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王勃、卢照邻对孟子的评价

在初唐士人中，王勃和卢照邻对孟子评议较多，王勃出身于儒学渊源醇厚的仕宦家庭，祖父王通为隋代大儒，大业末，弃官归乡，以著书讲学为业。曾模仿《春秋》体例，著纪年之书《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1]最能代表王通学术思想的《中说》，在政治思想上推行王道，受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影响很大；在伦理思想上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说，提出了“正心说”[2]。王勃对自己的家学传统十分自豪，他在送弟弟王劼赴太学时说：

吾家以儒辅仁，述作存者八代矣，未有不久于其道而求苟出者也。故能立经陈训，删书定礼，扬魁梧之风，树清白之业，使吾徒子孙有所取也。[3]

王勃告诫弟弟王劼要发扬“以儒辅仁”的家风，劝勉他要“振骨鲠之风标，服贤圣之言，怀远大之举”[4]。王勃著述也很丰富，《旧唐书·经籍志上》载他撰《周易发挥》五卷，《旧唐书·王勃传》还记载他有《次论》等书，并作《大唐千岁历》，可惜多已遗失。卢照邻的儒学家传虽不如王勃，但他自幼就研习儒学，十余岁就拜著名的儒学家曹宪为师，又跟随博通《五经》的王义方学习经史，这为他成为一个博学能文的文儒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

一、王勃、卢照邻对孟子不遇命运的同情

孟子不遇于时的命运，引起了王勃和卢照邻强烈的共鸣。王勃在《上绛州上官司马书》中陈情说：

至若时非我与，雄略顿于穷途；道不吾行，高材屈于卑势。孔宣父之英达，位未列于陪臣；管公明之杰秀，名仅终于郡属。有时无主，贾生献流涕之书；有志无时，孟子养浩然之气，则说亦有焉。岂非妙造无端，盛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动静牵乎所遇。[5]

在这段文字中，王勃借前代英贤抒发了自己“雄略顿于穷途”“高材屈于卑势”的不遇之情，并把前贤视为自己的异代知音。他认为孟子是“有志无时”，孔子是位未列陪臣，把孟子与孔子并列，足见在他的心目中，孔孟的命运是相同的。

卢照邻的《对蜀父老问》则以问答的方式，先以侧笔假托皤然庞眉的“蜀父老”之口，对自己的现状表示不满。他虽有心涉六经，眼营四海的才华和雄心，却“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藜羹不厌，裋褐不全”，形容憔悴，颜色疲怠。然后再正面表达自己的志节和追求：

盖闻智者不背时而徼幸，明者不违道以干非。是以圣贤驰骛，莫救三家之辙；匹夫高抗，不屈万乘之威。道在则箪瓢匪陋，义存则珪组斯违。或立谈以邀鼎食，或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辂而事属论都之会，或射钩以相遇匡霸之机。……孟轲偃蹇，为王者师；范雎匍匐，为诸侯客。富贵者君子之余事，仁义者贤达之常迹。

若余者，十五而志于学，四十而无闻焉。咏羲农之化，玩姬孔之篇，周游几万里，驰骋数十年，时复陵霞泛月，搦札弹弦，随时上下，与俗推迁。……虽吾道之穷矣，夫何妨乎浩然？[6]

卢照邻的这段抒情言志，旨在表现自己满腹经纶的才学，和要守道存义的志气。其中的“不屈万乘之威”与“何妨乎浩然”明显是源自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以及浩然之气的学说。他同情“孟轲偃蹇”的命运，但是孟子“为王者师”的风范却能激励其人生，成为他追求理想的榜样。

王勃和卢照邻以文才著称，他们虽然学问广博，但是时人还是把他们归入文士之列。如《旧唐书·卢照邻传》载，卢照邻曾“著《释疾文》、《五悲》等诵。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8]。《旧唐书·王勃传》也反复称赞他的文才：“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勔、勮，才藻相类”，“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勃文章迈捷，下笔则成”等。[9]尤其是王勃于高宗上元二年（675）重阳节时，在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大宴滕王阁上“沆然不辞”写下的《滕王阁序》，更让他的文才声名大振。

然而王勃竭力要把自己排除在文士行列之外，他不满于那些“肤受末学者因利乘便，经明行修者华存实爽”[10]现象，表示自己要继盛德之家风，传先王之德行，道先王之法言的理想：“昔者仲尼之述书也，将以究事业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附之行事。道德仁义，于是乎明；刑政礼乐，于是乎出。非先王之德行不敢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11]可见，做一个“修身慎行”，不辱先辈的文儒才是王勃所真正追求的。[12]他在《上明员外启》中表述说：“某崇徽启绪，盛德传家，承太子之仙宗，析将军之远系。朱轮在汉，列高士于三台；青盖浮江，扈平王于七姓。遗风旧烈，尚存清白之基；祖德家声，代有纵横之目。及金陵东覆，玉马西奔，髦头杰起，文儒继出。”[13]他的知音杨炯也把王勃视为“文儒”，在《王勃集序》中，杨炯高度评价了王勃以“经籍为心”的博物，“探先圣之不言”“成一家之体”的成就：“文儒于焉异术，词赋所以殊源。逮秦氏燔书，斯文天丧；汉皇改运，此道不还。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俛大猷，未忝前载。洎乎潘、陆奋发，孙、许相因，继之以颜、谢，申之以江、鲍。梁魏群材，周隋众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邱坟；或独徇波澜，不寻源于礼乐。……其有飞驰倏忽，倜傥纷纶，鼓动包四海之名，变化成一家之体，蹈前贤之未识，探先圣之不言。经籍为心，得王、何于逸契；风云入思，叶张、左于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并推心于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气于文枢。出轨躅而骧首，驰光芒而动俗。非君之博物，孰能致于此乎？”[14]

王勃曾恳劝时任吏部侍郎的裴行俭，希望他能够掌握好铨选人才的标准，不要仅以诗赋之才作为选人标准：

君侯受朝廷之寄，掌镕范之权，至于舞咏浇淳，好尚邪正，宜深以为念者也。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衒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遑于下列。[15]

王勃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告诉裴行俭，自己不是仅靠诗赋之才于翰墨间求取仕宦的那一类人才，而是属于英秀高贤怀真蕴璞之列者。因此，他希望裴行俭不要“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但是最后他还是要向裴行俭献上自己的文章，表达志向，显示才华：“然窃不自揆，尝著文章，非敢自媒，聊以恭命，谨录古君臣赞十篇并序，虽不足尘高识之门，亦可以见小人之志也。”[16]王勃文笔富赡华美，加上他恃才自傲，也怪不得人们把他看成文士。

《旧唐书·王勃传》载：

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见勮与苏味道，谓人曰：“二子亦当掌铨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果如其言。[17]

这里关于裴行俭对四杰的评价，在张说的《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和中唐刘肃的《大唐新语》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傅璇琮对此颇有置疑，他在其《杨炯考》中赞同清人姚大荣《惜道为斋集》中《跋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一文的观点：“今考其实，行俭生前必无轻藐四子之语，后因四子盛名，不获大用，赍志以殁，嫉才者乃饰为预料不终之言归之行俭典选时评断，张说撰碑，乃摭入之。”“吾以为燕公谀墓之词，非独诬四子，实并诬行俭。”[18]笔者完全同意傅先生关于裴行俭与四杰关系的考证结论，但此处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中对裴行俭选人标准的劝告，以及裴行俭“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的选人标准。这其实反映出封建时代官僚集团在选拔人才时轻视文士的潜在观念。而这一观念又相当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文士才能以及品行的看法。王勃和卢照邻对儒学的博识，让他们深谙孟子的学说和成就，而他们的超人文才及文士气质，又使他们对孟子的不遇和坎命运产生了共鸣，所以他们才把孟子视为知音同调。

二、王勃、卢照邻对孟子继承儒家诗教传统的肯定

王勃、卢照邻都对孟子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予以肯定。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感慨：“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进而肯定孟子能继承圣人君子的雅训：“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19]他认为孟子能继承圣人的文章之道，即能立言见志，甄明大义，化俗资兴。因而主张在“国家应千载之期，恢百王之业”的时期，应该“激扬正道，大庇生人，黜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通过实施这样纯正的圣道教化，就可以实现让天下“牧童顿颡，思进皇谋；樵夫拭目，愿谈王道”[20]的理想社会。卢照邻在其《驸马都尉乔君集序》[21]中赞扬乔师望“教训子弟，不读非圣之书”，也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礼乐道统：

昔文王既没，道不在于兹乎？尼父克生，礼尽归于是矣。其后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王，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雅颂之风，犹绵连于季叶。[22]

在《南阳公集序》中，他也有类似的评价：“自获麟绝笔，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门，时有荀卿、孟子。”[23]

王勃和卢照邻都从儒家诗教传统的角度立论，把孟子视为孔子之后儒学诗教最醇正的继承者。他们的这一观点，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维护儒家诗教正统地位的责任，一方面也是对当时文坛上流行的“上官体”的一种挑战。

维护儒家诗教的正统地位，以儒教的标准即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来评价文坛，往往会对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的魏晋以后文学表示不满。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就历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弊端，认为“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甚至连屈宋也被指责为“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24]卢照邻虽然在《南阳公集序》中对六朝文学评价态度比较客观，说“二陆裁诗，含公干之奇伟。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江左诸人，咸好瑰姿艳发。精博爽丽，颜延之急病于江、鲍之间；疏散风流，谢宣城缓步于向、刘之上。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25]，但考察其上下文意思，他之所以有这样比较客观的态度，完全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像“古今之士，递相毁誉”，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权变，并不表示他因此认同六朝文学。所以在其他的场合，他也和王勃一样否定六朝乃至屈原和宋玉。如在《驸马都尉乔君集序》中他就批评屈宋：“屈平、宋王，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26]在《乐府杂诗序》又批评六朝文人：“潘、陆、颜、谢，蹈迷津而不归；任、沈、江、刘，来乱辙而弥远。其有发挥新体，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兹乎！”[27]认为屈宋背离礼乐之道，六朝文人离礼乐之道更是愈来愈远。

王勃和卢照邻否定自屈宋以后尤其是六朝文学，要实现“发挥新体”，“自我作古”的愿望，就是希望能直追孔孟儒道传统，以雅正之声抗衡上官体的绮错婉媚之风。《旧唐书·上官仪传》载：上官仪“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28]。上官体的风行就是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所批评的“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29]。上官体其实是对六朝体物图貌、细腻雕琢文风的继承，而六朝文学在王勃和卢照邻的眼中，又是远离儒学的礼乐之道的。因此杨炯不仅大力表彰王勃倡导儒道以变革文风的主张，对卢照邻呼应王勃所起的支持作用也十分肯定：

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于是鼓舞其心，发泄其用。八纮驰骋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契将往而必融，防未来而先制。动摇文律，宫商有奔命之劳；沃荡词源，河海无息肩之地。

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30]

杨炯认为卢照邻是王勃的知音、知己，通过他们共同的努力，当时文坛风气的变革取得了明显效果，廓清了六朝以来的积年绮碎，让翰苑词林豁如增峻。

总而言之，王勃、卢照邻对孟子的评价，始终伴随着初唐文风改革的思潮，至于他们标举恢复儒教诗学正统来反对上官体时风是否得当，以及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是否完全一致，不属本题讨论范围，在此不再赘述。然而王勃等人首次从文学观念上评价孟子对儒学诗教的继承，虽然还只是笼统地将其归为孔学之列，缺少更多具体的研究和评价，但是无疑他们为中唐韩愈在这方面的发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其首创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1]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04页。

[2] 参见李峻岫《汉唐孟子学述论》第四章中“隋代儒学发展概况及王通《中说》对孟子思想的继承”部分，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232—233页。

[3] 王勃《送劼赴太学序》，《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7页。

[4] 同上。

[5] 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24页。

[6] 卢照邻《对蜀父老问》，《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七，第1706页。

[7] 《孟子·滕文公下》，杨伯峻《孟子译注》卷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1页。

[8]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00页。

[9]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第5006页。

[10] 王勃《送劼赴太学序》，《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7页。

[11] 王勃《续书序》，《全唐文》卷一百八十，第1833页。

[12] 王勃《上明员外启》，《全唐文》卷一百八十，第1831页。

[13] 杨炯《王勃集序》，《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一，第1930页。

[14] 同上。

[15]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全唐文》卷一百八十，第1830页。

[16]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0页。

[17]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06页。

[18] 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页。

[19]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29页。

[20] 同上书，第1830页。

[21] 此处的驸马都尉乔君应为乔师望，《旧唐书·乔知之传》：“乔知之，同州冯翊人也。父，尚高祖女庐陵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12页。

[22] 卢照邻《驸马都尉乔君集序》，《杨炯集　卢照邻集》，徐明霞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9页。

[23] 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同上书，第71页。

[24]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全唐文》卷一百八十，第1830页。

[25] 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杨炯集　卢照邻集》，徐明霞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1页。

[26] 卢照邻《驸马都尉乔君集序》，同上书，第69页。

[27] 卢照邻《乐府杂诗序》，同上书，第74页。

[28] 《旧唐书》卷八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3页。

[29] 杨炯《王勃集序》，《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1页。

[30]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