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金融外交的演进

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国际外交舞台上，金融外交是一个“新生儿”，这主要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国家控制的金融资源非常有限，大量的财富散布在民间，跨国的金融活动（主要是信贷）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私人行为。直到20世纪，主要国家都开始发行纸币替代金属货币以及现代央行制度纷纷建立，从而使中央政府通过发钞权掌握了国家金融命脉并进而大规模介入国际金融关系之后，金融外交才开始慢慢出现。

随着金融力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造成某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金融成为国家力量盛衰的一个重要源泉。对强国来说，对外投资和政府援助意味着对落后国家经济的广泛渗透，并对其国内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对受援国来说，外资、援助和贷款必然使本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主仆依附关系，它们在获得投资和贷款的权益时，常常被迫接受发达国家附带的苛刻还债条件和政治条件。金融外交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第一层意思是指，金融力量与军事力量一样，成为当代大国外交的一种新式的、更加有效的武器，以此来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一个手段。另一层意思则表明，由于金融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加强，强国政府不再单纯将金融事务交给下属职能部门处理，而是上升到国家重要利益的高度，通过各种外交手段不断处理各国之间的金融事务及其争端。现代金融外交产生于二战后期，发轫于一战期间。[1]

现代金融外交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欧美国家围绕欧洲的战争债务和赔款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磋商和谈判，“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就是当时金融外交的主要产物。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欧美主要国家又围绕稳定汇率展开了密集的货币外交，最后却以失败告终。金融外交作为一种连续和稳定出现的国际现象，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在此后的演进中，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金融外交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时代。该阶段国际金融外交的核心特征是，美国领导国际社会建立和维护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简称‘两挂钩一固定’）”为中心内容的国际金融秩序。这一时期金融外交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各种金融手段推动实现欧洲国家的复兴，包括主要国家围绕国际清偿发起的缔造特别提款权问题的外交活动以及法国挑起的反对美元霸权的外交斗争等。该阶段从1944年开始，终结于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即浮动汇率制的开始。

第二个阶段是以七国集团为平台的西方大国协调时代。该阶段国际金融外交的核心特征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建立新的国际协调机制来实现对国际金融事务的联合治理。七国集团框架下一年一度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对话机制为金融外交的常规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协调，特别是包括“广场协议”在内的美日汇率冲突与协调以及应对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货币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区域性金融危机，成为这一时期金融外交的主要内容。此外，由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带动了金融地区主义的发展，区域金融外交成为一个新亮点。该阶段始于1975年六国集团（次年变为七国集团）的诞生，终结于2008年年底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的首次召开。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联合共治的新时代。这次金融危机给金融外交带来了以下多方面的变化：第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共识。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等国际经济金融多边机制集体“失灵”，应对乏术，其代表性不足、机制落后、效率低下等弊端暴露无遗。国际金融危机使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弊端充分暴露，国际社会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的愿望更加迫切，形成多方面共识。第二，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成为全球金融外交的主角之一。其背景是一批新兴经济体加速崛起，形成了梯次跳进和群体性崛起的强劲势头。“金砖四国”加上土耳其、韩国、印度尼西亚的“新七国集团”崛起。“灵猫六国”（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土耳其、南非）、“金钻十一国”发展势头强劲。现在在二十国集团里，发展中国家就占了半壁江山，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代表性和话语权较前明显增强。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外交事务中的地位和发言权明显得到提升。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巴西和印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总额从6.35％增至6.91％；中国投票权从2.98％升至3.65％；最新一轮投票权改革完成后，中国投票权还将升至6.07％，位居第三；美国投票权从17.49％降至16.74％，但仍居第一。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进行改革，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从原来的44.06％升至47.19％。其中，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原来的2.77％升至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第三，全球金融外交有了新平台。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化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的重要平台。世界银行投票权已实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向发展中国家至少转移5％的份额，金融稳定理事会成立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逐步推进，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进入新阶段。这些改革有利于打破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垄断国际经济金融事务的局面，促进全球治理机制的民主化。当前，以二十国集团形成政治共识、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金融机构主导、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和监管组织协助、各国监管当局落实为特征的全球金融监管治理架构初现轮廓，开始改变原有金融监管体系功能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球监管体系整合和秩序重建。第四，多层次的金融外交手段强化了世界各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为了提高本国预防金融危机的能力，各国展开了多层面的金融外交政策，其内容包括：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双边层面的金融合作。首先，从全球层面来看，金融外交已经在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功能、实施对高风险金融产品监管以及加强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等方面获得了一定的进展。其次，从区域层面来看，东亚各国通过积极的金融外交政策，推动了亚洲外汇储备库的建设。欧盟各国在克服主权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强化了欧盟金融机制和财政机构合作。最后，作为双边金融外交的内容，在金融危机中，一部分国家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该阶段国际金融外交的核心特征是新兴国家通过二十国集团这一政治框架，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并且要求改变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治理分裂为传统的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它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区域金融外交也进一步伴随着金融地区主义的发展而发展。[3]

[1] 参见陆钢：《战后金融外交与美国金融霸权》，《华东师大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2] 参见周宇：《金融外交地位急剧上升》，《人民日报》2010年9月2日。

[3] 参见李巍：《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