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魏徵与孟子的政治思想

一、魏徵继承孟子思想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渊源

孟子的政治思想对初唐的国家治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魏徵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实践。魏徵是深得唐太宗器重的佐政大臣，《旧唐书·魏徵传》载：魏徵字玄成，少孤贫，落拓有大志，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1]

唐太宗是历史上著名的开明君主，他从善如流，虚心纳谏，多次手诏魏徵，很虚心地向魏徵请教，表示自己不精学业，对先王之道不甚了解，肯定并鼓励魏徵勇于进谏的作为。如《答魏徵手诏》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匪躬义重，岂能示以良图，救其不及。朕在衡门，尚惟童幼，未渐师保之训，罕闻先达之言。值隋祚分离，万邦涂炭，惵惵黔黎，庇身无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怀拯溺，发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东西征伐，日不暇给，居无宁岁。

氛埃静息，于兹十有一载矣。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心。以致于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大宝神器，忧深责重，尝惧万几多旷，四聪不达，何尝不战战兢兢，坐以待旦。询于公卿，以至隶皂，推以赤心，庶几刑措。

公之所谏，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亦康哉良哉！独惭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衿靖志，敬伫德音。[2]

唐太宗这份答复魏徵谏书的手诏态度真诚而恳切。他先肯定了魏徵频频进谏的行为，表彰他是“诚极忠款”“体国情深”，再虚心地检讨自己因为干戈之事，忙于东西征讨，无暇学习先儒之书，导致学业疏浅，对先达之言闻之不多。但是他深知作为一国之君对黎民万邦的责任，因此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一颗赤心“虚衿靖志，敬伫德音”，并对延迟答复魏徵的上书表示了歉意。在《答魏徵上群书理要手诏》中唐太宗又表彰魏徵说：

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3]

“群书理要”又名《群书治要》，是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大臣受命对前人著述所作的辑录，他们博采经、史、子等典籍六十五种，目的是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提供匡政的警示。唐太宗称赞此书为“博要”，可帮助他“致治稽古，临事不惑”。有这样“虚己外求，披衷内省”[4]的国君，魏徵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学问才华与忠诚。

魏徵学问广博，但其思想仍以儒学为核心。据杜淹《文中子世家》所言，魏徵曾师事隋朝大儒王通。王通定居万春乡甘泽里时期，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教授生徒。当时“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恒、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元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将千余人。故隋道衰，而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之间，雍雍如也”[5]。师从名儒王通，自然为魏徵打下了深厚的学缘基础，使他能对儒家典籍运用得十分娴熟。他在进谏时言必称儒家先哲的学说，经常引用《礼记》《尚书》《春秋左氏传》《诗经》等儒家典籍，以及孔子、孟子、荀子等大儒的名言，其中孟子对魏徵的思想影响尤为明显。

二、魏徵对孟子独立人格精神的继承

孟子的思想及理论丰富而深厚，但是，他敢为王者师的独立人格精神，对魏徵的影响最为关键。魏徵敢于“数犯龙鳞”，抗颜为帝王师的作为，就是直接继承了孟子的人格精神。孟子认为“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6]，即君王和师傅都是上天降生的，因此他们具有等同的地位。同时，孟子认为依靠自己的仁义道德完全可以和拥有财富和爵位的君王相抗衡，自己并不比君王缺少什么，更不比君王地位低下。所以，孟子始终以独立的自尊人格与君王相处，当君王对自己稍有不敬时，他就弃君而去，决不迁就于君王。《公孙丑下》中记载了他与齐王的一次交锋，就很能体现他自尊的人格力量：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7]

孟子本来计划去见齐王，但是齐王因感风寒，就派使者告诉孟子：如果孟子能到朝廷来见他，他就临朝接见孟子。孟子听说后，就马上托词称自己也得了病，所以不能去朝见齐王。但是第二天他却大大方方出门到东郭家吊丧。为此，朋友们认为他对齐王不敬，而孟子却认为在齐国再没人能比他更尊敬齐王了。因为他向齐王进言的都是仁义之道，是尧舜之道，他是把世间最有价值的东西奉献给齐王的。而这些仁义之道，足以与君王的财富和爵位匹敌。所以当别人指责他故意躲避不见君王时，他理直气壮地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8]

孟子在人格上敢于抗衡君王的这种独立精神，在魏徵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旧唐书·魏徵传》载，“徵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9]。魏徵本着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统治的忠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曾先后向唐太宗陈谏二百多次，大到劝诫引导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施行仁政，任贤纳谏；小到阻止唐太宗纳妃[10]，干预皇帝的私生活。而且魏徵进谏时常常是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如果说，唐太宗的虚怀与大度为魏徵的直谏提供了客观环境的话，那么，在当时朝廷诸多大臣中，唯有魏徵一人能够数次对唐太宗抗颜规谏，颇有些谆谆教诲的意味，则是他本人敢于为帝王师的胆智与个性所致。

三、魏徵对孟子君臣观的实践

在孟子的君臣思想中，他认为衡量君臣关系的融洽，关键在于君王能否虚心礼贤大臣，而礼贤大臣的关键，又在于君王能否尊大臣之言，并且践行其道。《孟子·告子下》记载了一段孟子与陈臻讨论关于出仕的对话：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11]

在孟子看来，最理想的君臣关系就是君王既能对臣子敬以礼，又能行其言。如果有这样的君王，他一定会积极出仕。而对于那种表面虽然能礼敬大臣，但却不遵行大臣进言的国君，则要弃之不仕。他认为，一个大有作为的国君，一定是“尊德乐道”的：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12]

孟子以历史上商汤礼敬伊尹，齐桓公礼敬管仲为例，树立了君臣关系的标杆。然而，我们不难发现，要想实现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孟子对国君的要求远比大臣高。魏徵在辅佐唐太宗执政期间，时刻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问题。对待这一问题，魏徵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就是孟子的君臣观，他继承并实践了孟子的君臣思想，主张君臣职责分明，但是强调国君必须以礼待臣。他在《论治道疏》中就引用孟子的名言作为理论依据，论证君臣关系若要达到齐契同心的境界，关键因素在于国君，所以他提出“为人上者，安可以无礼于下”的观点：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已成不备，为未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资股肱以致治。《礼》云：“人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万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有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尚缘恩施厚薄。然则为人上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13]

值得注意的是，魏徵在这里先后引述了《礼记》《尚书》和《孟子》来反复说明君臣关系，《礼记》和《尚书》在当时都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魏徵把《孟子》与它们并列，虽不能就此断定这是他在借此抬高《孟子》的地位，但至少可以肯定，在魏徵的眼中，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观点与儒家经典一样，都是被他所认可接受的，甚至可以说，魏徵所提出的上要礼于下，君要礼于臣的观点就是直接源于孟子的君臣观。

魏徵不仅引经据典地劝谏唐太宗要遵循君臣相处的原则，还为唐太宗制定出了礼待臣下的具体措施。他在其《论御臣之术》中劝诫唐太宗，礼臣的前提是要“知臣”：“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要做到“知臣”，就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14]相反，“若徒爱美锦，而不为人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不知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15]。可见魏徵给唐太宗开出的这份礼待臣下的良方不仅十分具体，而且切实可行。

魏徵之所以如此频繁，如此苦口婆心地规诫唐太宗处理好君臣关系，当然不全是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更主要的是他秉承着儒家事君以忠的道德，以身许国，直道而行。他深刻认识到，君臣关系的好坏不但影响到大臣的节义、社会的名教风气，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太平根基：

窃观在朝群臣，当枢机之寄者，或地邻齐晋，或业预经纶，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信之不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

夫以一介愚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实同鱼水。若君为尧舜，则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此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焉？[16]

魏徵以普通人交友的常识作比，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结果。如果国君对大臣不信任，君臣不谐，则难保国家的太平根基；反之，如果君王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君臣契合得如同鱼水，那么大唐帝国则“三皇可追”“五帝可俯”了。

值得庆幸的是，魏徵遇上了唐太宗这样的开明君主，他基本上能够接受魏徵从孟子那里继承来的君臣观，从而使魏徵实现了要成为一个“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17]良臣的愿望。他们君臣相得益彰，如鱼得水，共同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和谐君臣的佳话，成为后代君臣关系的楷模。中唐时期唐德宗在其《君臣箴》中如此肯定魏徵的佐政之功：“在昔稷契，实匡舜禹；近兹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协德，混一区宇。”[18]可以说，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在很大程度上有魏徵的功劳在，唐太宗曾这样评价魏徵辅政的功绩：“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19]唐太宗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历史证明，魏政劝诫唐太宗奉行帝道、王道的治国方略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唐太宗把魏徵比喻成一个善于雕琢美玉的良工，把当时“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的盛世成就归功于魏徵的辅佐：

（太宗）谓徵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20]

当然，魏徵辅佐唐太宗实行的“王道”和“仁政”，也是源自孟子的思想。但是笔者认为，魏徵对孟子的继承，最主要的是他以凛然独立的人格精神，成功地实践了孟子的君臣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又能灵活地运用儒家经典来恳谏唐太宗戒骄戒奢，培养仁义、德礼、诚信的思想。在封建君主制度下，魏徵既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又施展了自己的治国才能，成就了良臣的美名，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

[1] 《旧唐书·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47页。

[2] 唐太宗《答魏徵手诏》，《全唐文》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页。

[3] 唐太宗《答魏徵上群书理要手诏》，《全唐文》卷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6页。

[4] 唐太宗《求直言手诏》，《全唐文》卷八，第98页。

[5] 杜淹《文中子世家》，《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五，第1369页。

[6] 《孟子·梁惠王下》，杨伯峻《孟子译注》卷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页。

[7] 《孟子·公孙丑下》，杨伯峻《孟子译注》卷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8页。

[8] 同上书，第89页。

[9] 《旧唐书·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2页。

[10] 《新唐书·魏徵传》载：郑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请为充华，典册具。或言许聘矣。徵谏曰：“陛下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食膏粱，则欲民有饱适；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今郑已约昏，陛下取之，岂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诏停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69页。

[11] 《孟子·告子下》，杨伯峻《孟子译注》卷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7页。

[12] 《孟子·公孙丑下》，杨伯峻《孟子译注》卷四，第89页。

[13] 魏徵《论治道疏》，《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4页。

[14] 魏徵《论御臣之术》，同上书，第1417页。

[15] 同上。

[16] 魏徵《论治道疏》，《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4—1416页。

[17] 吴兢《贞观政要·直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9页。

[18] 唐德宗《君臣箴》，《全唐文》卷五十五，第592页。

[19] 吴兢《贞观政要·政体第二》，第18页。

[20]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