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研究緣起
在今天的中國域外漢籍收藏中，日本是一個重要的國家。它的收藏中許多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國文獻典籍掃蕩和掠奪之物，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的一千多年里，日本一直不斷輸入着中國的文獻典籍，因此其收藏本身也非常有特點。
中國學術界真正開始把流傳於日本的漢籍作爲“學術”來加以考察，是在十九世紀末。[1]這時正值晚清，由於各種歷史原因，訪書日本開始成爲中國學界的一種潮流。在衆多的訪書者中，楊守敬是時間比較早而且訪書最爲成功的一位。自光緒六年（1880）夏至光緒十年五月差滿歸國，楊守敬用四年時間就收藏古籍數十萬卷，宋元本、明刻本、舊抄本、和刻本數量衆多，其中不少爲海内孤本，這在清代藏書家中是罕有倫匹的。
在此期間，楊守敬實際主持刊刻了《古逸叢書》二十六種，其中很多書就是流傳於日本而當時國内久已失傳之本。《古逸叢書》的刊刻對中國近代學術史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所刻各書被廣泛用於校勘等研究。同時，它也極大地刺激了中國學者去日本訪書的熱情，之後李盛鐸、羅振玉、董康等又繼有赴日訪書之舉。在《古逸叢書》之後，珍貴古籍的影印也成爲風氣，僅以“續古逸叢書”爲名的就有：1919年至1957年商務印書館張元濟主持影印《續古逸叢書》四十七種，1982年至1992年中華書局又影印出版《古逸叢書三編》四十三種等。這些影印古籍爲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同時對珍貴古籍的流傳和保存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然而，隨着近年古籍影印事業的發展和學界視野的逐漸開闊，我們發現《古逸叢書》在刊刻过程中存在着諸多問題。就拿《古逸叢書》之十三《覆元泰定本廣韻》來説。我們知道，元泰定本屬於《廣韻》版本系統中的略注本一系，是這一系統中現存較早之版本，音韻學家徵引頗多。而這一覆刻本的底本，今就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將此底本與《古逸叢書》本校勘，發現《古逸叢書》本對底本的改動非常多，但是未作説明也未出校勘記，因此從文本可靠性角度説《古逸叢書》本根本不足憑信。北大本已於2005年12月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作爲“中華再造善本”之一種影印出版。按理説，它的出現完全可以代替《古逸叢書》本，然而遺憾的是，目前《廣韻》的研究者仍在使用《古逸叢書》本，如2007年6月由嶽麓書社出版的蔡夢麒《廣韻校釋》，2008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廼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韻定稿本》等等。看來它的問題還遠未引起大家的重視。
由此我們不禁會問：除《覆元泰定本廣韻》外，《古逸叢書》中的其他書是否也對底本進行了校改？《古逸叢書》所收各書底本究竟是何版本？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古逸叢書》，其各書還有版本價值嗎？此外，《古逸叢書》本身各次印本的不同以及黎庶昌、楊守敬藏書的來源和流向等問題也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
二、研究角度
學界對《古逸叢書》已經有了不少研究，不過，這些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有些致力於研究《古逸叢書》的日本刻工及它在版刻印刷史上的意義；有些側重於探討《古逸叢書》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有些着力對《古逸叢書》中的某一書從文字、思想、内容等角度予以專門研究；等等。我們不可能也不擬對涉及《古逸叢書》的所有方面都作廣泛深入的研究，我們感興趣和主要想做的工作是：從文獻學的角度來考查《古逸叢書》，還原其刊刻經過，比較叢書各次印本，辨析叢書所收各書的底本，闡明其在今天的版本學價值以及使用時需要注意的一些問題。
三、研究現狀
以往對《古逸叢書》研究的成果是我們的基礎，下面根據本書所涉相關問題簡單介紹研究現狀。
黎庶昌其人，《清史稿》有傳，又有黄萬機《黎庶昌評傳》等書，黎庶昌的生平經歷及著述等可由此大致得到瞭解。黎氏藏書去向所知尚不多，目前所見有兩篇文章討論這一問題：一爲劉雨濤《龔澤浦購買黎庶昌珍藏善本書》（《貴州文史叢刊》1992年第3期），一爲陳捷《貴州省所藏與日本有關之典籍——以黎庶昌舊藏古籍的情況爲中心》一文。（原文爲日文，發表於2001年2月第17次國際“現存於中國的日本有關典籍和文化財産”主題學術研討會。）
楊守敬其人，由楊守敬自編並由其弟子熊會貞補編的《鄰蘇老人年譜》，是研究楊守敬生平經歷最重要的資料。不過，該譜比較簡略，僅一萬多字。後臺灣學者吴天任在此基礎上對楊守敬的事跡做了大量增訂，撰成《楊惺吾先生年譜》一書（臺灣藝文印書館，1975年）。近年楊守敬的族重孫楊世燦又撰有《楊守敬學術年譜》。楊守敬的著述頗多，謝承仁等編《楊守敬集》（共13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楊氏著述大多集中於此。
關於《古逸叢書》的刊刻及各書底本、版本特點等，陝西師范大學賈二强先生1986年碩士論文《〈古逸叢書〉考》有過系統討論。賈先生論文由黄永年先生指導，資料詳實，論證嚴謹，本論文參考頗多。不過，該文主要從文獻記載對《古逸叢書》各書底本作分析，很少搜訪底本實存情況，也未對底本實物作仔細考察，且該論文撰作年代較早，不少資料尚未及見到。本書將在充分吸取其成果的基礎上，糾正其中不正確的説法，並補充新資料。
本書所利用的相關資料和研究成果主要可分爲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持刊刻者自己的記録。黎庶昌對《古逸叢書》刊刻情況的説明主要集中在《古逸叢書》卷前《敘目》以及《古逸叢書》各書卷後，這些跋文皆收入黎氏《拙尊園叢稿》一書中。楊守敬跋文多附於《古逸叢書》各書卷後，後《日本訪書志》一書又收入更多相關跋文。民國十九年（1930）王重民先生曾遍録當時他所經眼的楊守敬手跋，輯爲《日本訪書志補》，又新增一些《古逸叢書》相關書跋。另外，楊守敬有一部手批《經籍訪古志》流傳於日本，其中有些批語涉及《古逸叢書》的刊刻及底本情況，長澤規矩也《楊惺吾日本訪書考》曾對這些資料作了詳細介紹（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二卷》，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82年）。
第二部分，楊守敬與日本當時一些學者的筆談記録。陳捷先生指出，以往研究楊守敬在日本訪書這段經歷時“所利用的材料大多未超出《鄰蘇老人年譜》、《古逸叢書》跋文、《日本訪書志》及《日本訪書志補》等。事實上，在研究楊守敬的日本訪書活動時，除了上述爲學者所熟知的材料外，尚有一些很有價值的記録保存下來”。這些筆談資料，歸納起來約有以下幾種：第一種，楊守敬與森立之的筆談記録《清客筆話》，陳捷整理，已收入《楊守敬集》第13册，陳先生又撰有《關於〈清客筆話〉及其價值——日本所藏楊守敬資料解題之一》一文（《原學》第5輯）。第二種，楊守敬與巖谷修的筆談記録，陳捷在《關於楊守敬與巖谷修筆談資料的初步考察——日本所藏楊守敬資料解題之二》一文中有詳細整理和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特輯）。第三種，楊守敬與宫島誠一郎的筆談記録，陳捷《楊守敬と宫島誠一郎の筆談録》一文有詳細整理和研究（《中國哲學研究》第12號，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會，1998年11月）。此外，陳捷《關於楊守敬與日本刻工木村嘉平交往的考察》一文（《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7輯），使我們對日本刻工木村嘉平有了更多了解，爲深入研究《古逸叢書》的刊刻經過提供了重要資料。
第三部分，楊氏善本藏書的實存情況記録。阿部隆一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對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楊氏觀海堂善本進行了全面調查，撰有《“中華民國國立故宫博物院”藏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一文（收入《（增訂）中國訪書志》，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此外，臺灣學者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公司1991年初版，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5年修訂版）也對觀海堂藏書的歷史以及實存情況作有研究。這些楊氏實存藏書的考察，是了解《古逸叢書》底本的重要參考資料。
第四部分，日藏善本書目録。主要是澀江全善、森立之所編《經籍訪古志》和最近嚴紹璗先生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録》等書。
關於叢書在刊刻過程中對底本的校改問題。比較早注意到這一問題的，是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古逸叢書〉的可靠性》一文（《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卷》，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82年）。長澤規矩也得到《爾雅》、《論語集解》和《杜工部草堂詩話》三種書的《古逸叢書》校樣本，將它們與《古逸叢書》定本比對，指出《古逸叢書》對底本皆作了校改。賈二强《〈古逸叢書〉考》論文中也簡單提到了元泰定本《廣韻》、《玉篇》等書對底本的校改，不過未作詳細討論。范志新《〈古逸叢書〉本〈爾雅〉之底本辨析》（《文獻》2008年第2期）一文認爲《古逸叢書》本《爾雅》“是一經多次作僞之本”，儘管其結論和具體論證皆存在許多問題，但是范文提到《古逸叢書》本對底本的改動還是正確的。蘇芃《原本〈玉篇〉殘卷國内影印本述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第4期）指出了《古逸叢書》本《玉篇》的校改問題。此外不少介紹《古逸叢書》的文章在提到其刊刻時也略會談到一些它的不足，這些討論多只是泛泛而談，没有多少針對性和深入文本的分析。到目前爲止，深入討論《古逸叢書》文本可靠性問題的文章還十分少見，全面爲《古逸叢書》某一書作校勘的工作還未曾見到。本書的最後一章，將選擇《古逸叢書》中的部分書與底本作校勘。
本書附録三討論《天台山記》的文本書寫特點。《天台山記》是一篇浙江天台山地方志，唐徐靈府撰。關於此書的底本及刊刻情況，黎庶昌《古逸叢書·敘目》語焉不詳，楊守敬則未有任何記載。近年嚴紹璗先生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録》也未著録《天台山記》的日本藏本。我們將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網上提供的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抄本《天台山記》全部影像與《古逸叢書》本比較，發現《古逸叢書》本的字體、書法及所摹蟲蛀痕跡皆與國會圖書館本十分相似，國會圖書館本應即《古逸叢書》底本。前人爲《天台山記》作釋文有三種：一爲清陸心源釋文（見《唐文拾遺》卷五十），一爲日本《大正藏》釋文，一爲日本學者薄井俊二2001年以來所作釋文。我們在三種釋文的基礎上爲《天台山記》作了新的釋文，並且討論了此本的文字書寫特點，作爲附録附於本書之末。
[1]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録·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