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闵维方

［演讲者小传］

闵维方，男，汉族。1950年10月出生。1978年2月—1982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学习；1982年1月，考取国家公派出国研究生，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1984年6月，获斯坦福大学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1985年12月，获斯坦福大学组织社会学第二硕士学位；1987年6月，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教育经济与管理）；1987年6月—1988年8月，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博士后研究；1988年8月—1991年8月，聘为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1991年8月—1992年10月，世界银行总部进行教育投资与效益研究；1992年10月—1994年5月，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5月—2002年4月，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常务副校长、常务副书记，兼教育学院院长；2004年12月—2011年8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2011年10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与成就有：《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与办学效益》《职业技术教育的经济效益研究》《高等教育的管理效益》《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研究》《21世纪的信息经济与大学的作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问题》等。先后十多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教育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91年被评定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0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

大家好，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距北京大学正式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也有近10年了。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如何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与之相适应，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不仅是一个呼唤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公平的时代，更是以时代强音呼唤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自1978年底开始的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使中国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不可阻挡地走进中国，使中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而其关键就是由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具有世界一流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学术领军人物和拔尖创新人才。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时代，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关系国家发展的根本性战略问题之一，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首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改革开放时代最重要的强国战略。

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涉及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等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在这一竞争中，影响到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素，如科学、知识、技术、人才等都是跨国界地流动着的，都是跨国界地组织着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要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科学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非常深远。

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是以其学术优势和科技优势为基础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说过，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汽车和飞机，而在于美国是一个大学林立的国家，具有四千多所高等院校和上百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2002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一次谈话中也强调了美国大学在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美国大学在全世界高等教育中具有领导地位，吸引了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统计资料显示，1972年美国工程技术领域中，3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只有10%是外国人，而到1985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55%，而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外国人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这是美国工程科学院1986年给美国政府的报告。在这些来自国外的工程技术专家中，有75%的年轻教授都在申请美国的公民权。该报告指出，这对于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政府在制定移民法规的时候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一点。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功能之一就是汇聚各方面的杰出人才，探讨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前沿。美国以其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从全世界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仅从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拔尖人才，也从其他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据统计，欧洲国家每年去美国留学的青年学子中，有一半的优秀人才留在了美国。国际竞争力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即各个学科拔尖创新的领军人物等都是跨国界流动的。他们倾向于流动到最有利于发挥他们效用的地方。一流大学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学术环境和制度环境。2001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中英大学联席会议，就连一些英国的大学校长也抱怨人才外流，流到了美国，他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汇聚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各方面领军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也应该是一种国家战略、一种国家行为，必须由国家重点支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很明白这个道理。他曾经比较含蓄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时候，也是德国的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我想他是指1870年前后那几十年，在那几十年中，德国的大学引领着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接着他说：“显然，如果我们的大学停留在二流或三流的水平，德国就无法取得绝对一流的研究成就。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能够与斯坦福、哈佛或美国、日本的其他一流高校抗衡。我这样说并非没有根据，因为我经常访问那些高校。从世界水平对比来看，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魏玛时期德国高校的那种声望。我们的高校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样，从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发展一流大学的国家行为特征。冷战时期，美国通过的最有深远影响的法案之一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美国是第一个把国家安全同大学建设联系起来的国家。《国防教育法》的历史背景是在冷战时期，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动，它做出的反应之一就是把国家安全与加强高等教育联系起来。《国防教育法》中有这样的话：“国会在这里宣告，国家安全要求充分发展全国青年男女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目前的紧急状况要求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美国国防取决于掌握由复杂科学原理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也取决于发展新原理、新技术和新知识。”这一段话体现了它们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取向。所以，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要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一定要建设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发展特色和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应该成为国家战略。在世界历史上，无论是英国、德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都是与一定的国家政策取向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大学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一流还是在二战以后。1900到1930年间，世界上9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美国只有4人。到1941年底，全世界的1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只有10%左右在美国。而二战以后这几十年来，大部分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都是在美国大学里学习或工作过的。例如，从1989到1998这十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学者占了三分之二，欧洲学者13人，美国学者26人。这与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与高等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即把一流大学的建设同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紧密地结合起来。美国通过其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囊括了世界上大量的优秀人才。因此，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环境下，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具体哪所学校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长远发展根本利益的关键战略问题。要真正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重要的高度来认识。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国家开始实施的“985工程”，使得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实现跨越式战略发展。

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建设，在发展，在前进。发达国家的大学也在建设，在发展，在前进。我们计划用20年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但是他们20年后可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现在前进的步伐并不比我们慢。所以，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动态的（dynamic），而不是静态的（static）。这里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想真正赶上去，就必须比别人发展得更快，真正通过改革创新有一个“跨越式”发展，使得我们的一流大学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断缩小，而不是越来越大。“跨越式”的发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尤其是在办学理念、办学思想上的跨越，在整个大学发展体制上的跨越，是实践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同时，大学要服务于国家战略，还要在办学实践中实现文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跨越。

尽管不容易，但跨越式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跨越式发展是原有的旧平衡的突破和新格局的形成。因此，按照辩证法的思想，跨越式发展是规律性的东西。从中世纪第一所大学——意大利波隆那（Bologna）大学诞生到17世纪，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一直在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18世纪，英国的大学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欧洲的老大学。而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William van Humboldt）提出并在德国的大学中采取了新的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其他国家学者所向往的学术高地。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学者开始了长达六七十年的留学德国的浪潮，为美国高等教育后来的跨越式发展以及超越欧洲大学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以前，德国的大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是在19世纪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德国的大学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德国大学的办学思想与当时的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培养绅士的办学思想相比，在办学理念和大学制度上实现了一种跨越，即德国人提出的“洪堡思想”带来的大学实践上的创新。“洪堡思想”强调学术自由，强调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强调在人才培养的同时进行知识的创造，在办学思想上向前跨了一大步，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应地，德国的大学也就向前跨了一大步，成为非常好的大学。美国也是一样的，现在几乎没有人不承认当今美国的著名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用任何一种指标体系来评价，美国的大学都排在前面。美国在19世纪，特别是1860年以后，学习德国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并先于德国在大学里建立了强大的研究生院，这就把洪堡思想制度化了；而这种制度又内化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种共享价值观，从而又实现了制度的思想化。这就是一种跨越。这种跨越给美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1860年到1900年，这40年对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的4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巩固成形时期”（Formative Period），为其下一步跨越式发展做好了准备。跨越式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即使是美国这么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美国是通过对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实现今日美国大学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使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到1900年，美国的第一个40年跨越式发展成功实现并告一段落之后，从1900年到1940年的40年中，美国的大学还没有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取得世界领先水平。那个时候还不能说美国大学是世界一流的。美国的大学真正取得世界一流地位还是在第二个跨越时期之后，即二战以及二战以后的时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这本书，描述分析了美国大学崛起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美国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经历了一个不断跨越的漫长过程。第二步跨越是很要紧的，是与国家战略有密切关系的。这种跨越不仅是投入和硬件建设，不仅是办学规模和学生人数，更重要的是办学思想、理念、体制上的跨越。研究国际高等教育经验可以得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其中理念和体制是特别关键的因素。耶鲁大学的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教授曾经撰文讲到，曾经作为西方文明珍珠的欧洲大陆的大学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由于体制问题而“令人惊讶地衰落下去了”。剑桥大学校长艾里克·布劳厄斯（Alec Broers）前几年到北大演讲，他说他自己在美国工作了18年，他认为现在英国的大学在某些方面比不上美国的最好的大学。他卸任后，美国耶鲁大学的副校长理查德到剑桥大学当了校长。牛津大学前校长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原来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过。可见，德国的大学相对于英国，美国的大学相对于德国，都有过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当然，现在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也都在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其高等教育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存在的体制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跨越式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有过先例。如果说北大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和高等教育发展中做出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贡献，也是由于北大经历了几个跨越发展的阶段。从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北大的发展状况并不是很乐观，学术气氛沉闷，学术水平很低，而且封建腐朽思想在校内蔓延。1916年蔡元培来到北大后，推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变革，领导这所大学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跨越发展。他借鉴德国的洪堡思想和世界各国大学的办学经验，强调大学的“学术自由”，主张对不同学派“兼容并包”。在当时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蔡元培的主张兼容了新思想，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特别是在用人体制上，蔡元培上任之初就辞掉很多没有学术才能的人，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李大钊请来任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理科学长夏元瑮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相对论物理学的人，还有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等人。陈独秀等人在当时是喊“民主”“科学”最响的人。李大钊则是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系统地接受、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传进步思想，引导社会潮流。这一步跨越非常重要，从办学理念到管理体制到用人机制上的跨越，使得北大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学校的改造，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使北大成为当时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正如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所说：“蔡元培所领导的新北大的出现，好像一座灯塔，使全国的人们看见了光明，认识了前途，看清了道路，获得了希望。”北大在5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也实现了一次在当时条件下的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百年校庆后实施“985工程”以来，北大又同全国高等院校一道实现了一次新的跨越。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跨越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跨越式”发展就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在办学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突破原有的范式（paradigm），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不仅努力在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中占领优势地位，而且在更深层次的竞争中，就是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我们的大学现在努力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一定要创造出相应的体制和环境，使他们能够真正地发挥出聪明才智和创新潜力。前些时候，我们调查了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师的情况，他们觉得有时办事还是比较难，体制性约束较多，说明我们的大学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任务还很繁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发展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因此，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要体现在办学理念和体制机制上，还要体现在大学日常活动的操作对象上，即文化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这在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中比比皆是，那些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成果都是科学技术上的创新和跨越的结果。这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具有重要意义。丛中笑在《最可宝贵的跨越》一文中曾经这样记载：北京大学的王选院士说，1997年他看到一则报道，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1956年回国后，建议中国先搞导弹，后研制飞机。当时有些同志觉得很奇怪，中国是不发达国家，飞机是西方国家已有30多年生产历史的成熟技术，我们也许可以赶人家；至于导弹，连美、苏当时都还没有洲际导弹，中国怎么有能力去发展呢？钱学森当时回答得很妙：“搞飞机难，搞导弹容易”。因为飞机载人，长期反复使用，中国基础工业薄弱，发动机、材料等一系列困难在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而且需要长时间的疲劳试验。导弹是一次性的，这点比飞机要容易得多，但导弹要准确命中目标，要有高超的制导方法和技术，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攻克这一难题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钱学森的远见卓识。采用最新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有时意味着用创新的设计，绕过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走一条高效益、事半功倍的捷径。这就是打破常规、改革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和钱学森绕过飞机研制导弹一样，王选院士正是绕过了照排的二代机和三代机在机械、光学等方面的巨大技术困难，大胆选择了别人不敢想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才取得了成功。西方从1946年发明第一代手动式照排机，花了40年的时间，经过二代机和三代机的兴衰，到1986年才开始推广激光照排机。王选院士1976年提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一步跨越了40年，今天看来，最可宝贵的，正是这种具有凌云气概的科学技术跨越。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种跨越式的发展精神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再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广阔的世界眼光和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

大学是人类文明之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大学的许多办学要素是跨国界流动的。没有世界的眼光，就不会真正理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更谈不上如何建设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它必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一个深刻认识到学习的力量的民族。翻开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在全部的人类历史中，最令人惊异的莫过于古希腊文明的突然崛起。作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源头的古希腊，为什么能够突然崛起？罗素接着写道，其实，早在古希腊文明崛起之前，文明的很多要素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远远早于古希腊。希腊文明的崛起主要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结果，并在学习中借鉴、继承、提高和发展。

因此，我们要善于以清醒的头脑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大学跨越式发展的经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切先进经验。美国的大学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与他们善于学习密切相关的。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时，很多美国人都去德国留学。在19世纪，美国的这股留学德国的潮流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强国，与他们的这种开放的心态是分不开的。美国的大学起源于1636年创立的哈佛学院，哈佛建校初期规模非常小。一直到1860年以前，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较为缓慢，有二百多所院校大都是按照英国大学模式建立的，以“培养绅士和传教士”为主要任务。通过学习德国的高等教育思想，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真正实现了一种“跨越式”发展。当然，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是分不开的。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政治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被扫除，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与此相适应，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批新大学应运而生。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是在这个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第一个大40年（the first big forty years for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些新建立的院校，可以说是美国新一代的大学，是按照德国洪堡思想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创校校长几乎都是留学德国的学者或深受德国洪堡教育思想影响的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借鉴德国思想，首创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时期，美国其他老牌大学，如哈佛和哥伦比亚，也都以开放的心态，开始启用留学德国的学者当校长。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是很开放的，哪个国家的东西好，就把它拿来，学习借鉴，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按照“洪堡思想”建立的大学是新型的学校，体现一种新的办学理念。美国的大学不仅是学习了德国的洪堡办学思想，而且把这种办学思想制度化了。美国的大学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理念，体现于大学研究生院的制度建设之中，实现了从思想到制度的跨越。而提出“洪堡思想”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却慢了一大步，德国大学最早的大学研究生院建立于1984年，比美国晚了一百多年。

蔡元培先生能够在北大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原因之一是他有广阔的世界眼光。他早年留学德国，并对欧美许多国家进行过深入的学术访问与考察。斯坦福大学校长来北大演讲的时候说，从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讲，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在办学理念上与北大具有同源性。他指出，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缔造北大的重要人物，他留学德国多年，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深受德国大学的办学思想影响，他对北大的贡献与他的这种学术背景是不无关系的。世界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来中国两年多，其中很多时间是在北大讲学。回到美国后，他著文把北大的蔡元培和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的校长作比较。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杜威的论断是中肯的。蔡元培领导北大实现了一个跨越，使得北大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这与他的深刻的国际理解和开放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第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营造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

世界一流大学当然都有一流的学术声誉，若干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教师队伍和若干全球公认的学术领军人物，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流的生源、一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流的管理运行机制以及强大的财政实力和物质技术基础。世界一流大学大都还有对国家和社会进步，乃至对全人类发展的突出贡献。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硬性指标。国际高等教育界对于这些指标基本上是认同的，尽管在如何测度这些指标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一流大学更重要的还需要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一流的校园文化和软环境。目前，我们对硬件建设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对一流大学应有的良好的学术风气、学术精神、大学文化的关注还不够。大学应该有一种精神，应该有一种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得人们能够在这里对真理进行庄严无畏的追求，使大学能够通过不断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去引领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在这方面，仅靠硬件投入是不行的。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杨振宁和黄昆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材料。杨振宁讲，即使在办学条件很艰苦的年代里，在西南联大的六年学习生涯对他的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他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风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时间（1938—1944）里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E. Fermi）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的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众所周知，包括当时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们都有非常广阔的学术视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都对大学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努力在学校中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吸引和造就人才，发挥人才的潜力，培养年轻一代追求科学、追求真理。

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做更深入的研究。在过去的近60年时间里，我们培养了多少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公认的大师级的人物？多少人文大师？多少科学大师？存在哪些成功经验和教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办学理念上，我们应该探讨如何形成更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土壤，我们不但要能够吸引人才，而且要让他能够成长并开花结果，不断产生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成果。为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使得我们的大学能够对人类的思想进程，对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是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基本前提。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时候，读了一本美国教授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 Gintis）写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该书尖锐批评美国的教育，指出美国的教育实际上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可以说是非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是非常“左”的一本书，比我们某些人还“左”。美国大学能够容忍他们，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例子很多。在美国，这种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大学能够允许这种非常“左”的观点在他们学校大行其道，这是和他们的大学精神有关的，他们认为大学应该允许人们独立思考。这已经成为一种大学的学术原则。美国终身教职（tenure）这种制度的形成，其最初的主要用意不是说学校先与受聘者签个三五年的合同，然后看受聘者的表现是一流的教师和学者，才给他终身教职，而首先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国际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在学术上光有民主还不行。民主的原则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学术上一边是九个人一个观点，另一边是一个人一个观点，可也许最后证明那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他拿诺贝尔奖，别人却拿不上。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是很多的。所以，要保护学术自由，给学者以探求真理的空间，给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这种大学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来做好这件事情，在这个大前提下来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总之，在培养追求真理和科学创新的大学精神和办学理念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第五，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学校自身优势、办出特色。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模式。每个世界一流大学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校情，根据自己学校的历史传统和优势，扬长避短，异军突起，出奇制胜，彰显自己的个性，办出自己的特色。斯坦福大学掌握时代潮流，独辟蹊径地提出“专家社区思想”，创立与工业密切结合的科技园区，造就了“硅谷”奇迹，也使斯坦福大学成为“新思想、新建议、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源泉”。学校因此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而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是一所只有几千学生的较小的大学，但它以计算机科学技术学科和艺术学科等几个较少的学科的独特优势而扬名世界。世界上各个一流大学的学科特点是很不一样的。关于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国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曾做过一个很好的发言，他说任何一流大学都有若干学科是一流的，任何一流大学不一定所有学科都是一流的。的确，即使是哈佛大学这样的著名大学，其工程技术学科在美国名牌大学中也不是名列前茅的。有的大学是学科非常齐全的大学，例如康奈尔大学，可能是美国学科最为齐全的大学之一，几乎所有的主要学科它都有。还有的大学是另一种办学思路：要办的学科就必须是一流的，要不就不办。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它就把自己已有的各个学科都办好。芝加哥大学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其历任校长的理念就是，要办的学科就一定是一流的。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也是如此，它关于建筑学院的决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斯坦福大学以前有一个较小的建筑学院，在美国大学的建筑学院分专业排名时它总是排在第十名开外。学校做了一个研究，比较为使建筑学院进入前五名而进行的投资与将同样多的投资应用于其他学科，例如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等建设的效益。结果，它的决策就是把建筑学院取消，集中精力和资源办好其他学科。这是一种突出特色的办学理念。《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在对大学进行排名时有两种分类：一种是综合性质的排名；一种是分学科排名。学科是大学的构成要素，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建设是十分关键的。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在学科设置上各有特色，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这类学校，它们的教师队伍建设非常严格。它们只给20%左右的年轻教师终身教职（tenure），也就是说，只有20%左右的取得博士学位后到这些学校任教的年轻教师能够在这里获得终身教职。然而，在一些州立大学如伯克利（UC Berkeley）或加州大学系统的其他学校，也都是非常好的学校，它们会给50%—70%左右的年轻教师终身教职。这是差别很大的做法。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由于各个大学的历史传统和方方面面的条件不同，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

同样地，一流大学的管理方面也是这样。哈佛同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在管理风格上差别很大。如果只是在这些学校当两年访问学者或者做个学生，可能感受不到这种差别。要认真地去研究它，就会认识到这种差别。它们的管理模式是非常不同的。在哈佛，学校的各个学院都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而“哈佛”就像一个品牌商标（trademark）贴在各个学院之上。例如，说哈佛一年筹集了多少亿美金，其实很多钱是在各个学院之中的。商学院和医学院筹集的钱，学校是不能调到法学院或教育学院去用的。哈佛在管理上更多的是学院分权制，也就是说，学院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要比在其他大学大得多。但是，在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校级行政管理机构（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会发挥很大的管理决策和整体协调作用。英国大学的管理模式与美国大学有相当大的区别，而欧洲大陆的大学又与英国大学很不同。哈佛大学的两位前任校长，一个是尼尔·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另一个是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们都曾来过北大进行交流，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牛津、剑桥、密西根等大学的校长也多次来过北大交流访问。这使我们对此有所了解。可见，一流大学的管理也有不同的模式。在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及管理方面，一流大学存在不同的特色，所以不要力求寻找一种统一的最好的一流大学管理模式。管理理论上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There is no best way to organize”（没有最佳的组织方式）。具体到我们的大学，没有一种最好的对所有大学都普遍适用的管理和组织方式，要根据学校各自的历史传统、学科结构、校园文化等特定情况进行管理，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没有特色的大学，就没有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

我们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要借鉴国际经验，更要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原则。首先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校建设的科学定位，回答自己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其个性和特色是什么”的问题，以便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出奇制胜。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的基本思想，通过坚持不懈的奋斗向着世界一流的目标前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育人是大学最基本的功能，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真心实意地关心和爱护师生，培养和造就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是学科建设。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发展观去处理好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冷门学科与热门学科的关系，长线专业与短线专业的关系，自然科学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用科学发展观去处理好德育为先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个性化教育与社会化教育的关系，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要根据当今世界科学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这样一种对立统一的趋势，在专业教育中，科学地处理好“宽口径”与“专门化”的关系。在学科设置中要科学处理“综合性”与“突出学科特色”的关系。在办学实践中，要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关系，办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使学校的发展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实施“985工程”10周年。让我们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勇于创新，不断进取，把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好，今天的讲座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2008年10月8日）
（原载《北大讲座》第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