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俗文化发展策略
虽然有诸多论者在2011年对民俗文化的发展提出了各种建议,但一些问题仍然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民俗文化发展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尤其是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民俗文化如何持续性发展依旧是一个值得社会各界讨论的重要话题。因此,2012年度关于民俗文化发展策略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以往的方向,如产业化发展、多媒体运用发展、教育传承发展等,但在具体实现路径的探讨方面更为细致,如产业化发展方面便有开展民俗文化旅游、举办民俗文化节、发展民俗文化产业园区等建议,表现出社会各界对民俗文化发展的持续性思考。以下将对具体的情况加以总结。
(一)民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
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是近年来经常被提起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后,文化产业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发展策略在2012年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和实践。
在宏观论述方面,了解现状是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基础,因此一些学者展开了对地方民俗文化产业化现状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发展建议。范春艳、宋丹对吉林省民俗资源及民俗文化产业现状进行了调查,提出:为了不让民俗文化渐渐式微甚至消失,政府应该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鼓励专家学者致力于民俗文化的研究,使其成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力量;调查中发现群众对民俗产业化发展普遍感到信心不足,应该大力普及民俗文化知识,多开展民俗文化活动,正确引导民俗舆论导向,形成稳定的产业链。[156]王伟萍对广西民族民俗文化产业化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总结,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由于缺乏乡土教育、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乡土环境消失,导致民族民俗文化传承出现严重断层。二是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伪民俗成分增加。为此,她提出应该激发民俗文化拥有者的自主选择意识,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态度由过去被动迎合他者向自主选择转变,具体说来要做好两点:一要培养一批了解并认同自己民俗文化的先锋;二要尝试使民族、民俗文化与主流、精英文化对接,拓展发展空间。[157]此外,许多学者以不同地区为例,对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做了宏观上的讨论。刘云德以承德为例,认为发展民俗化产业关键是要把握自身的资源优势,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建设特色文化品牌,其具体途径包括:强化宏观规划,创建整体效应;深度整合资源,凸显民族民俗文化价值;注重创新推广,放大民族民俗文化品牌效应。[158]开健、占峰以桐城为例,指出民俗文化产业化需要充分认识当地的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优势和劣势,坚持经济、文化发展统一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建设开放有序的民俗文化市场,通过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打造品牌、培养人才、扶持民俗文化企业等策略,推动民俗文化持续、健康、和谐地发展。[159]张勇以周口市为例,分析了其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指出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民俗文化产业发展部分业态定位不准;缺乏民俗文化产业发展长远规划;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中有媚俗化倾向。为此,他提出了一些对策,包括强化政府职能;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规范从业人员队伍、提升民俗文化产品品牌意识等。[160]林琮琦以福州为例,对福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意义进行了梳理,并对进一步促进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几点建议。[161]
除宏观讨论外,许多学者还就实现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不同路径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开展民俗文化旅游
旅游作为产业化发展的具体方式带动民俗文化的发展早已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2012年度也不乏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谢新丽、吕群超等认为旅游节庆开发对濒危的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以宁德市上金贝村“三月三”赛歌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在节庆旅游这一产业化运作过程中,畲族传统民俗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传承,其关键主要在于既要避免过度商业化而导致文化真实性的丧失,又要不断创新其活动结构,使之在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产业化得到持续性的发展。[162]刘婷婷、温丽玲也认为,民俗文化旅游不仅仅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更是一种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手段。为此,民俗文化旅游要坚持保护生态环境、继承与创新、因地制宜、民众参与等原则,促进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163]丁龙庆、雷若欣、叶晓童以徽州为例,指出民俗文化旅游存在民俗文化挖掘不深,“伪民俗”现象,“舞台化”倾向,因此,他们认为要合理开发徽州民俗文化资源,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坚持独特性原则、保护性原则、文化性原则、社区参与性原则,以促进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得到保护、传承和发展。[164]赵会莉通过研究河南农村民俗文化的创意旅游模式,认为民俗文化与旅游相结合,不但满足了现代人传统的认识和审美需要,同时对当地的经济繁荣和民俗文化的传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165]马桂芳以藏区为例,讨论了旅游对民俗文化的影响,认为发展民俗旅游既是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依托和方式,也是群众享有健康丰富文化生活的举措,对于实现区域节日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66]除以上讨论外,还有一些相似的讨论,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展开论述。[167]
当然,在强调旅游这一产业化途径对民俗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其对民俗文化发展的消极、不利的影响。曹银庭对重庆土家族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民俗文化旅游增加了人们对当地民俗文化的需求,使得许多濒临失传的民俗得到复苏和新生,同时也增强了人们保护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因此民俗文化旅游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他也注意到民俗文化旅游的一些消极影响,如民俗文化的商品化、民族文化的同化等,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讨对策。同样,程希平、宋子芳指出旅游开发唤起了民俗文化主体人群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促使其重新看待自己的文化,并激励他们将民俗文化传承、发展下去。尽管如此,论者也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旅游开发对民俗文化的若干负面影响。[168]此外,李丽则认为民俗文化旅游的“是”与“非”体现的是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所产生的“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的矛盾。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的选择、开发与管理的方式是导致其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重要因素。[169]总之,民俗旅游等产业化的路径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合适则能促进民俗文化的发展,反之则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2. 举办民俗文化节
除以长期的民俗文化旅游来推动民俗文化发展外,举办民俗文化节则是一种通过短期集中效应促进民俗文化传播、发展的办法。这一举措往往依托地方旅游的若干基础设施来进行,因此也属于文化产业化发展的一种途径,并且因其时间短、投入小、见效快等特点而得到广泛的实践。2012年就有很多地区举办了民俗文化节,这些活动促进了当地民俗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2012年元旦至2月17日(正月二十六),“2012年新春岭南民俗文化节”在南海举行,一批具有岭南特色的民俗表演轮番上场,如南狮贺岁、可爱调皮的大头佛、武术舞蹈等等,这次民俗文化节更加注重挖掘当地保存比较完好的民俗文化,并把其带给游客,加以传承。同时,政府也希望借助这一平台传承传统文化,打造节庆品牌。[170]3月22日至25日,广西阳朔·高田“三月三”民俗文化节隆重举行,壮族歌圩(民歌)、根雕、竹雕、绣球制作、大象拔河、踩高跷、滚铁环等活动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171]4月8日,“首届上海民俗文化节”在上海浦东三林老街举办。文化节期间,主办方推出了民间工艺展示、民俗文化演出、民俗互动体验等活动,受到群众喜爱,对推动民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72]5月10日至16日,“2012年金堂清江民俗文化节”在四川金堂县清江镇举办。这次活动旨在展示金堂民俗文化的独特神韵,充分挖掘地方人文内涵,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艺术,弘扬优秀传统,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节日期间,蜀派书画、川剧、川菜等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得到了展现。[173]6月19日,为期八天的2012年北方水城·中国沁州端午民俗文化节拉开帷幕。此次文化节以“文化使水城更精彩”为主题,进一步突出传统文化传承和展示的主基调,开展“莱茵湖郡杯”七十二行民俗展演、沁州书会、龙舟赛、棋源竞技、传统庙会等活动。[174]8月8日,湖南张家界举办了“六月六”民俗文化节,开展了多项具有土家族特色的阳戏、毛古斯、花灯、摆手舞、民歌等活动。主办方表示,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做好民间艺术的保护、开发和利用。[175]9月1日,吉林东辽县举办首届民俗文化艺术节。这次文化节的目的就是要搞好文化产业化,使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发展,丰富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在艺术节期间,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如二人转、满族剪纸、葫芦画、鱼骨画、根雕等等将轮番上演。[176]9月7日,新疆伊宁市举办了首届民俗文化节,活动为期5天,集中展现了当地优秀的民族、民俗文化,如伊利赛乃姆演唱会、回族花儿、伊利牧歌文艺演出、少数民族特色餐饮、民俗文化街区等,并且成功签约了一系列的民俗文化项目,对于推动当地民俗的保护、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效果。[177]9月29日至10月6日,“2012首届张家港凤凰民俗文化节”在张家港凤凰镇隆重举行。节日期间,豆腐花担、吹糖人、弹棉花、磨剪刀等三百六十行民间技艺得到展演,这些活动再次唤起了老人们的记忆,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注意。[178]11月1日至16日,“2012中国杭州(河上)民俗文化节”成功举办,包括人文河上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排舞大赛、生态美食周、民俗风情摄影大赛、民俗文化电影周、文化艺术展演、风情文化周八大活动,既展现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又丰富了民众的生活,同时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179]此外,还有很多地区也都纷纷举行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节,如2012郑州春节民俗文化节、2012中原迎春民俗文化节、2012海信·中国合肥首届民俗文化节、2012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2012定远县藕塘首届民俗文化节、2012第四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等等。
从以上活动可以看出,2012年全国各地几乎每个月都有民俗文化节的举办,这一以产业化推动民俗文化传承和拉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得到了广泛的实践。
3. 发展民俗文化产业园
除开展民俗旅游、举办民俗文化节外,建设民俗文化产业园,使民俗成为专门的文化产业也是一条发展民俗文化的路径。2012年,全国就有多家民俗文化产业园正在积极筹建或者建成。
2012年2月3日,陕西陇县的陇州民俗文化产业园开园。陇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当地政府因势利导,采取政府组织、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大力发展民俗文化,因此兴建了陇州民俗文化产业园。该园涵盖了社火脸谱、布艺、皮影、剪纸、刺绣、木雕、泥塑等为主的文化产品,将对地方经济和民俗文化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180]4月9日,中国北方民俗文化产业园在山西长治县开工奠基。该园区总投资20亿,规划建设艺术家创作区、民俗文化展示交易区、传统曲艺演艺区、配套服务区、公共文化区五大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以弘扬中国北方民俗文化为核心,通过产业园这一平台把传统文化艺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181]12月,山西大道尚品(国际)文化传播股份公司策划的“中华民俗文化产业基地”项目与美国地平线文化集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该公司CEO谭文华说开展这一项目的目的,是不想眼睁睁看到在现代文明急速发展过程中,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后继无人,面临消失,因此守护古老中华文明、再现老的工艺,刻不容缓。该项目总体分网络体系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其中的产业园区将把国内优秀的民俗文化产品生产企业、民间艺人聚集在一起,通过交流,共同进行民俗文化产品的创新,以推进民俗产品的规模化、品牌化生产。[182]
(二)民俗文化的多媒体应用发展
保护、传承手段的更新是促进民俗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随着20世纪以来多媒体技术(网络、电影、电视、照相等)的日益发展,其应用已经深入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因此,也不乏论者从多媒体应用的技术层面来探讨民俗文化发展的策略问题。
在网络技术对民俗文化发展影响方面,刘爱华指出,网络媒介的广泛应用加速了民俗文化传播和呈现方式的转变。通过网络,民俗文化的体验不再局限于现场参与,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来阅读、欣赏民俗文化,其在时空上的限制性得以突破。由此,民俗文化由区域性的文化转变为被更广大的人群所共享的文化。这一转变使得民俗文化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传播效率。[183]此外,刘爱华、艾亚玮进一步指出,民俗文化在网络技术的影响下衍生出一种“他”俗文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尽管这一过程以民俗文化为主体,迎合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的需求,但它并不等于商业化,而是在认同并尊重民俗文化内价值的基础上,以民众需求为出发点,来发展民俗文化的现实服务功能,从而推动民俗文化适应社会的发展。[184]薛聪锐、侯志刚、郑丹以河北为例对民俗文化网络传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河北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存在分布分散、传播途径落后的问题,不利于民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而互联网便捷、超时空、投资小、见效快、互动性强、整合性强等特性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播及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因此,他们提出应通过网络来促进河北民俗文化的发展:一是要建立相关人才、传承人及各类专家的数据库;二是要创建网站广泛宣传河北民俗文化,为其发展营造氛围;三是通过网络资讯与视频形式对传统节日等进行立体性的传播。[185]
在影视技术对民俗文化发展促进方面,刘烨将民俗影视作品分为民俗纪录片、着重民俗描绘的电影、整合民俗元素的电影三大类,认为民俗纪录片取材于民俗事象,不同于一般的影视作品,它更具有“抢救”文化遗产的功能,有助于传统民俗在现代传播环境中保持活力;着重民俗描绘的电影亦使民俗本身的“典型”得到价值发掘和光大。影视技术与民俗相结合是一种必然,这种结合往往能对民俗文化自身发展起到保护与推动作用。[186]高杰进一步指出影视媒体对民俗文化发展的影响,认为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传播,而影视媒体能够推动民俗文化的传播,一方面表述民众生活是大众传媒的媒介特性,有利于促进民俗的发展传承;另一方面,它能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由此,影视媒体对民俗的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对推动民俗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他还指出大众传媒对民俗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有局限性和负面性的,例如大众传媒由于资金、政策等原因,可能会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事象;大众传媒对民俗文化传播具有选择性,可能加速弱势民俗的消亡,等等。因此,影视媒体如何积极地促进民俗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187]此外,陈晓芳从技术性层面就电视传承民俗文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用电视制作技术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需要注意四点:第一,民俗美感与民俗动静质感密不可分,要注意从民俗环境和主人公两个因素处理好美感和质感的关系。第二,要注重展现民俗事象的真实、质朴等特点,不要过分夸饰。第三,拍摄民俗事象要注意把握其节奏感,要有整体上的把控。第四,在拍摄民俗工艺流程时要注意细节。[188]
在具体实践方面,孙莉以池州傩戏为例,就电视、网络、手机三种媒介对这一民俗活动的传播及其影响做了分析。[189]黄婉明以岭南童谣为例,阐述通过数码电脑技术设计童谣意象的意义,认为这一方法可以唤起人们对童谣的重视,是对广东民俗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发扬。[190]
(三)民俗文化的教育发展之路
民俗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离不开人,人是民俗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因素。目前我国许多地区的民俗文化面临逐渐衰落或者消失的窘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青睐它们的人越来越少,既缺少传承人加以传承,又缺乏群众的普遍关注,由此才造成民俗文化发展的尴尬局面。所以,要复兴并促进民俗文化的发展,人是关键。为了让其传承下去,有论者强调通过教育来引起人们对民俗文化的关注并培养出一批民俗文化传承人,从而使传承断裂导致无法继续发展的问题得到缓解。
在民俗文化传承人层面,符蓉认为民间民俗文化技艺需要传承人,而受过系统理论与技能教育的艺术职校的学生作为传承人,相对于一般的民间艺人无疑更有优势。因此,在民俗文化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的背景下,通过职业院校加强民俗文化的教育,培养具有一定技艺又具有一定素养的传承人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她提出将职业教育与民俗文化传承人培养相结合,走特色发展之路,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以文化课为基础,加大有关本土优秀民俗文化教学的内容。第二,要注重具有民族特色的校本教材的编写,以促进传承人的培养和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第三,利用校园文化为载体,通过校园广播、校报、板报等多种方式加以宣传,努力营造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浓厚氛围。[191]
在民俗文化发展的大众层面,许多论者都提出要通过教育的形式,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让其有更好的发展土壤,从客观上保障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罗杨认为,长期以来民间文化的教育功能被忽视,没有被纳入到学校教学中,导致很多人缺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也缺乏对中华民族民间风俗文化的了解,这些是他们民俗观念缺失或者淡漠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指出民俗应纳入学校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的传统民俗文化,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192]龙梦晴指出,学校教育是民俗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手段。通过学校教育,人们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创造的民俗文化得以内化为个体的能力,引导其进行新的文化实践和创造,从而使得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因此,学校教育可以培养出懂得欣赏和深入理解民俗文化的继承者,使抽象的文化内涵演变为具体的个体实践,从而奠定民俗文化在整个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提出三点推动民俗文化教育发展的策略:首先,要在学校教育中根据不同教育层次来设置相关课程。其次,要重视建设合格、优秀的师资队伍。最后,要重视综合实践的作用。[193]与以上两位观点相似,余翰卿认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要保住自己的传统文化,除了宣传这一手段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对民族文化具有概括性包罗性的民俗走进课堂,让广大的青少年接受相关的普及教育,认识民俗、了解民俗,使其装进脑子、扎根心田。为此,他结合我国目前教育体制的现实,主张除了高中外,各级学校的课堂(含幼儿园)都应该进行民俗文化教育。[194]此外,部分论者对不同层次的民俗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杨树喆认为,在高校开展民俗文化教育主要有四条途径:第一是开设相关课程;第二是举办专题性的讲座、学术报告等;第三是组织学生开展田野作业,撰写田野报告;第四是开展各中相关主题活动。[195]陈雯雯则认为民俗文化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选择合适的节日民俗教育让幼儿感受民俗节日的独特性,了解家乡民俗节日文化,对传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节日文化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她还提醒我们在对幼儿进行民俗文化教育时,要注意挖掘节日民俗文化的内涵,注意其本土性、趣味性,并可通过游戏体验、情境体验、劳作体验等方式加以进行,以益于幼儿了解和接受。[196]
在民俗学家的呼吁下,个别地区还切实开展了民俗文化教育发展的实践。例如,兰州市以民俗文化进中学为主线,从课堂教学、校本课程和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三个主要方面,推动民俗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民族精神,弘扬和传承我国优秀民俗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
总的来说,2012年民俗学研究的情况比较平稳。学者们既有理论方面的探讨,也有具体的个案研究,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对国家和地方“非遗”工作的讨论中。应该说,本年度的研究没有太多热点,对民俗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推进上略显薄弱。我们期望在来年可以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力作可供评述甚至热烈的争论,当然,这要建立在学者们经过若干年潜心研究、不懈工作的基础上。
[1]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龙圣,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讲师;王素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后;李向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生。本文撰写的分工如下:龙圣负责撰写第一部分,王素珍负责撰写第二部分,龙圣、李向振负责撰写第三部分,赵世瑜负责全文的归纳、补充、文字润饰等统稿工作。
[2] 康保成:《生活就是民俗——关于民俗文化与都市发展的若干思考》,《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
[3] 黄清喜:《民俗为民众身体感受之生活事象》,《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3期。
[4] 康保成:《生活就是民俗——关于民俗文化与都市发展的若干思考》,《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
[5] 陶然:《猎奇心理催生“伪民俗”》,《中国民族报》2012年1月17日。
[6] 郑茜:《伪民俗:辩?不辩?》,《中国民族报》2012年1月17日。
[7] 逸华:《“伪民俗”的存在价值》,《中国民族报》2012年1月17日。
[8] 翁敏华:《民俗表演: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文汇报》2012年6月21日。
[9] 刘爱华、艾亚伟:《创意与“变脸”:创意产业中民俗主义现象阐释》,《民俗研究》2012年第6期。
[10] 李柳赟、许燕滨:《论南宁民俗节庆文化中民俗主义问题——以香火龙民俗文化旅游节为例》,《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第5期。
[11] 董晓萍、朝戈金、黄涛:《民俗学科建设报告书》,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12] 邵卉芳:《“生活世界”再认识》,《民俗研究》2012年第6期。
[13] 周建新:《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俗、学者与民俗学研究——以客家围龙屋保护为中心的讨论》,《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
[14] 陈秋:《从“女性的民俗”到“女性主义的民俗”——女性民俗研究略述》,方刚主编:《性别多元:理论与务实研究(下)》,台湾万有出版社2012年版,第549—558页。
[15] 耿羽:《民俗学的对象、功能和方法——评〈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6] 户晓辉:《建构城市特性:瑞士民俗学理论新视角——以托马斯·亨格纳的研究为例》,《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17] 廖明君、岳永逸:《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岳永逸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12年第2期。
[18] 陈连山:《重新审视五四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命运——以20世纪对于传统节日的批判为例》,《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
[19] 岳永逸:《“民俗学,那是干啥的”——忧郁的民俗学札记之二》,《新产经》2012年第5期。
[20] 岳永逸:《小学科的大窘境——忧郁的民俗学札记之一》,《新产经》2012年第4期。
[21] 安德明、杨利慧:《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22] 朱婵媛:《民俗学研究之我见》,《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第9期。
[23] 刘巽达:《民俗学能在社会建设中当担重任》,《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26日。
[24] 霍福:《本地人和外地人——从西宁移民谈民俗的社会整合功能》,《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2期。
[25] 参见曾江:《民俗学界深入参与国际学术进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2日;文慧:《中国民俗学会与国际非遗合作》,《光明日报》2012年7月7日。
[26] 石晶:《开拓与探索的历程——1930年代钟敬文与民俗学创建发展的回顾》,《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董晓萍:《钟敬文先生对新时期民俗学科的重大建树——兼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与民俗学科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萧放:《钟敬文的民俗学情缘》,《光明日报》2012年1月16日;王素珍:《名与实之争——对中国民俗学史研究的批评与反思》,《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岳永逸:《旁置、艰涩与悲壮的小步舞曲——忧郁的民俗学札记之三》,《新产经》2012年第6期;岳永逸:《旁置、艰涩与悲壮的小步舞曲——忧郁的民俗学札记之三》,《新产经》2012年第7期。
[27] 王京:《1958年:战后日本民俗学转折的胎动》,《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王京:《关于日本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几个问题——以民俗及民俗学的关联为中心》,《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张丽君、李维屏访谈;于倩、程安霞翻译:《美国民俗学领域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现状——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杰森·拜尔德·杰克逊访谈录》,《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
[28] 安德明、杨利慧:《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29] 朝戈金:《钟敬文“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的再认识》,《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
[30] 尹虎彬:《民俗学与民族文学——重温钟敬文先生多学科的民俗学思想》,《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
[31] 额尔德木图:《浅谈高校民俗学教学的重要性》,《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32] 龙梦晴:《民俗文化教育发展论》,《湖南师范大学教学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3] 余翰卿:《让民俗走进课堂》,《学理论》2012年第18期。
[34] 黄鹏:《高校民俗学教学方法新尝试研究》,《教育与职业》2012年第27期。
[35] 陈丽琴:《论高校民俗学、民间文学课堂教学的“生态平衡”》,《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2年第11期;陈丽琴:《构建高校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生态课堂》,《科教导刊》(中旬刊)2012年第6期。
[36] 都吉雅:《蒙古民俗学实训教学改革思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7] 李萍:《民歌文化资源在西部高校民俗学教学中的创新化应用》,《湖北民族学院报》2012年第1期。
[38] 额尔德木图:《浅谈高校民俗学教学的重要性》,《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39] 黄鹏:《高校民俗学教学方法新尝试研究》,《教育与职业》2012年第27期。
[40] 陈丽琴:《论高校民俗学、民间文学课堂教学的“生态平衡”》,《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2年第11期。
[41] 陈丽琴:《构建高校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生态课堂》,《科教导刊》(中旬刊)2012年第6期。
[42] 都吉雅:《蒙古民俗学实训教学改革思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43] 李萍:《民歌文化资源在西部高校民俗学教学中的创新化应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44] 李慧:《浅谈多媒体技术在民俗学教学中的运用》,《读与写杂志》2012年第2期。
[45] 陈秋:《国内外女性民俗研究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3期。
[46] 张翠霞:《美国女性民俗学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
[47] 李靖:《美国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的理论之路》,《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
[48] 陈秋:《国内外女性民俗研究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3期。
[49] 陈秋:《从“女性的民俗”到“女性主义的民俗”——女性民俗研究略述》,方刚主编:《性别多元:理论与务实研究》(下),(台湾)万有出版社2012年版,第549—558页。
[50] 陈秋、苏日娜:《女性民俗研究发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51] 王卫华:《论女性在血缘亲属体系中的“外人”身份——以榆钱村春节家祭为个案》,《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
[52] 王均霞:《在自我与家庭之间:纪村女性与两种邻里圈的建构与维持》,《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
[53] 刁统菊:《娘家人还是婆家人:嫁女归属问题的民俗学研究》,《民族艺术》2012年第1期。
[54] 潘帅、范学新:《哈萨克族婚嫁仪式歌中的女性民俗文化价值》,《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5] 刘惠萍:《族群性别文化与讲述活动——以花莲客家族群讲述人为例》,《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
[56] 户晓辉:《建构城市特性:瑞士民俗学理论新视角——以托马斯·亨格纳的研究为例》,《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57] 廖明君、岳永逸:《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岳永逸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12年第2期。
[58] 康保成:《生活就是民俗——关于民俗文化与都市发展的若干思考》,《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
[59] 程名:《网络传播的社群化特征与网络民俗的建立——以天涯虚拟社区为例》,《东南传播》2012年第9期。
[60] 殷俊、喻婷:《“微时代”下市民生活习俗的变迁》,《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61] 施爱东:《谣言的鸡蛋情绪——钱云会案的造谣、传谣与辟谣》,《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
[62] 施爱东:《盗肾传说、割肾谣言与守阈故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63] 刘文江:《作为实践性体裁的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研究》,《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
[64] 魏泉:《若有若无:中国大学校园传说的个案与类型》,《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
[65] 王健瑛:《浅析都市民俗“闪婚”现象》,《知识经济》2012年第24期。
[66] 王燕妮、王伟杰:《武汉市春节习俗的现代变迁考察》,《三峡论坛》2012年第4期。
[67] 杨童舒:《当代武汉城市婚俗的民俗文化解读》,《文学教育》(上)2012年第12期。
[68] 李柳赟、许燕滨:《都市语境中的南宁民俗节庆文化研究》,《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第2期。
[69] 霍福:《本地人和外地人——从西宁移民谈民俗的社会整合功能》,《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2期。
[70] 徐瑞华:《网络民俗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71] 曲彦斌:《民俗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72] 李贵生:《也谈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73] 高群:《皖北语音民俗简论》,《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74] 孔祥馥:《试析河湟“花儿”语言中蕴涵的民俗文化现象》,《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75] 曹慧萍:《特定时空中方言与民俗交互研究的成功之作——读王作新教授〈三峡峡口方言词汇与民俗〉》,《三峡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76] 董丽娟:《论民俗语汇与辨风正俗》,《教育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77] 田耿辉:《如何构成语言民俗的情境讨论》,《群文天地》2012年第7期下。
[78] 董金玉:《民俗视角下的话语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年第10期。
[79] 刘铁梁:《语言民俗研究的范式建构——评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80] 何九盈、刘红玉:《语境中的语言民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11日。
[81] 张举文:《基于实地调查与民族志“厚描”的语言民俗研究——评〈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文化学刊》2012年第3期。
[82] 邢莉:《研究蒙古民俗的新作——评述〈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以辽宁省西部阜新地区的烟台营子村为个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83] 〔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84] “民俗学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以来,研究进展走入困境: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在调查方面,仍主要是通过‘采风’,按照已设定的民间口传文学各种体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和民俗事象分类(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标准进行资料搜集;在研究旨归上,大多可归为单纯的事象记录、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母题研究,以及由调查事象与文献结合的(往往是简单化了的)溯源研究等。”李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俗与民俗学——〈民俗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读后》,《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
[85] 20世纪60年代发起了民间音乐普查、搜集活动,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顿。20世纪八九十年代,普查搜集采录整理、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86] 20世纪末21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中国社会最重大的文化保护运动,民俗学不仅参与其间,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研究成为其研究内容和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87] 施爱东:《告别田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88] 刘宗迪等:《两种文化:田野是“试验场”还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6期。
[89] 钟敬文:《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90] 如此的分类,部分参考了刘晓春《资料、阐释与实践:从学术史看当前中国民俗学的危机》(《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刘晓春提出:资料之学,即发现、记录和描述,呈现不同分类层面的民俗文化;阐释之学,即关于民俗资料的阐释;实践之学,即不断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建构。
[91] “民俗是一种民众文化事象,对它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考察,它的资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这就关系到民俗志的问题,我把它叫做记录的民俗学。它的内容,包括民俗资料,也包括搜集、整理和撰写民俗资料原则、观念和方法等。”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论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王杰文:《反思民俗志——关于钟敬文现实的“记录民俗学”》,《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92] 张清俐、郑讴:《在田野中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访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迈克尔·赫茨菲尔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8日。
[93] 代世萤、张振江:《双星水族的建房习俗初探》,《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张振江、杨槐、代世萤:《水族村落的民族传统空间结构——以贵州三洞乡为主要对象的调查与研究》,《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
[94] 王海娜:《试论大理白族婚俗——以双廊镇大建旁村为例》,《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
[95] 黄世杰、黄亮葓:《壮族村落原生态空间风水观——以武鸣县三联村独山屯为例》,《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
[96] 张柱华:《陕甘黄土高原地区民间手工艺生存现状的考察与分析》,《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97] 邵一飞:《试析自梳女习俗的起源、构成和基本特征——以广州地区自梳女习俗为例》,《文化遗产》2012年第2期。
[98] 郎雅娟:《一首歌谣和一个村落——贵州省黎平县地扪侗寨“千三节”田野调查》,《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1期。
[99] 刘秀峰:《演唱的力量——浙南鼓词〈陈十四夫人传〉》,《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00] 史静:《后非遗时代的天津市河西区杨家庄永音法鼓老会调查》,《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2期。
[101] “所谓标志性文化,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文化的具象的概括,也就是从生活文化中筛选出来的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特征、包含丰富与深刻意义的事象本身。它一般是不同程度地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能够反映这个地方特殊的历史进程,代表这里的民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做出的特殊贡献;2.能够体现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3.这一文化事象的内涵比较丰富、深刻地联系着一个地方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它的理解往往也需要联系当地其他诸多的文化现象。”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文化巨变时代的新式民俗志——〈中国民俗文化志〉总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02] 张士闪:《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
[103] 刁统菊等:《古道、庙宇与村落生计》,《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
[104] 段友文、王旭:《崇神敬祖、节日狂欢与历史记忆——山西娘子关古村镇春节民俗调查》,《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
[105] 刘昭瑞、钟林春:《“通书罗”与罗家通书》,《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
[106] 闫爱萍:《碛口古渡水陆交通运输民俗调查报告》,《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
[107] 唐仲山:《同仁县年都乎村村落山神信仰与村落民俗的民族志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108] 倪彩霞:《一个人的艺术盛宴——高州单人木偶戏艺人梁东兴专访》,《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
[109] 沙彦奋:《口述历史:在田野中追寻回族的迁徙之旅——基于新疆伊犁的调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10] 张振江主编:《双星水族:贵州独山双星水族调查与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张振江主编:《三都三洞水族——贵州三都三洞乡调查与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111] 周大鸣、段颖编:《侨乡·宗族·围龙屋:梅州南口侨乡村的田野考察》,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112] 周大鸣编:《农民的流动与转型:以湖南攸县为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113] 余光弘、杨晋涛编:《闽南顶城人的社会与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4] 杨晋涛、余光弘编:《闽南北山人的社会与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5] 周大鸣、黄平芳:《梅州地区惭愧祖师的神格形态——以阴那山为中心的考察》,《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
[116] 宋德剑:《冲突与调适:粤东客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以广东梅州五华县大田樟村为例》,《文化遗产》2012年第3期。
[117] 王加华:《赐福与降灾:民众生活中的狐仙传说与狐仙信仰——以山东省潍坊市禹王台为中心的探讨》,《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1期。
[118] 杨杰宏:《现代性情境中口头传统的传承与变异——以恩施土家族民歌为研究个案》,《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
[119] 王尧:《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之研究——以湖南永州的尧舜传说为中心》,《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120] 赵丙祥:《祖业与隐修——关于河南两个太极拳流派之谱系的研究》,《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
[121] 王芳辉:《神庙系统与社区结构变迁——基于广东汕尾的田野调查》,《文化遗产》2012年第2期。
[122] 郭建勋:《将军信仰与隐喻的康东社会进程——以川西贵琼藏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为例》,《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
[123] 曹荣:《灵验与认同——对京西桑村天主教群体的考察》,《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124] 储冬爱:《城市化进程中的都市民间信仰——以广州城中村为例》,《民族艺术》2012年第1期;储冬爱:《乡村原住民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认同——以广州“城中村”为例》,《文化遗产》2012年第3期。
[125] 许哲娜:《信俗、日常生活与社会空间——以漳州市区妈祖信俗的田野调查为例》,《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126] 张士闪:《乡民艺术民族志书写中主体意识的现代转变》,《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
[127] 李生柱:《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的互构——基于冀南两村白猫黑狗传说的田野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128] 华智亚:《热闹与乡村庙会传统的生命力——以冀中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
[129] 蔡磊:《劳作模式与村落共同体——京南沿村荆编考察》,《民俗研究》2012年第6期。
[130] 杨利慧:《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131] 周建新:《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俗、学者与民俗学研究——以客家围龙屋保护为中心的讨论》,《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132] 霍福:《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多元村落民俗文化研究:以青海苏木世村落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33] 闫爱萍:《关公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以山西解州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34] 吴兴帜:《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延伸的平行线: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35] 郑向春:《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葡萄的实践:一个滇南坝子的葡萄酒文化缘起与结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36] 路芳:《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火的祭礼:阿细人密祭摩仪式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37] 王霄冰:《民俗文化的遗产化、本真性和传承主体问题——以浙江衢州“九华立春祭”为中心的考察》,《民俗研究》2012年第6期。
[138] 谢荔:《端午节仪式活动传承主体的社会变化——以中国嘉兴市端午民俗文化节与日本相模原市儿童节为例》,《文化遗产》2012第3期。
[139] 王加华:《当下民间说书艺人的生存困境及其应对策略——以胡集书会参会艺人为中心的探讨》,《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
[140] 马知遥:《文化遗产保护的田野思考——中国北方民间布老虎现状反思》,《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
[141] 陈爱国:《共同性向公共性的转型——陕西省华县皮影戏的个案研究》,《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
[142] 乌仁其其格:《政府主导下的民间信仰——基于额尔敦敖包祭祀的田野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143] 刘志扬、更登磋:《民族旅游及其麦当劳化——白马藏族村寨旅游的个案研究》,《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
[144] 王希辉、安仕均、黄金等:《田野图志:重庆彭水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45] 刘冬梅:《人文田野丛书·造像的法度与创造力:西藏昌都嘎玛乡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146] 〔丹〕玛丽亚·海默、曹诗弟主编,于忠江、赵晗译:《在中国做田野调查》,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美〕罗伯特·埃默森、雷切尔·弗雷兹、琳达·肖著,符裕、何珉译:《如何做田野笔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147] 〔丹〕玛丽亚·海默、曹诗弟主编,于忠江,赵晗译:《在中国做田野调查》,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48] 〔美〕罗伯特·埃默森、雷切尔·弗雷兹、琳达·肖著,符裕、何珉译:《如何做田野笔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149] 张经纬:《〈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如何做田野笔记〉:我们该如何研究中国》,《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2012年9月13日。
[150] 杨毅、张会超:《记录田野:民族档案重构的实现与突破》,《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
[151] 黄龙光:《民俗志及其书写》,《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152] 〔美〕露丝·贝哈:《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韩成艳、向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53]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民间”何在,谁之信仰?》,中华书局2009年版。
[154] 高丙中:《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55] 张金岭:《公民与社会:法国地方社会的田野民族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56] 范春艳、宋丹:《吉林省民俗文化产业现状调查分析》,《市场研究》2012年第6期。
[157] 王伟萍:《论广西民族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的自主选择》,《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158] 刘云德:《民族民俗文化的资源优势与品牌建设——以承德为例》,《人民论坛》2012年第17期。
[159] 开健、占峰:《关于桐城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思考》,《合肥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160] 张勇:《周口市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知识经济》2012年第8期。
[161] 林琮琦:《浅论福州民俗文化产业的开发》,《海峡科学》2012年第5期。
[162] 谢新丽、吕群超等:《基于旅游节庆开发的传统民俗文化现代化研究——以宁德市上金贝村“三月三”赛歌会为例》,《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63] 刘婷婷、温丽玲:《民族自治县旅游景区发展中的民俗文化体验建设》,《市场论坛》2012年第9期。
[164] 丁龙庆、雷若欣、叶晓童:《徽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初探》,《宜春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165] 赵会莉:《河南农村民俗文化的创意旅游开发模式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0期。
[166] 马桂芳:《文化传承视野下的藏区节日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攀登》2012年第5期。
[167] 相关讨论可参见:陈晓蕾、张真、周梧:《鄂西南地区民俗文化与旅游开发》,《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姜克银:《新农村旅游开发建设中宁夏回族村落民俗文化变迁与保护研究》,《宁夏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黄永龙:《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民俗文化遗产特征及旅游开发策略》,《中国集体经济》2012年第1期;谈晓:《泰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经济论坛》2012年第12期;石丽璠、刘晓华:《浅谈广东“吴川三绝”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对策》,《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年第12期。
[168] 程希平、宋子芳:《探析旅游开发对民俗文化的影响》,《旅游纵览》(行业版)2012年第6期。
[169] 李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是”与“非”及其启示》,《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31期。
[170] 查查吧旅游网http://www.chachaba.com/news/travel/zixun/20120117_62559.html
[171] 阳朔经济信息网http://www.gl.cei.gov.cn/yangshuo/news/information/2012/03/2801.htm
[172] 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2-04/08/content_2108868.htm
[173] 金堂县公众信息网http://www.jintang.gov.cn/news/detail.jsp?ID=45886
[174] 中国网山西频道http://jjsx.china.com.cn/c12/0620/141545188306.htm
[175] 张家界新闻网http://www.zjjnews.cn/2012zt/nongbohui/zhanhui/2012-08-08/38171.html
[176] 陈兴权:《东辽县首届民俗文化艺术节暨全民运动隆重开幕》,《辽源日报》2012年9月3日。
[177] 李新安:《2012新疆·伊宁首届民俗文化节开幕》,《伊利日报》2012年9月7日。
[178] 张家港凤凰镇人民政府网http://www.zjgfh.gov.cn/fhz/infodetail/?infoid=aa0c2f77-6246-4554-b225-520cc95fdb9b&categoryNum=002002
[179] 杭州旅游网http://www.gotohz.com/sy/xwzx/xwdt/201211/t20121106_81371.shtml
[180] 梁会平、孙海:《陇县:民俗文化产业园开园》,《宝鸡日报》2012年2月7日。
[181] 王鹏、孔颖超:《中国北方民俗文化产业园开工奠基》,《长治日报》2012年4月10日。
[182] 王媛:《山西民俗文化“挺进”美国市场》,《山西经济日报》2012年12月25日。
[183] 刘爱华:《从遗产到资源:民俗文化观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7日。
[184] 刘爱华、艾亚玮:《走出“围城”:网络媒介下民俗文化资源观的形成》,《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185] 薛聪锐、侯志刚、郑丹:《河北民俗文化网络传播的整合构建研究》,《大舞台》2012年第5期。
[186] 刘烨:《略谈我国民俗文化与影视创作的结合》,《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87] 高杰:《纪录·民俗·传播——关于民俗文化影像化传播的研究述评》,《今传媒》2012年第5期。
[188] 陈晓芳:《以电视为载体传承民俗文化》,《新闻窗》2012年第1期。
[189] 孙莉:《皖南民俗文化的媒介传播方式——以池州傩戏为例》,《东南传播》2012年第12期。
[190] 黄婉明:《岭南民俗文化研究——童谣意象》,《现代装饰》(理论)2012年第1期。
[191] 符蓉:《浅谈广西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与艺术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92] 罗杨:《将民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光明日报》2012年4月5日。
[193] 龙梦晴:《民俗文化教育发展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94] 余翰卿:《让民俗走进课堂》,《学理论》2012年第18期。
[195] 杨树喆:《浅谈多民族民俗文化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高教论坛》2012年第11期。
[196] 陈雯雯:《试析幼儿园节日民俗教育活动内容选择的四种思路》,《当代学前教育》2012年第3期。
[197] 石莉萍、王毓高:《论新课改革背景下民俗文化进中学校园——以兰州市为例》,《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