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又到甲午年。蓦然回首，两个甲子前的那个甲午，天朝大国装备了当时亚洲最先进坚船利炮的北洋水师，竟然不堪一击，大败于东夷倭国。接踵而至的割地赔款之辱，从天而降的“亡国灭种”危机，终于惊醒了天朝君臣士子，乃知耻而图变法维新。革除秦政专制，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以强国富民，复兴中华，从此成为朝野共识。

两个甲子轮回，一百二十年过去。现代性与新的价值观、共和、民主、自由、平等、正义、法治、宪制，已为人心所向，譬如之江大潮，浩浩荡荡，沛然而莫之能御。不过，现代性和新价值一旦落实到国家制度层面，即欧美发达诸国，亦因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国民性特点而自备一体，没有统一适用的制度模式。一百二十年来，面对“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往圣先贤们开始从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仿效东西，师夷长技，移植法制，致力于政府改革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于是，便有了1898年戊戌变法，1901年晚清新政与预备立宪，1911年辛亥革命与共和宪政，最后在1949年建立了当代中国国家制度。

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是执政党为建国初期农业国与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而量身定制。六十五年天地翻覆，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通过国家在经济、社会、管理及法律等领域的一系列变革，全面推进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步、1911年辛亥革命加速的中国社会大转型：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如风卷残云，摧毁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文明和乡土社会格局；国中亿万农民，有一多半离土、离乡，涌进各地的大小城市，转而以工商业和服务业谋生；当下中国社会，已经从改革开放前农业立国、实行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传统社会，发展成为工商立国、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从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和多样性特征的现代社会。因全球化、互联网与自媒体的兴起而迅速普及的现代性和新的价值观，从根本上动摇了旧体制、旧权威和旧秩序的基础。政治社会大转型，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新变化，新事物和新的社会格局，注定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全能型政府模式已经不堪重用，以及政府改革与治理转型的无可避免。

政府改革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古今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即使区区几十万人口的蕞尔小国，政府改革从来都是困难重重，何况中国政府这么一个人类文明史上规模超大型、结构超复杂的政治综合体。中国政府改革与制度重建，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间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执政党、政府与人大和政协、行政权与司法权等一系列关系架构，其中任何一种关系架构的变革与调整，都意味着权力关系的重大调整与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公共政策是执政党和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经由特定的政治过程选择和制定的施政方案，政治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政策选择，关乎十三亿国民的切身利益，决定着施政的方向和目标。政府体制要不要改，改什么，怎么改，社会治理结构的重构，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公共政策的选择，社会政策的制定，多元社会利益如何统筹兼顾，公平正义如何实现，等等，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极具挑战性的实践课题。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诸学人，僻在东南一隅，百无一用，然食民之禄，又生逢全面深化改革之时，职志所在，敢忘国事？于是讲课之余，坐而论道，井里观天，管窥蠡测，爰有此编。曰：《政府改革论》《政府成本论》《公共政策论》《社会政策论》。野人献芹，略陈刍荛之见云尔。是为序。

2014年2月12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