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
高丙中 等[1]
一、新的世界正在形成中，新的世界人类学也在形成中，中国人类学应在其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既为人类学也为人类福祉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世界人类学是全世界相应知识群体的专业积累，其中，中国学人的百年贡献应该得到充分的认知。中国人类学是世界人类学群的一个宝贵的部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世界人类学当前的活力和发展的前景至关重要。
三、中国人类学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的有机部分，也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内在部分。自1997年以来，它被认知到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2]为此，中国人类学本身需要经历学术自觉的过程。
四、知识生产对于它所处的社群应该具有必要的公共价值，人类学的知识生产涉及多种利益不尽相同的社群，因此，我们在人类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兼顾不同社群的公共价值之间的平衡。
五、我们尊重个体生命和社群文化的尊严。人类学是认识和理解人的学术，帮助个人理解自己的社群及文化，尊重多元文化，传播平等理念，反对各种文化的或种族的歧视，在社群之间扮演沟通者的角色。中国人类学将同时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发挥这种作用。
六、人类学从业者必须遵守相应的学术伦理。人类学者深入他人的社会与日常生活之中从事学术活动，必然影响他人的生活。为此，人类学者必须自我约束，人类学界必须共同坚守自己的职业伦理。作为职业活动，人类学者在田野作业中收集资料时，（1）尊重相关人士的人格、隐私；（2）尊重相关人士的知识产权；（3）不以自己工作的所谓积极的价值为借口伤害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人、社群；（4）不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或社会关系优势损害自己的调查研究所涉及的个人、社群；（5）慎重对待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实物资料；（6）不破坏同行后续调查研究的条件。
七、人类学者的调查研究过程和方法的使用要经得住检验，并且值得人尊重。为此，作为学术活动者，人类学者（尤其是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民族志研究者）要：（1）尽可能地学习被研究对象的语言；（2）尽可能地与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人群友好相处，并尽可能入乡随俗地生活在其间；（3）尽可能地在当地生活足够长的时间，最起码生活一个从当地角度来看的完整周期；（4）尽可能地全面搜集资料，并有义务在研究成果中使用这些资料时避免断章取义，恰当处理不支持自己观点的资料。
【会议讨论评注】
吕俊彪
这个“基本陈述”是不是可以改成“基本共识”呢？我觉得这是保证中国人类学这个共同体建构的一个设想，能够让我们感到还有一个家这样的地方，而且这个家还在不断的生成当中。
高丙中
确确实实，我们今天在中国再谈人类学的腔调和心态，跟十年前、二十年前明显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在变，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也在变，这门学术跟这个世界社会的关系、跟世界学术的关系都在变。
纳日碧力戈
这个语句应该修一下，“新的世界正在形成中”，它永远都在形成中，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过程人类学。
评论
这个“积极的角色”的表述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比较好，是不是应该打个引号？
刘正爱
“新的世界人类学正在形成”，那么有新的就必定还有旧的，能不能改一下这个表述。
徐平
“世界人类学是全世界相应知识群体的专业积累”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因为人类学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科学，意思我能懂，但是这个还需要更严谨的措辞。
我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学人的百年贡献应该得到充分的认知”，不仅是认知，我们不要高人一等，但是也不要低人一等，我们好像哀求得到别人的认知，没有必要，我们本来就是世界人类学的重要的部分。
王建民
“世界人类学是全世界相应知识群体的专业积累”这个我觉得改成“全世界人类学者的专业积累”，另外，“中国学人的百年贡献应该得到充分的认知”这一点也可以直接改成一个肯定的陈述，不需要用承认这样的表述。
纳日碧力戈
这个中华民族，我想还是避免民族话语，尽管中华民族一般来讲没什么问题，但是也还是会有一些争论，也涉及我自己一直在参与的争论的问题，以国度论比较适合。
麻国庆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是应该保留的，因为目前中国人类学能在整个国家的制度框架里面讨论问题，来被认可，就是因为它跟民族这个东西的存在有着直接的感情。主要是这个目标、定位确定了就行了。
刘谦
“中国人类学本身需要完成学术自觉的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它就不会有完结的那一天，所以只是需要我们保持一种关注。
王建民
可以把“自2000年以来”前面的部分删掉，直接说“中国人类学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类学学者文化自觉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因为现在我们讲中国人类学，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讲的是China Anthropology还是Chinese Scholars’ Anthropology，实际上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既然我们说中国人类学，那就是做中国人类学都应该做的，包括做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外国的同行也应该提出要求，这是我们的一个场域，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主体应该提出的要求。
高丙中
用怎么样的措辞来表达人类学对不同的群体有用呢？不同的“用”之间有时候是有矛盾的，有时候我们侧重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产生的关联。比如事发在泰国，有人代表泰国国家采取的立场可能会对一些民族、弱势群体不利。所以呢，希望在这几种公共价值或利益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徐平
社群共同体的公共性，这个不是很好理解，并且应该尽可能建构不同公共性之间的匹配，虽然刚才你自己做过解释，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通畅。
高丙中
中国社会对西方社会、对非洲社会都有成见，就像我们也老指责西方社会对我们有成见，但是我们也在中间通过这种知识生产的方式，相应的改变这种观念或者关系。
周星
对于反歧视，应该多说几句。首先要做到不歧视、不制造歧视，然后才是旗帜鲜明地反歧视。
谭同学
我觉得不管从学科的角度还是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讲，也许都应该加上一句，促进不同文化群体的交流与和谐相处。
高丙中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的一个通病，就是为了一个国家利益，为了一个大的群体的利益，让小群体或者一部分人付出代价，并且认为是正当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学生里面都有这样的倾向，那你觉得你的学术追求或者目的是正当的，然后你就自认为对其他人造成即使很负面的影响也是有正当性的。我觉得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现实。
评论[3]
最后一个，“不破坏同行后续调查研究的条件”，看起来不是很明确。
王建民
“个人、社群”改成“个人和社群”读起来更好一些。那我们也提到对象的问题，是不是要用对象这个词汇，还是使用所调查和研究的文化的实践者，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另外，我们中国人类学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指责，我认为应该在后面加上杜绝抄袭和剽窃等违反学术伦理的现象，保证田野民族志资料和研究的原创性和注引规范性，这一点应该要强调一下。最后还要加上，促进学术机构和学者之间的谅解与合作。
翁乃群
“尽可能友好相处”这些东西我看有些地方倒没有必要，因为他如果是相处不了那就是田野志也做不了，但是在做田野的时候，大多数，多多少少都会有冲撞，因为这里头有误解，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你怎么样去认识自己，去修正自己的研究方法，所以这些东西，我想，如果他做不到这些的话，那他是没有希望去做田野志的。
康敏
在字面上我有一个建议，就是首先提出人类学的使命是什么，再说谁在做，怎么做，这样来做详细的表述。
评论
我认为，在结构上应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在谈使命和学术目标，第二个，我认为应该把第七条往前移，放到第二的位置，来强调田野工作是达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方法和手段，一个基本的田野调查应该遵守如下的要求，之后再谈我们要遵守的伦理是什么，分成这样的三个层次。前面的部分是学术的使命，然后是基本的方法和途径——即田野工作，以及田野所必须遵照的学科伦理和规范。就是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
评论
最后一条这个要让人尊重，也不是很清楚。
刘谦
“尽可能地全面搜集资料，并有义务在研究成果中使用这些资料时避免断章取义，恰当处理不支持自己观点的资料”，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提出来，对不能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进行必要的讨论，因为所有人在田野中必定能够找到不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的。
杨春宇
“尽可能地全面搜集资料，并有义务在研究成果中使用这些资料时避免断章取义”，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分开，一个是倡导，一个是告诫。
【讨论】
张海洋
高丙中教授他要做一种倡导，大概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学科，学人自己对这个学术文化的一种文化自觉，表示出我们对一些责任的担当。我们除了从事研究，我们还希望有所传承，那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同行、学生，还有学术前辈，以及我们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主体，都承担着相当的责任。那么今天我们先请高丙中教授来陈述他自己对人类学伦理的基本的设想。我觉得高丙中教授他提出这个倡导应该是非常的及时，因为现在，总的说，像奥巴马当年竞选总统的时候说的那个词叫“change”，中国的发展方式呢也面临着变革，发展方式变革里面有知识生产的本身的一些前提，包括主体认识到的这个环境的变革，也有关于我们的主流社会、边缘群体、对象、对方、他者之间的关系的变革。我觉得如果不经过这个变革，我们就不能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可以让大家公平博弈的那种发展。所以，我理解呢，高丙中教授是想制定一些让这个游戏可持续的游戏规则，我本人对这个比较悲观，但是总的来说，有一个规则总比没有规则要好。
人类学号称整体论（holism）和相对主义（relativism），它强调这两个东西，那么整体是一个非常难把握的东西，我觉得最终你要说整体，要不就是道德，要不就是神圣，否则的话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呈现这个整体。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如此短暂，我们的认识能力是如此有局限性，那么最终要靠的还是一种道德觉悟，一种自觉和自律。那么高丙中老师今天启动的，也算是一种自觉和自律的培训，大家一起来参与，从而每个人都受到一些陶冶。
第二点，中国真的是缺一场启蒙心态的、后现代的反思，我觉得思想解放也是一种建设，虽然后现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德国反思，俄国反思，结果它们两个国家杀的人比谁都多。在欧亚大陆上，中国和印度对这个事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但是我们虽然是physically杀人不多，那在文化上呢？这个反思非常重要。
第三点，我们在做这个伦理道德的时候，中国有它比较大的独特性，中国确实是有很多的文化，它都有本土，或者说土著性。土著性这一点，大家思考一下，就是关于“家园”这个概念，高老师他刚才说不要拿走，不要离开那个context（情境），实际上我觉得人有家园，文化特质的表征的东西也有家园。就是说，首先你一个外人进入别人的家园，你怎么样接受别人的规矩，就算这一辈的年轻人愿意跟你合作，但是以后后果如何呢，这些个事情我们大概也得为人家考虑。这样的话，首先来说人类学研究，包括你从里面取来的一些文物、陈述，还是放在那个context底下，能不离走就不离走，能不拔根就不要给人拔根，不要搞成“中国移动”。我觉得家园这个概念一定要树起来，因为有家园就有神圣，就有规矩，如果没有家园的话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对待对方。当然这里有中国文化表达的困境，有汉语表达的困境，那对象这个词，不管怎么表述，人家用subject，我们弄成object，就把他者、对方给客体化了，这也是一种难处，怎么样把公平意识反映出来。
最后，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法则，而不只是一个倡议书，如果它不好好做的话大家就不要做了。
罗红光
首先我觉得这个倡议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今天讨论的问题呢，一个就是我们在当今的这个田野变化中，如何来把握人类学在方法和方法论上的变化，因为田野本身也在变化中。我自己因为给社科院研究生写教材，有一个困惑。同样是人类学家，进入田野以后，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事情一个人会感悟，另一个人呢却不感悟，他没感觉。那么一个人对于他者的生活的这种感悟和他自己的生活背景也是有联系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在方法上会出现不同，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方法变成一个普适的，哪怕在中国普适的方法就有一定的难度。打个比方，我想知道这家人的审美观念究竟什么样，我给他照相，我说：“你们照全家相怎么样？”那他们很乐意了，我说背景你们选，多数情况下人家说“你懂照相，你给我们选背景”。把这个让给我们做，我这个时候就拒绝，我说你们选，你们摆位置，因为那个座位是有文化的，那个背景当然也有文化，他们选背景，他们选谁坐前面，谁坐后面。实际上对于我来说这是在调查，虽然不是用访谈这样的方法。这个我觉得会对我们的方法的规范提出一些问题。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的做法就是功能主义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
我也认为伦理的问题是重要的。我上次做了一个实践，在全国有十六个点，我在这些点做了一个公共服务。我在这十六个点分了四个范畴，分别是教育、环保、卫生——卫生主要是疾病，然后是孤寡老人。我派了学生到这十六个点去，让他们写日志，提出问题，但是要让他们思考，你提的问题是什么社会问题。他们社会学的要派调研员，要经过一周的培训，要做什么，这个问卷怎么给我收回来，但是人类学不这么做。我们虽然派人，但他们不是我们的代言人，也不是我们的调研员，他们就是他们，所以我们几个做培训的时候强调，你就做好自己的，你不是雷锋，把你们派下去呢你就做你的公共服务，你也就写你自己，不要写别人，就变成了理解之理解，就写自己。那么这个是作为我们的民族志的一个实验。但这里面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伦理问题。他们在服务的时候，出现一个很大的张力，就是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雷锋，是来做贡献的，结果做的时候和当地的服务机构就有张力，人家也是做了多少年的成功的组织。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有伦理的问题，因为雷锋不可能证明自己的正确，不可能证明自己的道德优越性，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这种做法呢，我认为这种道德的合理性就得到检验了，通过这种伦理的张力我们检验出来了，否则你没办法证明雷锋为什么是正确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回来了以后，我们只能做一个评议人的角色，因为那么多照片，那么多记录，里面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不是脱俗的那种，所以他会表达出他在当地的伦理上的、价值上的态度。我们这个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叫《16位志愿者的180天》。出版社认为他们的风格都不一样，不一样就对了，要一样就变成科学家的观察了。
我认为关于伦理问题的讨论是需要的，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新的伦理问题就是，在互为他者的情况下，这个伦理问题不是简单的二元了。
翁乃群
这个提议，这个初衷还是很有意思的。我总是觉得，这个学科的研究跟其他的社会科学在方法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需要重新做一些倡导性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参与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在这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学术自觉的东西，我在所里提这个东西经常是联系到费先生的“文化自觉”的启发，我就不是仅仅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我们经常讨论现在学术上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的考虑更多的是怎么让我们的学术对世界能够有更多的贡献，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创造一种学术生产的某种意义上的规范，大概地遵循一些伦理道德，在程序上也要有进一步的规范。按照费先生的说法，他认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知识生产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承认知识是一个集体的产物，那么它有两个层面的东西，从纵向来说，它有继承性，有积累；从横向来说，它就是要互相碰撞，互相交流，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建立我们学术伦理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不是单单个人的，那么作为人类学，实际上要通过我们跟我们的研究对象的互动来完成，这些都可以在这个表述里达到。
另外一个我还要谈的是，seminar（研讨班）这种形式实际上在欧美已经形成一种生产程序，而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是，我们的学术传统，实际上我们在回想孔子的《论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互动的学术，而我们现在的知识生产中这种交流往往是很不足的。
徐平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一些基本陈述”，陈述也行，对象是谁？自说自话？自己跟自己玩？是对中国人民，还是世界人民，还是世界同行？我们陈述的对象都不清楚，那我们陈述的内容就没法清楚。
行业自律的话，那就是我们定行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明确，我们究竟陈述给谁听？为什么要陈述？然后才说陈述什么东西。这个主题我觉得大家还要好好想一想。
行规呢，这个行业自律性的东西，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们人类学的一个宣言，我们干什么，我们怎么干。干什么和怎么干就已经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了，如果更明确一点，我们就可以引得更深。
至于以后这个行规的话我觉得不是太严，而是太松。第一个，绝不允许伤害当地人民，第二个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
麻国庆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有这么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我们这个行规，或自律性的东西没有定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类学到今天确实需要一个行规。那么这个行规呢，我们是要订立一个全球人类学的知识的目标点，还是订立我们中国人类学的一个问题意识点，因为这里面必须考虑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自我地疏远自己。包括每年教育部要出一个国外社会科学的白皮书，一看我们进了民族学，我后来就跟教育部的一个司长说，你要用民族学来说国外的学术，根本找不出几个，大多数国家没有民族学这个概念；那在我们中国，它是一个相反的概念，在中国，民族学又是一个一级学科，而人类学变成了二级学科，我们就感觉不舒服。包括我们中山大学也是叫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我对这整个的学科体制是非常愤怒的，这个体制的安排，实际上是把人类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官方语境里面不断抹杀掉。这样的话，在这个讨论里面，因为在1998年之前，所有的目录里面都是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在国内有这么一个特殊语境，所以就是说，这里面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比别的问题还要更加重要。
陈进国
有些概念我觉得还是要加一些注释，比如说中国、中华民族等等。另外还有谈到的文化自觉、学术自觉、知识生产，那么人类学家的工作只是一个知识生产，还是文化的、思想的？这个是不是还可以斟酌一下。还有呢，这两天大家都在谈文化的互动，对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文化的互动，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可能都还需要注意。
康敏
一个是我觉得提出这样的倡议是非常必要的，我非常同意刚才徐平教授的说法，就是这是一个宣言，是一个目标，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不是一个现实，所以这个文字化的东西我们应该不要太实际，我们应该用这样的宣言把更多的人，把更多的群体包纳进来。比如说我们说中国人类学，那我们要不要考虑到中科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里面搞人类学的这个群体，所以我们（的界定）应该泛一些。
第二个，我觉得这里面逻辑上还是应该分得更清楚一点，从逻辑上需要再思考，让它整体结构更清晰。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像这个比较具体的不要落在上面。
评论
我想呢，如果我们中国人类学能够放在世界人类学里面来提，实际上我们从费老或者林先生的调查开始，它是一种家乡人类学研究的开创，那么这在西方基本上是在二战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当时）很多人因为都是殖民主义者，被赶回白人地区。那么这些东西的思考和总结可能是我们在世界人类学里面有贡献的。
另外一个，人类学作为学术研究，它就有一个有用无用的问题，你对他者的这个研究它有用吗，这个很难讲，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能想它有用没用，但是你研究出来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有用。所以我们现在说有用没用，它也是文化方面的一种延续，中国的很多东西它就是有这个实用的方面。你说植物分类，我们中国也不是没有分类啊，《本草纲目》也是一种分类，但它是一种药用的分类，它的标准就不一样。首先你要看到它是一种学术，那你就并不一定是要它有用，或者是去演绎一种理论，更重要的是说从我们这种实践的东西里面能够归纳出什么东西，或者说你能够提出什么理论的问题，能够有所贡献。
对于这个文本，我觉得是要提出公共性，那你是针对什么提问题，这个公共性你是沿着什么来表达。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民族所的研究，你要写一篇人类学的文章，编辑他就会看一下，因为人类学的研究它是以主体民族研究为主的，跟所谓的民族学是有一些差别的，那你看西方的学者来做（中国）研究大多数都是研究汉族的，很少有人跑到少数民族地区。刚才有人说人类学和民族学是一体的，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边界的，因为我们中国民族学的界定是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研究，所以还是有差别的。
你提到这些伦理性的东西，其实任何一个老师让学生做田野他都是有一个交待的，但是这个度是多少。在我们人类学历史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事情，有些你去走近，去收集的时候就会涉及人家的隐私，所以你当然要去保护人家。有的时候，我的这个主体，我研究得越深厚，了解得越多的时候，我一般就不说话了，因为我跟他有了一个认同。所以你开出一个自我的自律性的东西，有几条基本的东西，这个讲一讲就可以了。
邵京
今天这个是一个基本陈述，也是第一次的陈述，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有一个细致的描述，而是要一个基本的框架，但也要有实的部分，又飘又实比较好，这样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修正。
评论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人类学的伦理规范我觉得是比较片面的，它一直在谈的是田野作业生产中所应该遵循的学术伦理，它忽略了民族志产生之后它的消费所造成的社会意义，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应该予以观照，把它也提升到人类学学科伦理的层面，对我们今后的学科发展是会有意义的。
陆泰来
我个人的认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是中国人类学，那么里面的“中国”表现在哪里，如果你是世界人类学的一个分部，那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是中国人类学，我们还要考虑怎样面对中国的问题，这些都是人类学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李立
这个文本作为一个基本的陈述，必须保持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如果一个文本是完全封闭的话，就很难把每个人的观点和想法包容进来。
冯珠娣（Judith Farquhar）
At first, when I heard they are talking about人类学的规范，I’m very interested. It’s a necessary path. Today you are also talking a lot about professional ethics. It’s very important. But it’s also needed to talk about strategy. It’s important to make anthropology more public, so I want to urge you one thing that is not talked much here. That is to talk about the media world-how is the media world constructed, and how is it changed in China? In China, we have lots of documentaries shown on TV, about ShaoShuMinZu, and about different culture in China, and others. This technology could be much more intelligent. It could be much deeper. Anthropology can make it better. And anthropology could be more popular and become a public project in any country.
（首先，当我听说要谈论人类学的规范，我非常感兴趣。这是一条必经之路。今天你们也谈到了很多职业伦理，这非常重要，但是也需要谈论策略。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让人类学更具公共性，因此我想提醒你们注意到一点——媒体世界，媒体世界怎样被建构，在中国它如何变化？在中国，我们有大量关于少数民族和中国不同文化的纪录片出现在电视节目中，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这些节目会越来越有深度。人类学可以做得更好，在任何国家人类学都可能成为更受欢迎的公共事业。）
张金岭
这个文本中提到了多样化的问题，包括多元的群体和文化，所以我认为应该也加上对平等问题的讨论。
评论
在后面的部分，应该更强调田野伦理，因为学术伦理放到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可以讨论的，但作为人类学，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田野中的伦理规范。
高丙中
我们这个讨论，实际上是为下一代的学者，为他们再去做研究、带学生提供一些积累，主要是这样一个出发点。所以，除了资深的同仁，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年轻的学者，我们就是为他们下次的讨论提供一些预备或预期。
[1] 这里的“基本陈述”由高丙中起草，并在会议筹备组进行过讨论，龚浩群、赖立里等提供了修改意见。讨论会上，诸多同仁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里一并呈现出来，与关心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同行一起分享。因此，本文的署名还应包括翁乃群、周星、张海洋、罗红光、邵京、纳日碧力戈、王建民、徐平、麻国庆、陈进国、刘正爱、刘谦、张金岭、康敏、杨春宇、李立、谭同学、吕俊彪、冯姝娣、陆泰来等。本文由赵萱、龚浩群负责整理，特此致谢。整理稿没有经过发言人审阅，特此说明。
[2] 从1997年初开始，费孝通先生在多篇文章里论述了“文化自觉”的命题，如《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人文价值再思考》，分别见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89页，第198—213页。——编者注
[3] 因为本次工作坊参会人数较多，我们在后期的录音整理中无法确定一些发言人的身份，就用“评论”表示。下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