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第二十卷 2014年，11—32頁

“天山峽谷古道”芻議

王炳華

“天山峽谷古道”，是本文提出的新概念。

在古代中國與西部世界的交往中，綿亙於新疆中部的天山，曾承擔過重大使命。自《漢書·西域傳》起，歷代史傳涉及西域交通，無不曾對自天山南麓、天山北麓西行的路線進行過説明。但對穿越天山峽谷的古道，未見著一詞。日本學者松田壽男在去今58年前，曾有《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專著[1]，也未就此展開分析。

本文主要依憑已獲考古資料，結合對天山地理形勢之考察，參證相關文獻記録，對此進行初步研究。結論是：在古代中國通過西域進入中亞兩河流域、阿富汗斯坦，曾經存在過穿行天山峽谷的古道。它不同於所謂“絲路”中、北道。其具體路線，係穿行天山峽谷之中。至伊犁河流域後折而西南行，進抵大宛、康居，達興都庫什山北麓，過鐵門關，及於阿富汗斯坦（見下頁圖1）。與天山南北麓路線相較，它開拓十分早，青銅時代歐亞遊牧人東行西走，這就曾是坦途。漢—唐西域，直迄明清，仍一直在沿用，承擔過重要使命。但卻未在正史著録中留下明晰記録。原因是漢文史籍中的記録，主要表現了漢代以來歷代中原王朝西行的通路；而它卻是中亞古代遊牧民族熟悉、開拓的一條通路。認識這條通路，揭明相關事實，不僅可以更準確、更全面認識古代帕米爾東西交通的實際，助益於認識古代遊牧民族在開拓相關路線中，不可替代、自然也不應被疏忽的歷史奉獻，賦予中西交通史一個更完整、更準確的概念。

一

1964年，新疆博物館考古隊，發掘吐魯番高昌故城西北郊阿斯塔那墓地，在編號TAM29的唐代夫婦合葬墓中，獲文書38件（組）。文書均折自男女主人之紙冠、紙腰帶。用紙均爲當年廢棄之官私文檔。文書多唐代紀年，最早爲唐咸亨三年（672）、最晚止迄於垂拱元年（685），其間還有上元三年、永淳元年、總章三年，及武周載初等年號，均唐高宗、武后時期。其中一組4件文書，涉及“吐火羅人”向高昌縣申請過所事，關係唐代與中亞康國、吐火羅之間的交通路線；也揭示了唐代西州高昌縣不識吐火羅、不明吐火羅語的情形。諸多細節，頗有發人深省之問題。

首先，將相關唐垂拱元年（685）康義羅施等請過所文書引録如下：

（一）64TAM29：17（a），95（a）

[前缺]

9　被問所請過所，有何來文，

10 仰答者：謹審：但羅施等並從西

11 來，欲向東興易，爲在西無人遮得，更

12 不請公文，請乞責保，被問依實謹

13 □。　亨

14　　　　　　　 月　日

[後殘]

（二）64TAM29：108（a）

[前缺]

8　被問所請過所，有何公文？

9　審，但潘等並從西

10 漢官府，所以更不請

11 等，並請責保，被

[後缺]

（三）64TAM29：107

[前缺]

1　你那潘等辯：被問得上件人等辭，請將

2　家口入京，其人等不是壓良、詃誘、寒盗

3　等色以不？仰答者，謹審：但那你等保

4　知不是壓良等色，若後不依今

5　款，求受依法罪，被問依實謹□。　　　　（劃指痕）

6　亨　　　　垂拱元年四月　日

7　　　　　　　連　　亨 白

8　　　　　　　　　　　　　十九日

（四）64TAM29：24、25

[前缺]

1　保人庭、伊百姓康阿了

2　保人伊州百姓史保年卌

3　保人庭州百姓韓小兒年卌

4　保人烏耆人曹不那遮年

5　保人高昌縣史康師年卅五

6　　康尾義羅施年卅　作人曹伏磨

7　　　婢可婢支　驢三頭　馬一匹　

8　　吐火羅拂延年卅　奴突蜜

9　　　奴割邏吉　驢三頭　

10　吐火羅磨色多　

11　　奴莫賀咄　

12　　婢頡　婢

13　　駝二頭　驢五頭　[下殘]

14　何胡數刺　作人曹延那　[下殘]

15　　驢三頭

16　康紇槎　男射鼻　男浮你了

17　　作人曹野那　作人安莫延　康

18　　婢桃葉　驢一十二頭

19 阿了辯：被問得上件人等牒稱，請

20 家口入京，其人等不是壓良

21 冒名假代等色以不者？謹審：但了

22 不是壓良、假代等色，若後不□

23 求受依法罪，被問依實謹□。

24　　　　　　　垂拱元年四月　日

25　　　　　　　　連　亨　□[2]

[後缺]

仔細審讀這一組文書，可以肯定，它們是來自高昌“以西”地區的康尾義羅施、吐火羅拂延等一行，進抵唐西州高昌，希望前往京城長安“興易”。因爲没有過所，無法繼續東行。要申請過所，又没有相關來文。申請人申辯：所以没有來文，因“爲在西無人遮得，更不請公文”；在進抵高昌的來路上，没有遭遇辦理相關手續的“漢官府，所以更不請”相關過所[3]。再三申明，自己不是“壓良、詃誘、寒盗”之流；如有虚枉，“求受依法罪”，願受相關處分。

從康尾義羅施等及東行之隨從，明確見諸文書者，計有：康尾義羅施、吐火羅拂延、吐火羅磨色多、何胡數刺、康紇槎及作人、奴、婢曹伏磨、可婢支、突蜜、割羅吉、莫賀咄、□頡、曹延那、射鼻、浮你了、曹野那、安莫延、康□□、桃葉、潘、□□達、□□延等至少有20多人。隨身攜帶有驢26頭、駱駝兩峰、馬一匹。因爲文書有殘缺，這一行商隊人、畜總數，可能還會較此爲多。這麽一支20多人、隨行近30支驢、駝的商隊，包括了吐火羅及中亞兩河流域昭武九姓中的康、曹、何、安諸胡，以及可能與突厥、歌羅禄相關的隨從，既没有相關身份證明，也没有高昌以西諸多州、縣、鎮、戍、守捉的來文，卻突然出現在了高昌法曹府，要求申領前往京城的過所。這自然是一件相當不正常的公案。所以高昌縣進行了相當認真的審查。爲此配備了譯語人翟那你潘、阿了（兩次審查，譯語人不同，可方便更準確瞭解相關事實），調查了願意爲這一支商隊擔保的證人，分别來自庭州、伊州、烏耆（焉耆）、高昌的居民：康阿了、史保、韓小兒、曹不那遮、史康師等，由他們畫押具保、承擔責任。這才齊備了申領過所的手續。

康尾義羅施、吐火羅拂延、吐火羅磨色多等一行人申領過所文書，出土文書中不見其最後結果。但相關條件既已齊備，估計“東去京城”“興易”，當可以實現。在這一事件中，引發我們關注的問題不少，諸如對唐代西域伊西庭州在編居民中昭武九姓胡的進一步分析，“興易”細況等，這裏均不涉及。本文主要只深究兩個問題。

1．最主要者，從吐火羅、撒馬爾罕等地東來的胡商，突然出現在高昌縣内，脱出了已在唐王朝屬下的疏勒、龜兹、焉耆政權、關防的視野，不見一點應該有、實際卻缺如的相關文牒。而且如是浩浩蕩蕩20多人、30多支駝驢商隊，絶對是避不開衆人耳目的，怎麽就會人不知、鬼不曉的直接出現在吐魯番盆地之中？他們所來的通行路線，自然就是一個必須深究的問題。

2．由這支自稱、也引發關注的商旅中，有多名自稱的吐火羅人。他們現身在高昌，但語言不通，必須有專任“譯語人”爲之翻譯。而在印歐語研究界，曾有不少學者認爲唐代庫車、焉耆、吐魯番一線，是存在大量吐火羅居民，行用吐火羅語、文，甚至是普遍存在的。這就形成一個無法統一的社會現象，由此也可以獲得新視角，展開分析[4]。

二

由吐火羅所在的阿富汗斯坦、中亞阿姆河、錫爾河流域緑洲上散列的昭武九姓王國商旅，進入西域、甚至直接步入吐魯番盆地，而没有經行漢代以來明確記録在案的天山南麓、天山北麓大道。邏輯分析，最大可能就是由天山腹地中穿行。居住在天山邊，甚至就是在天山中的諸多盆地、草原上生活的遊牧人群，對這條道，是生來就接觸，絶不會陌生的。據已獲考古資料，也可以得到印證。這就是穿越天山峽谷，確實存在過一條雖未見於中原王朝史家著録、但卻實際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交通路線。

試看已獲考古資料：

1．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生殖崇拜巖刻畫：

這是上世紀80年代新見的一處文化遺存。位置在呼圖壁縣所屬北天山東經86°19′、北緯43°51′處。自呼圖壁縣城南入天山，75公里後，即可走入康家石門子，是爲北天山山脈中的一處天然石闕。入闕進抵天山峽谷之中，可以西行抵達伊犁河谷地。巖畫，它最初被人注意是上世紀70年代初，“要準備打仗”，想避開大家熟悉的天山南、北通行幹線，在天山中修出一條可以與伊犁河流域聯通的“戰備公路”，備一旦軍事需要，可以救急。簡易公路就修在巖畫南邊不遠處。巖畫所在，本無民居。也因此機緣，巖畫遺存，開始被當地老鄉關注。

巖刻的畫面宏大，在距今天地面以上約10米，雕鑿著一區約200多平方米的淺浮雕畫面。人物形象爲深目高鼻，頭戴高帽的白種人，與臉型比較寬圓、顴骨較高的蒙古種人物共存。總數近300軀巖雕人物，均裸體，多作媾合狀。其中比較突出的一組女性人物，面對一裸體男性，環繞兩組對馬翩翩起舞，是與祈求生殖相關的巫術祭祀畫面，表現著“馬祖崇拜”精神[5]。

類似的馬祖崇拜畫面，見於伊朗西部扎格羅斯山區盧里斯坦青銅時代遺存。盧里斯坦青銅時代遺存出土文物，在美、英、法等國大型博物館中多有收存。最突出的畫面，就是對“雙馬”的崇拜[6]。盧里斯坦青銅時代遺存主體部分，在西元前9至西元前7世紀[7]。

呼圖壁與盧里斯坦青銅時代遺址雙馬圖像的一致性，具體揭示了北天山康家石門子古代居民，在西元前1000年前期，與伊朗西部青銅時代居民之間存在過的聯繫。

2．阿拉溝青銅時代遺存：

阿拉溝，是天山中一條不大的溝谷，長約100公里，溝谷寬度數百米至數公里。它居處吐魯番盆地、烏魯木齊、和靜草原、于爾都斯草原之間，是天山中的一條峽谷隘道。

在阿拉溝溝谷東口，我曾工作過3年。在溝谷東口發掘了阿拉溝、魚兒溝墓地。曾出土高足青銅祭祀臺，其中佇立帶翼之立獅，獅足下有燒炭餘燼，是與拜火教相關的用物。與這件具有東伊朗風格之拜火教祭臺一道，還有帶翼獅形金箔，多量圓形虎紋金牌，獸面紋銀牌，圓形、螺旋形金質飾件等，是一批明顯具有塞人藝術風格的金銀器。共出絲羅、漆器等物。與此東西相應，在于爾都斯草原以西、鞏乃斯河谷，也曾發現過相類的青銅祭祀臺，祭臺周緣環列帶翅異獸，戴高帽的青銅武士俑，對獸銅環、翼獸銅環、銅鍑等，同樣是公元前4世紀以前的塞人文化遺存。在天山峽谷之中，東西遥遥相對，出土了風格近同、民族屬性一致的塞人文化遺物，邏輯的結論就是：在去今3000年前，塞人進入伊朗、中亞兩河流域、天山、帕米爾地區以後，在東來西走的歷史進程中，天山峽谷曾是他們自由行進、往來馳騁的便捷通道[8]。

3．阿圖什庫蘭薩日克野獸紋金器：

庫蘭薩日克爲天山峽谷中又一處青銅時代墓地。絶對年代在西元前5世紀前後。出土黄金製品8件。其中金質馬形野獸紋飾牌，金馬十分驕健。前騎騰躍，後體反捲向上，幾與馬鬃毛相接；又一件黄金牌飾爲一支猛鷹（西方稱“格里芬”），揚翅佇立在鹿身上[9]。均是典型的斯基泰野獸紋風格藝術品。墓中共出之高温泥質陶器，與阿拉溝豎穴墓中出土陶器相類。相類、近同之黄金飾牌，在天山與阿勒泰山鄰接之青河縣境，也曾獲見[10]。

阿圖什縣庫蘭薩日克，居處天山之中。瀕臨托什干河谷。自托什干河谷上行，可進入吉爾吉斯共和國境，通過納倫河，更南行，可方便進入費爾干納盆地。在這裏出土的這組具有塞人（斯基泰）風格的黄金製品，重要價值之一，就是生動揭示從費爾干納盆地、納倫河流域、托什干河谷，沿天山峽谷東走，曾是古代遊牧民族來去的坦途。

4．昭蘇波馬金銀器：

出土了大量金銀器、精美絲織物的波馬古墓，坐落在昭蘇縣境。

昭蘇縣居天山腹地，是天山中地勢相對莽平的高原草場，海拔在1000—2000米間。氣候濕潤，年平均氣温只2.5℃。雨水豐沛，年降水量可達500毫米，適宜於禾本科、豆科類牧草生長，牧草可高及馬腹，適飼性强。十分適宜於畜牧業發展。自古迄今，是優良畜牧業生産基地。直至20世紀60年代，這裏仍是我國最好的種馬場所在地。

波馬地處縣境西南，已鄰哈薩克斯坦邊境。昭蘇縣内廣泛分佈的土墩墓，這裏也多見存在。從波馬出土文物分析，這種土墩墓不僅是塞人、烏孫人的埋骨之所，直至三國、兩晉時期，仍爲伊犁河流域古代遊牧人的埋骨處。

波馬古墓，1976年曾經發掘。後因諸多條件之制約，未能發掘到底。時隔21年後，修公路推開了古墓封土，在去地表3.5米之深處，突現多量金銀器、絲織物、鐵兵器、玻璃器，一匹保存完好的白馬。文物被修路者哄搶、流散。保管部門聽到消息後回收，還追回文物約80件，這不可能是當年入土文物之全部。任何人看這批收回、入藏博物館的大量黄金、鑲飾珠寶文物，無不驚歎其精美絶倫。

主要文物計有：墓主人覆面之鑲紅寶石黄金面罩，隨殉之寶相花金罐，虎形把手金罐，鑲寶石、飾聯珠之黄金劍鞘，鑲紅寶石金戒指，木質包金劍鞘（内存有雙刃鐵劍），黄金帶具（以長方形金板合頁套連，上飾寶石），錯金單耳銀瓶，鑲紅寶石鋬指金杯，金質袖套，黄金指套，以8道辮線聯綴成板帶、塊塊辮線板帶彼此扣連而成的金帶，各種形式（花葉、花卉、心形）金箔片等。這些金器，其製作之精巧、裝飾花紋之瑰麗、寶石錯列，迄今未見其匹；在盛産黄金的新疆，一次出土如是多的黄金器皿，也是迄今僅見。

與這批黄金寶器共出，有“綴金珠繡”衣服殘片：以紅色菱紋綺、絹爲地，綴飾半圓形金泡、小金泡，構成四瓣花，更綴飾珍珠，併聯成塔形幾何紋。共出“雲氣動物紋錦”、“富昌錦”等，這類紋錦，顯明具有東漢後至魏晉間的風格。

東漢以後，三國兩晉間，在新疆伊犁河流域曾經稱雄一世的主要勢力，當推悦般；或者説，悦般是最重要一支[11]。

波馬金銀器，其工藝、用寶石的時尚，聯珠紋飾，黄金面具，清楚展現著里海、黑海周圍、伊朗、中亞的印歐種人文化藝術特徵，織錦、珠繡則展示著黄河、長江流域的風采。它們在天山腹地昭蘇牧場上的會聚，透顯著這一高山草場在公元4世紀前後與東西方實際存在的物資交流，顯示著通過天山峽谷的交通。

5．鸜鵒鎮接待康國使者文書：

坐落在天山阿拉溝峪谷東口的石砌古堡，經緯位置爲E87°42′×N42°50′。出土過唐代開元時期文書，表明它是當年西州天山縣下屬之鸜鵒鎮故址。它雄踞在阿拉溝東口峭壁，控扼天山峽谷進入吐魯番盆地的咽喉。在古堡内十分有限的試掘，獲唐代文書碎片，併合後，得文書9紙。其中一件文書，前後均殘，只存文字兩行。殘文爲：

[前缺]

□□給使首領康

□　　　六品官　一人□

[後缺]

分析文意，大概是與接待“使者”首領“康”某有關。多少拓展一點文意，應是曾經有中亞康國使者途經此處，鸜鵒鎮曾盡接待之責，所以留下這麽一紙文書。

如是，則表明康國使者自烏孜别克斯坦撒馬爾罕東行，進入西州或更東進入中原，穿行阿拉溝峽谷，曾是一條徑道。沿線唐朝政府設置之軍鎮，也盡過接待、迎送之責。

爲具體認識、瞭解天山峽谷古道路線的實際情形，在阿拉溝峽谷工作的3年間，我曾西入峽谷之中。溝谷居阿拉溝山（南）與天格爾山（北）之間，谷地長約100多公里，寬數百米至數公里不等。地勢西高東低，溝谷西狹東寬，阿拉溝河流貫其中，水勢湍急。過阿拉溝谷後，越奎先大阪（高2780米），過巴侖台，可抵達焉耆盆地北緣和靜緑洲；自巴侖台西行，入烏拉斯台河谷，可以非常方便進入于爾都斯草原；更西行，馬程一周左右，可抵伊犁河谷。自伊犁河谷西南行，進入伊塞克湖、中亞兩河流域，一路水草不斷，騎馬行進，自然也不困難。自于爾都斯草原向西南走，不到400公里，馬程7天左右，還可抵安西都護府所在之龜兹緑洲。因此，自西州入阿拉溝峽谷，前往焉耆、龜兹、弓月城所在的伊犁河流域、中亞兩河流域、吐火羅斯坦所在的阿姆河流域，對騎馬民族言，確是可以暢行無阻的[12]。

結合自然地理形勢，再看上述考古遺存，可得啓示：穿行天山峽谷，存在古代交通路線，是完全可能的。雖然，阿拉溝出土接待康國使人文書，可以作爲實證，説明地處西天山之撒馬爾罕地區使臣來唐，穿行天山峽谷，可能是更便捷的通路。但屬孤證；孤證難立。其他多處考古遺存，可供聯想，但終只是推論，少了直接、明確的通行説明，終有不足之感。而結合明清時期穿越這一峽谷徑道的文字記録，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具體認識這條山道，瞭解其實際通行的情形。

這方面，（明）陳誠的《西域行程記》可爲我們提供一份實際交通中亞西部大地的説明。陳誠此行，時在永樂十一年（受命）至永樂十三年間（返來）（1413—1415），實際經行約兩年多。必須强調一點，600年前的明朝，仍然没有現代交通工具。是與古代一樣，用馬、驢、駱駝代步。如是交通工具，與漢、唐時期比較，幾乎没有一點差别，具有可比性，因而具有很强的説服力。另外，其經行路線，與康國首領來唐的路線相類，穿行阿拉溝，只是方向相反。陳誠西行，自阿拉溝入天山中，穿山澗、行草地，順鞏乃斯河入伊犁河，斜向西南行，越山穿谷，臥沙灘、息草地，除少量可數的居民中心地外，多在曠野之中前進；其三，陳誠以馬代步，平順無險的到達了撒馬爾罕、哈烈（阿富汗斯坦赫拉特）等中亞政治、經濟中心；其四，陳誠此行，緣何不走傳統文獻記録的天山南、北緑洲城鎮，而闢此新途？原因是永樂十一年，哈烈入貢。他的西行，是受命護送撒馬爾罕、哈烈等國來明的使臣。哈烈、撒馬爾罕這些西域使臣來明王朝，來時應該就是走的這條路。對這一天山峽谷道，已經有過體驗，是熟悉這一交通徑路的。陳誠此行，名爲“護送”，實際只是隨他們一道，完成回訪任務，也借此摸清楚這條徑道的具體情況。

陳誠此行，同行者爲“苑馬寺清河監副臣李暹”，是與馬的飼養、管理相關的小官。他們離開北京的時間，是永樂十二年正月十三，經時九個月。永樂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抵哈烈。經此，明與中亞西部哈烈、撒馬爾罕等往來不斷，直到永樂十八年間，哈烈、撒馬爾罕、八答里桑等，不斷遣使來明。在這一過程中，陳“誠數奉使，轍跡遍西土”。往來中亞西部期間，陳誠曾“輒圖其山川城廓，志其風俗物産”，留下過珍貴資料[13]。只可惜至今並未獲見相關附載。所幸《西域行程記》中，對經行路線，還是有十分具體、瑣細的記録，彌足珍貴。

陳誠《西域行程記》中地名，涉及多種語言。但陳誠只用漢字標音，對音、解析，找出今天的具體地點，頗費心力。如他自哈密西行，經過古城，他名之爲“臘竺”；據地望，實爲“拉甫喬克”；音雖近，但文字差别巨大。又如他自托克遜西行入天山峽谷，峽口“有一大煙墩，地名阿魯卜古蹟裏”，窮思竭慮，原來，陳誠筆下的“阿魯卜古”就是清人所稱的“阿拉癸”，也就是今人所稱、繪之在圖的“阿拉溝”。如果不諳熟這片地區地理實況，要與今天的山、水、居民點對應清楚，實在是相當不易的。

陳誠在天山峽谷中行進的具體路線，因許多地方均息宿在無人煙的“石灘”、“草灘”、“山峽中”、“平川地”、“原上雪中”、“山坡”、“亂息沙灘”，有時還“人馬迷途”，相當難準確標繪清楚其具體路徑。但大的形勢、方向，卻是明白無誤的。揆諸山谷形勢，他們由阿拉溝進入伊犁河谷一段，參證筆者在這片山峽中往來穿行的體會，一些可以準確憑信的地名，可以大概判定其行進方向。他們一行，經過阿拉溝入山後，基本方向是循山道西、北走。過奎先大阪，入烏拉斯台、巴音溝，經“納剌秃”（今天山中，盛名遠布的“那拉提草原”），入于爾都斯草原；西北行，入“東西大川”“孔葛斯”，進入了鞏乃斯河谷；繼入“衣烈河”（伊犁河），經“阿力馬力口子”，“向西南入山”。馬行14天後，至“亦息渴爾”海子。海子“南北約百里，東西一望不盡”。這“亦息渴爾”，實際是人們熟知的“伊塞克湖”，這就進入了楚河流域。繼續西行，入山峽，“過長山”，近一個月，經“塞蘭城”；再7日，近“迭什干城”（塔什干）；更行，至“一渾河”（爲錫爾河）。10天後抵“石剌思”，再兩天，至“撒馬爾罕”。11天後，“度一山峽”“名鐵門關”。這就到了興都庫什山之隘口；一周後，近“巴拉黑城”。再20天後，抵中亞名城“哈烈”。哈烈，即今天阿富汗境的赫拉特，完成了西行使命[14]。附帶説一句，赫拉特，是阿富汗斯坦重鎮；由此西走，入波斯高原，十分便捷。因此，進抵哈烈，實際就到了西向伊朗、地中海周圍的大門口。再西走，不存在困難了。

完成這次送西域使臣任務後，陳誠自1413—1418年間，又曾經兩次穿行過天山峽谷，再抵撒馬爾罕、興都庫什山鐵門關，抵達哈烈。説明在明永樂時，明王朝與中亞西部烏孜别克斯坦、阿富汗斯坦、伊朗的交通，穿行天山峽谷來去，已是一條主要通路。

自阿拉溝進抵伊犁的天山峽谷通道，清代仍在運行。清王朝平定準噶爾叛亂，自阿拉溝進入伊犁，是一條重要軍事交通線。準噶爾叛亂集團最後集聚地，在昭蘇草原之格登山。清軍平叛，抵于爾都斯草原、鞏乃斯河谷，是騎兵經常穿行的路線。（清）徐松的《西域水道記》，説“阿拉癸山，西接伊犁空格斯河流。準部未靖時，自哈密至伊犁者，恒取道於此”，“阿拉癸山，南有徑道通伊犁”[15]。表明清王朝時期，對這條天山峽谷古道十分熟悉、重視，使用頻繁。

根據考古資料與有限文獻，參證地理考察，可以結論：穿越天山峽谷，來去新疆與中亞西部大地，這一交通線的存在是無疑的。它開拓很早，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前期已經存在；早期遊牧人，尤其是其中的塞人（斯基泰、撒卡），曾爲此做出過重要貢獻；山谷中多處塞人文化遺存，堪資證明。漢代以後，昭武九姓胡，尤其以善於經商而聞名遠近的粟特商人，進入新疆、中原，這天山峽谷道，都會是一條便捷、馬駝易於通行的徑道，不會不用的。直到明、清王朝時期，這條路線仍是阿富汗哈烈（赫拉特）、中亞烏孜别克斯坦、撒馬爾罕與新疆聯繫期間，中亞商胡比較熟悉、樂意行走，比較便捷的通道。當然，與此相同，古代月氏、烏孫、匈奴，更後的突厥，同樣曾在這條峽谷山路上，留下過自己的身影。

三

對這條天山峽谷交通線，求取更進一步的瞭解，應該也必須對它所在的天山，有更進一步的具體認識。

天山，是亞洲中部最大山系之一。東部天山横貫新疆中部，長1760公里；西部天山大概成南北方向，展布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孜别克斯坦境内，長約800公里。以新疆境内天山爲例，山系南北寬達250—350公里。它由數列東西方向斷塊山脈組成，一般稱之爲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平均海拔高度約4000米。山系内有冰川6890多條，冰川總面積9500多平方公里。在天山山系内，草原、盆地廣布，如中天山與北天山間的小于爾都斯盆地、伊犁河盆地；中天山與南天山間的昭蘇盆地、大于爾都斯盆地、焉耆盆地、拜城盆地、吐魯番盆地等。山系内年降水可達450—700毫米，氣候濕潤。雲杉廣布、草場連片。從任何一個山口進入天山峽谷之中，東西方向行進，或由東部天山向中亞西部天山行進，入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孜别克斯坦境内，並不存在太多困難[16]。天山山系中的不同河谷、河流，是天山中的不同集水中心。它們蝕穿山體，突入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後，自然又成爲大大小小不同緑洲的生命之源。由這些山谷隘口進入天山之中，東行西走，它又自然成爲不同緑洲（經濟中心）彼此聯繫的陸橋。上節文字介紹的阿拉溝峽谷，就是一個實例。它如吐魯番緑洲、焉耆緑洲、龜兹緑洲、阿克蘇緑洲、烏魯木齊緑洲等等，也無不是這樣一種形勢。從這一角度説，天山山系不僅是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間交通的橋樑；也爲它們與西部天山廣大世界之間交通聯繫提供了陸橋，形若天然廊道。關於西部天山，形勢當大同小異。這裏有一個小的體驗，可以一説。1991年，筆者在阿富汗喀布爾參加完“貴霜國際學術討論會”後，經由烏孜别克斯坦塔什干回烏魯木齊。航班遇阻，索性自塔什干乘汽車北行，經由江布爾，回到了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一路平展、順暢。極目瞭望，可以看到遠山逶迤，公路蜿蜒，路線實際都是行進在西部天山之中的。至於阿拉木圖市，更是林木蔥郁，雖雪嶺高聳，但環境宜人。較之烏魯木齊、伊寧，自然地理形勢，可以説勝出多多。這十分有限、點滴的地理感受，可以助益於體驗西部天山地理形勢。對古代遊牧民族，它同樣是交通便捷的坦途，大概是不錯的。

陳誠、李暹出吐魯番盆地後的交通路線，以馬爲主要代步工具。在如是環境中行進，除因途程漫長，沿途一些地段少人煙，會稍有補給之難；從總體觀察，沿途草好、水足，没有大的山體隔阻，馬行並没有遇到大困難。居於西天山地區的古代斯基泰人、昭武九姓胡人、康國人、阿富汗斯坦境内的吐火羅人，對穿行天山中的這條山道，因爲身在天山中，其稔熟、瞭解，肯定會是遠遠過於黄河流域定居農業居民、中原王朝政府之史官文人的。這些人，難能親履西域高原、草地、荒漠，對交通實際情形，或知其大概，但不會有十分具體的知識。陳誠、李暹第一次西使，名義是護送“康國、哈烈”來明朝貢的使者，實際是隨這些中亞西部商團具體考察穿行在天山腹地中的峽谷通道。陳誠曾一路圖繪路線。稍後4年中，他又率團穿行過兩次，對這條山路交通，可算輕車熟路，不存在什麽困難了。但即使如此，明代正史中，對這一路線，也並無詳細記録；即使只是概略的説明，也不見痕跡。這與中原大地，不熟悉天山山系的實在情形，是存在關聯的。但不論中國歷代王朝對此認識，如何淺薄；這一交通線，很早就已形成，並不斷發展，爲溝通中亞東西大地之間經濟、文化交流，做出過實際的奉獻，卻是肯定無疑的。

四

陳誠、李暹經阿拉溝西行至撒馬爾罕、赫拉特，因應、借鑒過西部天山緑洲康國、昭武九姓王國、阿富汗斯坦吐火羅故國對天山峽谷通路的瞭解。這一事實，確實爲我們解開了唐代來自吐火羅斯坦的商旅，吐火羅拂延、吐火羅磨色多、撒馬爾罕康國人康尾義羅施等一行，所以突然出現在吐魯番高昌緑洲上的謎團。他們與明代哈烈、撒馬爾罕等處使臣進入吐魯番的路線，是完全一致的。只不過是西行與東來之區别。兩隊成員中，十分巧的，同是吐火羅與康國行旅組成一支隊伍，結伴行進。這類似偶然的現象，實際存在地緣、歷史的根據。阿拉溝古堡出土唐鸜鵒鎮接待“康國使人”的殘文書，也可以與此呼應。這就也爲我們間接説明了在唐王朝伊、西、庭州，當年有那麽多康姓、史姓、何姓、曹姓居民，可以爲他們具保申請過所這一事實。因爲他們對這支吐火羅人、康國人所以會穿山越谷、息沙灘、住草地，來到高昌，是十分瞭解，不存在懷疑的。他們浩浩蕩蕩一行人馬，何以不爲高昌以西唐王朝屬下州、府及道路管理部門瞭解的原委，道理也十分簡單：唐王朝在天山腹地之草原、峽谷中，是並没有關防、守軍的。這樣看似難以理解的社會現象，一旦清楚其原委，就十分淺顯、明白了。在這些原爲昭武九姓、已屬高昌編民的中亞兩河流域胡人，當年他們東來西州的途程，很可能就是走的同一條路。對相關路線、穿行情形，既有不少相類的體驗、認知，對故國老鄉的商業追求也很理解，因此就没有任何猶豫，敢於以身家財富，向高昌縣府擔保，一點也不存在後顧之憂了。

通過這一具體事件，我們還可以探討一下所謂吐魯番地區居民中，存在多量吐火羅人，行用吐火羅語的一個歷史觀點。因爲在高昌縣境勝金口、吐峪溝等處佛教洞窟中出土的迴鶻文《彌勒會見記》跋語中，有“Toχri”一詞。德國學者印歐語專家西格（E.Sieg）、西格林（W.Siegling）、突厥語學家繆勒（F.W.K.Müller）一道，在20世紀初，判定這可能與印歐語西支中的“吐火羅語”存在關聯。對這一研究，歐洲印歐語研究學界討論了20年，未能獲得一致認識。但是，在有一些德國學者中，卻藉這一語言學現象，不僅將“Toχri”與“吐火羅”等同，並將在吐魯番地區只是佛經中用語的“Toχri”，與在吐魯番地區有“吐火羅人”畫上了等號，更將這一“吐火羅人”與自吐魯番至焉耆、龜兹的現代居民扯在一起。更進一步，還與現代日爾曼民族扯上了關係。最典型、直白的觀點，來自勒柯克，他説：在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緣印度人佔據著，沙漠的西沿伊蘭塞人佔領著，沙漠的西北邊緣是伊蘭粟特人（Soghdier），從庫車到吐魯番卻是那些歐洲印度—日爾曼語的藍眼睛民族，吐火羅人（Tocharer）。所有這些部落都以極大的熱情接受了佛教……隨著民族遷徙，剛剛興起的歐洲日爾曼國家歷史的重要時期開始了。”[17]一個待解的印歐語語言學現象，變成了近乎民族歷史研究的遊戲。這樣的研究，肯定是難以得到學術界認同的。“和田塞語”，不能簡單等同於塞人，更不能等同於印度人；粟特語，不能等同於粟特人，更不能等同於現代喀什噶爾民族實體並不單純的居民；庫車、焉耆、吐魯番，從漢代以來，各有自己緑洲王國、民族的稱謂，彼此有别，後面存在各自不同的民族認同觀念，將他們簡單與吐火羅掛連在一起，已屬輕率；還進一步與“藍眼睛的日爾曼民族”勾連分析，確實已難説是什麽嚴肅的學術研究了。勒柯克的推演，將這一語言、民族研究的内核，推到了極端，透露之心聲，感情深處的追求，也可以理解；但邏輯上的混亂，是一目瞭然的。一般的語言學、民族史的分析，自然不會如此簡單。但不少著述、文章中，因這一“Toχri”背景，在解析新疆塔里木盆地曾有吐火羅人徙入；青銅時代孔雀河水系的居民，就是來自歐洲的吐火羅人；天山南麓自吐魯番盆地至焉耆、庫車，有著吐火羅人遷徙過程中留下的史跡，等等。近20年來，大著不斷問世[18]，短文更是連篇累牘。在新疆，甚至有研究者稱，吐火羅的存在，已是“學界共識”。事情發展到這一步，確不能不讓人認真關注。對從青銅時代至唐，新疆不少地方都見吐火羅這一觀點，筆者是持懷疑觀點的[19]。新疆大地自青銅時代起，確見印歐人種居民徙入、居住的遺跡，但印歐人種不必一定就是“吐火羅人”。古代新疆居民中存在“吐火羅人”這一觀點，其深層的根據，實際都是將“Toχri”判定爲“吐火羅語”，而且這一語言廣泛分佈塔里木盆地北緣這一觀點的深層影響。這是一個十分複雜、不是這篇小文應該涉及、討論的問題。但在這篇小文中，我還是想著重提醒：通過吐魯番新見上引文書，可以看到：公元7世紀，來自阿富汗斯坦的吐火羅人，進入吐魯番緑洲後，語言不通、文字不同這一十分顯目的社會現象。尤其，這一現象，正出現在所謂“Toχri”語文在吐魯番地區通行的唐代。7世紀前後的高昌，佛教盛行。按不少學者分析，正是吐火羅語文在這片地區佛教寺院中大行其道的時段。但真有吐火羅人進入吐魯番後，卻顯得十分陌生。他們面對高昌官府，語言不通，信息隔膜，没有專職“譯語人”的幫助，寸步難行。這一文化現象，邏輯的結論只能是：所謂吐火羅語、吐火羅人，在唐代高昌社會中，其實是少爲人知的。大量歷史文獻記録揭明，吐火羅人、吐火羅斯坦，是興都庫什山南麓、阿姆河流域的顯目存在。這在唐代中亞，是大家熟知的歷史、地理、文化事實。唐代高昌地區，對此也不陌生，這從前引高昌縣爲吐火羅人、康國人辦理過所事件中，可邏輯推定。譯語人將他們的服務對象，清楚譯稱爲“吐火羅”，也可以爲證。只是，如果吐火羅文、吐火羅語、吐火羅人在唐代高昌是一個普遍存在，則文書中的吐火羅拂延、吐火羅磨色多進入高昌，應該是不會引發那麽多疑慮、不解的。這認知程度上的無法統一，可以説明，在唐代高昌，吐火羅絶不可能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相反，在公元7世紀，當時的吐魯番大地，對吐火羅語、吐火羅人，不僅不熟悉，而且還是相當陌生。因此，將“Toχri”等同於吐火羅，作更進一步歷史推演，從實際社會生活觀察，矛盾多多。這一從印歐語音讀引導出來的語言、民族、歷史等相關研究，在這組文書面前，是絶難得到支持的。這一文化現象，應該引發我們進一步的歷史思考。

【跋語】這篇小文，是不折不扣的“急就章”。匆匆爲文，可以説是近於倉促；但思想深處對這個問題，是考慮得十分久長的。三天前，得榮新江、羅新教授電郵，决定將《唐研究》第20卷，作爲紀念羅傑偉先生的專號，囑撰相關紀念性文字。我是十分樂意遵命去做這件事的，也願意將這一久積心底的體會，奉獻給在天堂中繼續關注中國唐研究事業的羅傑偉先生。

我與羅傑偉先生並無多少個人接觸，但不多的接觸中，卻留下了頗深印象，覺得他是一個有世界眼光、見識過於常人、可以與其深交、會獲教益的人。

我在新疆考古一生。新疆考古，人少事多。我個人，就與不少友人一樣，是並未集中全力專事唐代考古的。但在唐研究基金會成立時，主事者竟將我置於基金會屬下之學術委員會内，這自然就多了一點瞭解、認識羅傑偉的機會。但真正對羅傑偉有深一點認識，是我與一些友人計畫對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已没入沙漠之中一百多公里的丹丹烏里克——唐傑謝鎮故址之調查、發掘。傑謝鎮之所在、曾有的唐代文書、佛教壁畫，通過斯坦因的報告，是有輪廓性瞭解的。但我於此有兩點懸念。其一，是8平方公里左右的古代緑洲，規模不小，斯坦因之考察、報導，不足以揭示這一唐代軍鎮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的全貌，應該還有難以盡説的工作空間。其二，地處沙漠南道、實際卻又是關係沙漠南北通連的軍事設施，當年曾充滿活力；如今卻没落在了沉沉黄沙之中，成爲了没有一點生命氣息的死地。這巨大的地理環境變化，原因何在，是十分值得探求的。在沙漠廣佈，生態環境極其脆弱、嚴酷的新疆南部大地，通過剖析古代城鎮興廢，明其究竟，其學術價值，是遠遠過於考古學研究本身的。只是實現這一目標，必須與水文、沙漠、地理、氣象學科及佛教藝術等友人通力合作。單純考古、歷史文化研究，是極度局限的。在新疆工作有年，總是希望有適當遺址展開與理科學者的合作，開拓沙漠考古新境界。但如是設計，工作範圍大、涉及學科廣，又在沙漠中，經費是絶不能少的。計畫報給唐研究基金會後，很快通過，而且得到了羅傑偉的全力支持，一次就撥給考察用費37萬。這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作爲主事者，内心的高興、感動之情，難以形之於今天的筆墨。但這一計劃，後來並没有能順利實施。意念中應十分順當的中國學術界多學科合作進行沙漠考古的這麽一件好事，在新疆文物主管部門的一位主事人手中，卻遇到了阻障。他令人費解的理由是，經費不應由學者們自己管；實際是要由他插手來管理。這一阻攔使我意識到一旦開展工作，難以估計的矛盾會尾隨而來。我十分不希望基金會的經費不能順利用在具體工作中的。作爲工作主持人，思慮再三，决定還是放棄這一工作，將經費退回了。事後，認真想過：一個美國企業家、一位與新疆沙漠考古没有關聯的學者，在認識新疆唐代文明、人類活動與環境變化關係研究中，傾注如此大熱情、真情，這與我們一些主事者的情操、追求，真是有不小差别的。不同學科的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設計工作細節，其實是最有發言權的。這些十分專業的工作項目，必須交由完全不知研究流程的官員去管理，實在讓人難解、甚至氣憤。經費不能指揮、管理，學術目的難以實現，也就難以面對唐研究基金會。因此，内心雖十分矛盾，也只能忍痛作罷。

羅傑偉，一個美國人，感受到唐代文明的輝煌，希望深層瞭解、認識這份歷史文明的方方面面，汲取歷史的營養，爲建設人類新文明的崇高事業服務。有了這一樸素追求，就以自己的能力、財力，全心投入這一積極的事業之中，這精神是崇高的，是值得弘揚，更值得中國人學習的。其氣度、情操，較之我們一些主管人員，其高下之别，讓人唏噓。

“天山峽谷古道”，從考古、文獻、自然地理形勢各方面觀察，應該説，是一個可以肯定的存在。目前，不應止於如是一般的認識，而應該有意識的加强相關考古、文獻研究工作。它也許可以拓出另一研究空間，對塞人東入天山、吐魯番；粟特人進入吐魯番、河西走廊、中國西部大地，月氏、烏孫、突厥民族西行過程中的種種建樹……或許都可能提供認識的新空間。我想，羅傑偉如仍健在，知道這一理念後，或許會又一次與羅新兄一道，繼承當年驅車西藏，自阿里下崑崙，入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的壯舉；又一次驅越野車進入天山之中，由阿拉溝，西向于爾都斯、那拉提草原、昭蘇草原，更向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繞伊塞克湖更南行，直搗興都庫什山之鐵門關。進向吐火羅所在的阿富汗斯坦，以及伊朗高原的。漢代張騫、唐代玄奘、明朝陳誠西行之跡，或許因此會呈現更多的光明。這在今天，自然是不難實現的考察計畫。我相信，它也會是羅傑偉樂意去做的一件具體事情。只是因爲羅傑偉先生之過早遠行，這件具體工作，就只能留待他人了。自然，少了羅傑偉，也會少了一些羅傑偉同在的樂趣。這讓人有些悵然！願好人羅傑偉先生在天之靈能感受到我們的祝福，安息！愉悦！

（2014年4月15日初稿，5月12日改定）

Research on“Ancient Tianshan Valley Roads”

Wang Binghua

Based on 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and textual sources，the topograph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Tianshan mountains and the detail accounts of journeys from Turfan to the Tianshan Mountains，through Kunes River，Yili，Issyk Kul，Chu River，Amu Darya and Syr Darya，then onward to Fergana，Samarkand，Tashkent，Termiz，and finally reach Herat in Afghanistan，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existed routes since the Bronze age that passed through the valleys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Tianshan mountains that relied on grasslands，rivers and oases．Ancient Saka，Rouzhi，and Sogdian people as well as various nomadic kingdoms contributed to the exploitation of these routes that were still in used eve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1] 松田壽男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

[2]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88—94頁。

[3] 康尾義羅施、吐火羅拂延一行，進入高昌，必須穿行阿拉溝。唐王朝在阿拉溝峽谷内設置之鸜鵒鎮，此時似仍未設立。鸜鵒鎮出土唐代文書，時在開元，較此稍晚。鸜鵒鎮之設置、駐軍戍守，十分可能就是在發現天山峽谷古道的軍事、經濟價值後，才採取的新處置。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分析、探究的問題。

[4] 天山南麓一線，曾有吐火羅語文、吐火羅移民的存在。20世紀初，德國學者曾經提出，20世紀30年代後，漸趨沉寂。80年代後，又重新提出，並有多量論文、專著問世。甚至有學者宣言，這已是不必多説的“學術界共識”。實際，卻是一個十分值得深究、討論的觀點。

[5] 王炳華《原始思維——呼圖壁生殖崇拜巖刻》，商務印書館，2014年。

[6] 《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294頁，“盧里斯坦”條。

[7] 王炳華《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巖畫》，文物出版社，1990年。

[8] 王炳華《古代新疆塞人歷史鉤沉》，《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210—229頁。

[9] 新疆文物考古所《阿合其縣庫蘭薩日克墓地發掘简報》，《新疆文物》1995年第2期，20—29頁。

[10] 新疆文物局《絲路瑰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289頁。

[11] 王炳華《波馬金銀器研究》，《西域考古文存》，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273—286頁。

[12] 王炳華《阿拉溝古堡與唐鸜鵒鎮》，《西域考古文存》，186—207頁。

[13] （清）王鴻緒等《明史稿》卷一二八《陳誠傳》，敬慎堂刻《横雲山人集》本，葉八。

[14] （明）陳誠著，周連寬校注《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中華書局，1991年，29—63頁。

[15]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外二種），中華書局，2005年，105、171頁。

[16] 參見《新疆百科全書》“地理·天山山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133—157頁。

[17] 勒柯克著，齊樹仁譯，耿世民校《中國新疆的土地和人民》，中華書局，2008年，137頁。

[18] 林梅村《吐火羅人的起源與遷徙》，《絲綢之路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2—34頁；王欣《吐火羅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徐文堪《吐火羅人起源研究》，崑崙出版社，2005年；J．P．Mallory and Victor H．Mair，The Tarim Mummies，Thames ＆ Hudson，2000等。

[19] 王炳華《一種考古研究現象的文化哲學思考——透視所謂“吐火羅”與孔雀河青銅時代考古文化研究》，《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86—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