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2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考察的理论基点与方法

民俗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如何扮演，是本报告考察2012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的逻辑起点。民俗文化，是涵纳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植根于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的文化传统之一种，对于当代社会具有积极的建构与助推意义。民俗发展有关国运，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我国，历经了十年“文革”矫枉过正的“移风易俗”，和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将民俗文化传统单纯视作产业资源、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民俗热”之后，民俗文化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根性支撑的意义，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宏大格局中正在扮演和可能扮演的角色，才在知识界与民众中得以实现观念启蒙。

关于民俗文化观念的这一创新性认识，民俗从单纯的文化传统上升为社会建设的主要资源，这种创新观念的发生，源自学界近二十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探讨，以及从政府到地方社会的具体实践，从而构成了2012年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的界面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界在对国家政治强行干预民俗传承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观察到民俗文化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并给予了深入揭示。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当国家权力强力干预民间生活时，民间会通过种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对权力干预进行“应付”；当国家将社区发展的权力部分地让渡于民，国家与民间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时，民间自治资源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复生。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化层面的“礼俗互动”与现实社会中的“官民互动”的通道是否顺畅，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真正实现。换言之，知识界在其细致的观察中指出，以民间精英的崛起为表征的民俗传统的复兴，并不一定指向与国家政治的背离。为了能让自身权威身份得以确立，民间精英必然要对社区族群有所作为（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等等），或主动向国家政治话语靠拢。这种由国家的粗放型管理与民间自治模式相结合、在互动中分治民间社会的现象，在中国现阶段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民俗传统勃兴并在当代社会发展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看似与全球化、现代化的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逆向而行，其实是代表着当今社会一种特殊的进化力量。当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势头落实到区域社会，就必然表现为一方水土遵循自身的生活传统，努力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不断自我更新的生活实践，而民俗传统必然会在这一进程中担当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民俗传统，毕竟内含着一方民众的集体智慧与文化逻辑，承载着区域社会长期传承的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等，对于区域社会具有潜移默化的约定性，从而保证了一方民众的幸福感底线与区域社会的平稳和谐发展。反过来说，民俗传统在当代全球化社会中所发生的传播与嬗变，也并不必然形成对其社会“母体”的背离或消解。因为作为一种人文内涵深厚的区域传统，民俗文化原本就包含着人同此心的全人类性。但这种全人类性不是指所有民俗传统在文化内涵与形式上的趋同，而是指民俗传统体现了人类面对现实环境天然具有的生态适应性，通过民俗，人与人通过在现实境遇中主动建构自身生活世界方面找到了共同的价值指向。不言而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各自保持一定差异的前提下才能来谈全球化、普适性的问题，否则，它就只能沦为跨国意识形态“在地化”的空壳，成为飘荡在全球化网络上的孤魂。事实上，中华民族正是凭借文化传统的高度连续性与独特的民俗生活方式，源远流长绵延至今，并在当今世界显示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增长潜力。因此，民俗文化传统的当代传承，表面上看是一个社会实现稳定传承的精气神；时至今日，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民俗传统引导人们直面挑战、积极调适、创化新生并主动参与国家文化建构，在社会发展宏大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世纪以来，中国民俗文化通过“活态传承”在社会发展宏大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观念，已经在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强势话语形成对冲磋磨之势，最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意义上谋求互补。那么，民俗文化在参与国家文化建构、在社会发展大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问题，如何被提上日程，如何突破惯性思维的瓶颈，并在现实生活中有所表现？这一社会现象，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又有何趋势？基于此理论反思，本年度报告的考察宗旨，在于强调年度民俗文化的“社会担当”与“自我调适”双重视角。所谓“社会担当”视角，是指本报告关注民俗文化在国家决策、政府施政、法制建设、区域发展及全球化问题中的介入问题，希望在充分把握民俗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宏大格局的契机与途径的前提下，探索民俗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角色扮演问题。所谓“自我调适”视角，是强调对民俗文化在当代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积极调适与创生活力的考察。

基于上述考察宗旨，本年度报告仍将遵循《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1》所形成的有效模式，着意突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考察年度民俗活动的现场性与创生性特征；

二是注重把握年度民俗活动的“节点”事件，通过对“节点”事件的深入阐释，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呈现年度民俗文化发展的内在“纹理”与发展“脉络”；

三是注重树立“大民俗”观念，不仅考察年度民俗发展中传统民俗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创生，以及现代性活动中的新生民俗，更要关注民俗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宏大格局中的“再嵌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