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12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七项建议

（一）在国家政治的层面，在充分汲取民俗文化丰厚养分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确立民俗文化发展在当代中国宏大格局中的重要角色，明确其在国家重大现实问题中的独特意义；建立多种渠道，促使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承在国家主流价值构建、政府决策施政、民族文化的世界崛起及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等重大建设领域中，积极地扮演角色，发挥效用。

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也是中华民族面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底气。如果说，我国的传统文化，是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而逐渐汇集凝练而成的反映民族生活特质和精神风貌的一种民族文化，那么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最贴切中华民族的生活世界，古往今来滋养着民众的生命情感。只有对中国广袤深厚的民俗文化资源做到了“讲清楚”，中华民族才接通了地气，有了底气，在国际舞台上才有骨气，才能硬气。

（二）以民俗文化的准确认知与有效运用为抓手，政府、学界面向基层社会建设而密切合作。国家各级政府的“走基层”“走群众路线”，应该广泛吸收学界已有的田野作业成果，而学界的田野研究，应该有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并在建言献策、学术研讨、参与社区建设的层面，使研究成果得到充分运用。

当代学者应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将丰厚的区域民俗文化与国家政府的施政方针贯通起来，是当今时代向学界提出的重要课题之一。学者应着眼现实需要，进一步梳理、萃取民俗文化的精华，赋予其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主流价值相一致的科学内涵，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转化为中华民族的话语优势和现实智慧。

（三）优化当代社会中的“礼俗互动”模式。中华民族是众多地域族群的集合，传统文化从来不是单向地从上而下贯彻国家政治的结果，而是国家与民间社会相互激荡的过程中，多样化地方文化的提炼、提升的结果。在当代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的范式转型中，明确民俗文化传统在“地方认同”与“地方性知识”构建中的独特意义，赋予民俗文化发展更大的文化自治空间。即使是政治谣言，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之外，大部分其实是公众关心政治、渴望参与政治的一种变相表现，可能与现实生活中参与政治通道的不够充分、便利有关。

（四）重视城镇化建设中的城乡廊道建设问题。完善、畅通的城乡廊道是民俗文化传统实现传承与当代转化的前提条件，是民俗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发挥公共性价值润的保障。当代中国社会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基层社区组织的弱化、疏离与解构现象，这一情况不仅存在于农村，而且在城市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城市中，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社区是不存在的，如果关于城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不够合理，这一弊端就有可能借势大规模地延伸到农村中去。只有大力推进城市与乡村社区的发育，重视民俗发展在城乡社区的良性互动与文化建设，防止民俗文化从公共生活向乡土社会或私人领域的滑落或退隐，才能使民俗文化传统在引导当代价值观、助推社会发展方面凸显其重要价值。

（五）关注互联网时代的民俗发展新态势。产生于互联网虚拟空间中的民俗文化，也是当代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其所体现的人文价值要予以尊重。我们不仅要实现数字化技术在民俗文化记录、保存、研究、创新、传播等领域的效益最大化，也要积极关注、研究、疏通借助互联网而产生的“新民俗”。

（六）在轰轰烈烈的非遗运动的背后，是民俗文化的地位提升与稳步发展。总之，以活生生的民众生活现实为基础，在知识精英的有力推动下，对国家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决策予以推进，促进民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良好传承与合理运用，是近些年来非遗运动的最大实绩。非遗保护涉及文化多样性、主体多元性、地域复杂性等，国家针对非遗保护所采取的施政措施，都是探索性的、预留弹性空间的实践工具，并非是所谓“示范性样板”的简单推行。随着非遗运动的消歇，民俗文化在当今社会中所代表的特殊进化力量日益受到重视，应注意在吸纳非遗运动成果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民俗文化的社会作用，探索民俗文化与现代性文化融合的新路径。

（七）民俗旅游虽然是产业行为，但其社会效益却可以远大于其产业效益。转换思路，注重开发民俗旅游的社会效益与文化传承的功能，是当前民俗旅游发展的关键问题。我国民俗旅游，应强调转变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和规模扩大的“产业本位”观念，深刻反思民俗旅游“产业中心”观念的局限性，强调树立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格局思维”和“品牌意识”。应当强化和坚持以人为本、活态民俗优先的原则来塑造民俗旅游核心产品。民俗旅游的战略规划，应当不断强调对民俗文化自身创新性的关注，尤其关注民俗文化主体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注重凸显民俗旅游的社会效益，以满足游客的深层需要为抓手，借助旅游激活区域社会的自组织活力与价值认同，推动本区域文化传统的当代传承。应该强调以旅游服务社会，旨在摆脱旅游发展的唯产业化定位，以旅游业发展为媒介激活区域社会自组织活力、优化区域社会生态、助推区域社会发展；将本区域民众的社会生活作为旅游终极对象给予展示，邀请人们参与、体验、对话，以此产生社会与文化层次的吸引力，并将此吸引力转化为注意力经济，以此实现产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的和谐。

[1] 张士闪，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海云，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