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诗考》的体例设计为后世诸多三家《诗》辑佚著作开辟局面

编纂体例，是指辑佚家对辑佚所得成果的表现形式，具体又由两方面组成：一是对单条材料的呈现方式，包括出处信息、案语等方面的情况；二是对整部著作的编排方式，包括各条材料之间的顺序安排，以及全书各部分之间的分工部署。这两方面的变化历程都是从王应麟《诗考》发端的，《诗考》创造了一整套体例范式，后人则对其作出各种各样的改变。

在单条材料的呈现方式上，《诗考》开创了以“条”为单位编排材料的笔记体形式，直接铺列引文，注明出处，有时还会适当地配备案语。此后，学者们从事三家《诗》辑佚，绝大多数都采取了这种呈现方式。一直到晚清周曰庠《诗经三家注疏》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这一传统方式才被打破。周、王参酌唐宋以来的十三经注疏体，也将三家《诗》辑佚内容嵌入注疏框架中去。周、王的这种变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诗考》所采取的笔记体就不如注疏体。王应麟那时所掌握的三家《诗》材料还很有限，对《诗经》全经的覆盖范围也就很有限，还远不能做到遍布《诗经》每一篇甚至每一句的程度。这时即便采用注疏体，也会显得支离破碎。而且，笔记体还有一个好处，即能和案语更好地配合起来，使人们注意到一些重难点问题，有利于对三家《诗》认识的深入，这对三家《诗》领域的学术积累无疑是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

在全书编排方式上，《诗考》开创了几个富有争议性的先例。

一是对“逸诗”进行专项辑佚。

“逸诗”本与三家《诗》无涉，但三家与《毛诗》之间的个别差异常被人们当作“逸诗”来处理，所以王应麟也将此附列于《诗考》之中。例如《都人士》篇，《毛诗》于首章有“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二句，《左传·襄公十四年》亦引之，服虔注却称此二句为逸诗。原来这是《毛诗》与三家《诗》的文本差异造成的。《毛诗正义》云：“《都人士》首章有之。《礼记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则亡。今《韩诗》实无此首章。”^[10]由这条材料扩展开来，其他所谓的“逸诗”会否也存在此类问题呢？若能将其一一辑出，应会有助于增进对三家《诗》的了解。这可能正是王应麟搜求“逸诗”的动力。

乾嘉时期的范家相沿袭了“逸诗”这一单元，只不过更名为“古逸诗”而已。《诗考》校注补正类著作中的批校式成果因为要对《诗考》全书做出订补，自然也会沿袭之。但胡文英、严蔚等人的专著式成果中就多已不再附列“逸诗”了。到专辑《韩诗》类著作，因为辑佚者只关注《韩诗》一家，更无需附列“逸诗”。至道光朝和晚清，“逸诗”就彻底与三家《诗》辑佚脱离了。

二是设立“诗异字异义”以收容那些尚无法定派的材料。

由于王应麟对据人定派法和据说定派法还不能熟练掌握，因此大量材料都无法归入三家《诗》主体部分，抛弃又显可惜，故而单辟“诗异字异义”以收容之。这些材料具体包括三种：一是尚无法断明师法的汉魏《诗》说，因为难以插入韩、鲁、齐任何一部分中，故暂列于此；二是先秦古书所存《诗》说，其时未有四家《诗》之分派，却也列于此；三是汉魏以后晚出著作所存《诗》说，其时三家《诗》或失传或浸微，《毛诗》独领风骚，但这些材料又不同于毛、郑，亦列于此。第一种情况仍属三家《诗》说的范畴，但第二种情况属先秦古说，第三种情况属《毛诗》内部歧说。王应麟收录后两者，则很可能是认为这些材料也是我们了解三家《诗》学的重要线索，值得存录备考。

“诗异字异义”这一体例，在《诗考》校注补正类著作那里被“发扬光大”。由于乾嘉时期的三家《诗》定派方法还不够成熟，大量材料还不能准确地判定师法归属，就只能被当作“诗异字异义”来处理。因此，《诗考》的这种体例安排，使卢文弨等人的增补以“诗异字异义”为主，反而忽视了三家《诗》本身，有喧宾夺主之嫌。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辑佚家的注意力，使三家《诗》辑佚几乎沦为《诗经》异文异说考。

乾嘉之后，随着定派方法的大幅进步，据人定派和据说定派占据主流。很多原先属于“诗异字异义”的内容都被归入各个师法之中，阮元、冯登府、陈氏父子和王先谦都不再设置类似体例。但徐堂《三家诗述》中仍有“三家总义”，朱士端《齐鲁韩三家诗释》中仍有“三家诗疑义”，都相当于“诗异字异义”。

三是三家《诗》主体部分依师法分立，而非依篇次合编。

《诗考》为后世开创出“三家分立”的体例范式，将三家遗说依师法分门别类，各个师法内部再依篇次编排。而与之相对，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又开辟出“三家合编”的范式，改以三百零五篇为纲，将诸家《诗》说系于各篇之下。三家《诗》材料是分编还是合编，从此成为三家《诗》辑佚家必须要作的选择。总体来看，三家分立有利于从事辑佚，方便我们认识某一《诗》派的面貌；而三家合编则有利于解经，方便我们从三家《诗》中吸取营养以裨于对经文本身的研究。二者的根本差别在于辑佚的最终目的到底是单纯的“扶微学”，还是以“广异义”的方式寻求解经的门径。

嘉道以后，分立与合编的矛盾仍然存在。冯登府早期著作《三家诗异文疏证》、阮元《三家诗补遗》、徐堂《三家诗述》、朱士端《齐鲁韩三家诗释》和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都采用分立形式，区别仅在于三家的先后顺序上。徐书、朱书以“韩—鲁—齐”为序，沿袭《诗考》成例；阮书、陈书都改为“鲁—齐—韩”，承认了《鲁诗》后来居上的主体地位。但是，道光朝后期开始，合编开始取代分立。例如冯登府晚期著作《三家诗遗说》改为“三家合编”，与其早期做法相反；陈乔枞晚期著作《诗经四家异文考补》又出现了“四家合编”的趋势，不仅辑三家异文，还兼辑《毛诗》内部异文，也与其早期完成的《三家诗遗说考》不同。清末的王先谦更是在辑佚三家《诗》材料之余抄录《毛诗》序、传、笺说，以备参考，也可说是一种“四家合编”。

学术发展的大趋势是逐渐背离《诗考》的三家分立之体，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开拓意义。因为三家《诗》辑佚若要走入学人的视野，首先需要激发起人们足够的兴趣。而三家分立之体正可更好地呈现三家各自的面貌，满足人们一时焦渴的好奇心，这对三家《诗》辑佚的长足发展是起到良好作用的。当辑佚规模积累到一定程度，三家《诗》已不再是“微学”，而成为学界一时之好尚时，三家乃至四家合编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而且，若无分立时期的积累，又怎能积攒出足够的材料，以供王先谦注疏之用呢？《诗考》的创体之功是应该予以承认的。

以上四个方面，不仅是对《诗考》学术影响的概括，其实也是对整个三家《诗》辑佚史发展过程与焦点问题的梳理。足可见，《诗考》不仅具有“开创”之功，而且它所奠定的基础以及开创的成例，都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其对三家《诗》辑佚是具有“开拓”之功的。

[1]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三家《诗》辑佚史研究”（14CZW037）阶段性成果。

[2] 对《诗考》的专门研究成果大致包括如下几篇论文：王文华《王应麟辑佚书问题》，张舜徽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三），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第193-196页；张祝平《王应麟〈诗考〉版本源流厘正》，《南通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蒋秋华《王应麟的〈诗经〉学》，《开封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赵茂林《宋代疑经思潮与三家〈诗〉的辑佚》，《云梦学刊》2005年第6期；魏娜《王应麟〈诗考〉与辑佚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董航《王应麟〈诗考〉笺校》，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3] 钱茂伟《王应麟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56-271页。

[4] （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16页，第110页。

[5] （清）宋绵初《韩诗内传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乾隆六十年（1795）志学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5册，第81页。

[6] （清）沈清瑞《韩诗故》，载《沈氏群峰集》，嘉庆元年（1796）刻本。

[7] （宋）王应麟《诗考·诗地理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3页。

[8]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9]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0]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册，第9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