则“治国之道明，衰危之局不难复振”，不过是一种精神寄托，于世事无所补，但也揭示了吴氏在“天下多故，世道之衰，甚于往昔”之际，撰著《左传微》内在的原因，不单纯在讲明文法，而亦在借评点《左传》寄讽喻褒刺于当世。

今读《左传微》，不仅在对《左传》文法的读解方面多有所获，对《左传》作者于衰微之世的著史的心理，也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左传微》一书，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发掘它的内涵与价值。

[1]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2] 此1923年刊本，1990年中国书店影印。黄山书社1995年出版白兆麟校注《左传微》，即据此本校注。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吴鸥女史以家传珍藏文学社刊本《左传微》慷慨相赠，特此鸣谢。本文引《左传微》皆出自此本。

[3] 卷一《隐公之难》篇，页1a。

[4] 卷一《齐襄之难》篇，页26b。

[5] 卷二《晋灭虞虢》篇，页12b。

[6] 卷三《秦晋之争》篇，页16a-16b。

[7] 卷二《晋灭虞虢》篇，页13a。

[8] 卷一《郑之入许》篇，页14b。

[9] 卷四《齐晋鞌之战》篇，页31a。

[10] 卷三《秦晋之争》篇，页17b。

[11] 卷一《郑共叔段之乱》篇，页5a。

[12] 卷七《齐崔庆之乱》，页4b。

[13] 卷五《晋楚鄢陵之战》篇，页8b。

[14] 卷三《晋文之霸》篇，页5b。

[15] 卷三《晋文之霸》篇，页11a。

[16] 卷三《晋文之霸》篇，页11a。

[17] 卷二《宋襄之霸》篇，页29a。

[18] 卷二《宋襄之霸》篇，页29a。

[19] 卷二《宋襄之霸》篇，页29a。

[20] 卷三《晋文之入国》，页4a。

[21] 卷四《齐晋鞌之战》篇，页30a。

[22] 卷五《晋楚鄢陵之战》篇，页6a。

[23] 卷五《晋楚鄢陵之战》篇，页2b。

[24] 卷二《王子带之乱》篇，页3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