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考》本身的学术成就催生出一系列《诗考》校注补正类成果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世称厚斋先生，庆元府（今浙江宁波）人，淳祐元年（1241）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在学术渊源上兼宗朱、吕，提倡广收博取、不立门户，尊古朴拙而又精于考据，遂成为南宋著名的考据学家。《诗考》正是他利用文献考据方法作出的重要成果，而三家《诗》辑佚的兴盛也正需考据之法。若无考据之功，则无法从群籍中将佚文遗说一一采辑出来，也无法对他们进行分析考订。但更重要的是，考据之风激起了人们对新材料、新证据的狂热追求，而辑佚便是寻找新材料甚至开拓新领域的一块“敲门砖”。对于三家《诗》辑佚来说，还有一条额外便利，就是王应麟在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

王应麟是宋代考据学的代表性人物，也是清代考据学家所信奉的精神偶像。钱茂伟在《王应麟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一书中对此问题辩之甚详。^[3]钱氏认为，王应麟对清人的示范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据的方法刺激出了学术札记的传统，如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皆是对王应麟《困学纪闻》的模仿；二是对《困学纪闻》的重刊与笺注，阎若璩、何焯、全祖望、钱大昕、程瑶田、屠继序、万希槐、翁元圻等人皆曾参与其中，可谓代不乏人；三是对《玉海》的重刊；四是对王应麟文集的辑佚与刊刻。

其实，不仅《困学纪闻》在后世催生出一大批校注与模仿之作，《诗考》也是如此。它对三家《诗》辑佚产生了很强的带动作用，这集中地表现为乾嘉学者对《诗考》所做的校注补正。

自王应麟编成《诗考》后，三家《诗》辑佚在元明两代久经沉寂，陷入低谷，直到乾嘉时期才迎来一次成果蜂出的高潮。而当时的一大批学者正是以《诗考》为载体来间接展开三家《诗》辑佚工作的。他们对《诗考》的整理，包括校、注、补、正四项内容。“校”是指对《诗考》进行校勘，包括对《诗考》各版本进行对校，对《诗考》所引文献进行他校，以及对《诗考》显误之处进行理校。“注”是指对《诗考》考证未周、言语不明之处进行注释。“补”是指在《诗考》辑佚的基础上，循其线索续为增补。“正”是指纠正《诗考》之失误错谬，并调整原书之格局体例。

实际上，在明末就已有董斯张在其《吹景集》卷八《补王伯厚〈诗考〉》一文中，对《诗考》提出19条订补意见，但可惜一无规模，二无体系。而第一位对《诗考》进行全面整理且成就较高的人正是乾嘉学者卢文弨，他以《增校诗考》一书为《诗考》的整理开启端绪，导引先声。《抱经堂文集》有《王厚斋〈诗考〉跋》和《增校王伯厚〈诗考〉序》^[4]两篇文章，从落款时间来看，卢文弨对《诗考》的整理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在乾隆十五年（1750），第二次是在乾隆四十五年。他在“校”的方面，由于没有较好的版本，所以只能根据王应麟所收各条材料的原书和其他相关典籍进行他校；在“注”的方面，主要是为《诗考》提供的三家《诗》异文材料做出解释；在“补”的方面，在三家《诗》部分补充了42条新材料，在“诗异字异义”部分则补充了1613条，大大地扩充了篇幅；在“正”的方面，调整了引文材料在《诗经》中的篇次归属，对同一诗篇中各条材料的顺序进行规范化调整，并对引文出处的体例予以统一。

在卢文弨之后，学者们对《诗考》的校注补正发展出两种形式。

一是以批校的方式附骥己说于卢氏《增校诗考》之上，民国二十五年（1936）江苏国学图书馆盋山精舍石印本《增校诗考》中就集中保存了臧庸、赵坦、汪远孙、李富孙、陈善、徐鲲、曹文昭、顾广圻、严元照、严蔚、冯登府、庄绶甲、臧相、冯桂芬等14位学者的批校成果。这些学者的批校数量有多有少。批校最多的当属臧庸和赵坦，他们都是以“补”为主。据笔者统计，臧庸补充三家《诗》材料10条，诗异字异义1163条；赵坦的补充全都集中在诗异字异义上，一共144条。

二是以专著形式呈现其成果，出现了胡文英《诗考补》、严蔚《诗考异补》、陈屾《诗考异再补》、周邵莲《诗考异字笺余》、丁晏《诗考补注补遗》等著作。他们也都以“补”为主，其中增补最多者为胡、陈、周三书，增补数量都在一千条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两千多条，相当于卢文弨和臧庸增补数量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