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06年7月章太炎第三度赴日，1911年11月返国。此数年间，概而言之即其自言之“提奖光复，不废讲学”。期间所出版，最早系1906年9月《国学讲习会略说》，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文。最晚系1910年6月《国故论衡》，“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教育今语杂志》上的广告，称“本在学会口说，次为文辞”。[33]正可见其一以贯之的“讲学”，在结构上，基本都是这三支。
因太炎有“语言文字之学”一语，遂被后来的学者赋予现代学术转型的意义，即与传统“小学”划然有别。此说甚是浑沦，实则二语在太炎处通常混用，等而为一，用“小学”者更为常见，“语言文字”一般在论述二者关系时使用。《论语言文字之学》只在开头部分言“语言文字之学”，此后俱称“小学”。不过，不管“语言文字之学”还是“小学”，他确实有不同前人与时人的界定。[34]《论语言文字之学》云：
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周秦诸子史记汉书之属，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学者必不能读。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如上所说，则小学者，非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
有清一代，朴学大师辈出，其中“小学”一门，早已由附庸蔚为大国。但在一般观念上，“小学”确为通经之用。而在章太炎那儿，正如孔子并不居于特殊的“教主”之席，《语》《孟》应回归诸子之部列一样，经部诚如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也不具有特出的典籍地位。“小学”是一切学术的基础，因而“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
“所谓小学，其义云何，曰字之形体、音声、训诂而已。”太炎如此界说，实在平平无奇。不过对于诸多清儒名著，他认为仅可称“说文之学”“尔雅方言之学”“古韵唐韵之学”，而“不得称为小学”，只有像戴东原以下如段、王、郝，能够“兼此三者，得其条贯”，才当得起其心目中的“语言文字之学”。[35]
章太炎所谓“语言文字之学”或“小学”，有远超乎前贤的关怀。《国故论衡》开卷首篇之《小学略说》，是章的纲领性文件，其言曰：
……凡治小学者，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划篆，缴绕文字而已……[36]
太炎之前，“小学”本是“通经”的工具。太炎之后，一般人的观念，诚如吴稚晖所言，“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37]。但对于章太炎来说，“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从国故到民俗，负载着古今上下的文化。而且，“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38]这岂是“器具”而止，简直就是中华文明的本体。
太炎所处之世，李鸿章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危机遍及所有方面。精英阶层的应对方案，也是言人人殊。具体到语言文字层面，则有拼音化、白话文的改革思路，此有增广民智、普及教育等思考背景。而现实的局面，由于西方文明大量涌入，已有语言文字不敷使用，造新字、用新词已到疲于奔命的局面。20世纪伊始，以梁启超为代表，大量移用日本汉语词，文章也染上日本风，影响所及，已成风气。太炎自幼“泛览典文”，及壮以光复为使命。在他眼里，文化命脉所系，首要在于语言文字，而这也是危机根本所在。时下局面，诸多改革方案，无论拼音化还是日语词等等，皆无异饮鸩止渴。
早在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就阐述了他的判断。从史籀到许慎，文字“九千名”，而“自《玉篇》以逮《集韵》，不损二万字”。但北宋以降，各项所用，“千名”至“四千名”而足，“其它则视以为腐木败革也已矣”。相对的，“今英语最数，无虑六万言。言各成义，不相陵越。东西之有书契，莫緐是者，故足以表西海”。[39]
当然，此说有个问题，汉字的“名”即“字”，与英语的“言”即“word”，并不是可以直接比较的概念。太炎也不是不懂这一点，《订文》附录《正名略例》中就专有一条论及此：
西方以数声成言，乃为一字，震旦则否。然释故、释言而外，复有释训。非联绵两字，即以双声迭韵成语，此异于单举者。又若事物名号，合用数言……是皆两义和合，并为一称。苟自西方言之，亦何异一字邪。今通俗所用，虽廑跂二千，其不至甚忧困匮者，固赖此转移尔。由是言之，施于檄移，亦逾万字。然于理财正辞，其忧不逮甚矣。若有创作，用缵旧文，故一字训数字两端，皆称一字。是则书童竹笘，数必盈亿矣。[40]
此处“字”的界说，扩张成相当于如今的“词”。但即便如此，他认为也只是满足“通俗所用”，至于“理财正辞”，则远远不够。而现实状况中“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简直是最大的民族危机，“乌乎，此夫中国之所以日削也”。因为“于文字之盈欠，则卜其世之盛衰矣”，再也没有比这更形象地反映出当下国家的衰败。作为应对之策，《订文》云：
先师荀子曰，后王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孟晋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举者，循而摭之。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41]
此即“创作”与“用缵旧文”的两项方针。待到《訄书》重订本，《订文》所附，则杂入1902年《文学说例》内容，改名《正名杂义》。其最后部分提及，武岛又次郎作《修辞学》曰：“言语三种，适于文辞，曰见在语、国民语、箸名语，是为善用法。反之亦有三种，曰废弃语、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今亡佚者，曰废弃语。外来语、新造语，施于文辞，是为不善用法。”对三种“不善用法”，武岛认为外来语、新造语有时非用不可，但须节制。而废弃语，“世人或取丘墓死语，强令苏生，语既久废，人所不晓，辄令神味减失”。对此，太炎同意“官号地望”“械器舆服”必用今名，即“有作于新名”者。至于废弃语，他则以为“顷岁或需新造，寻检苍雅，则废语多有可用为新语者”。此其所谓“有循于旧名”，同样是应对当下词语需求的策略，而更为章太炎所尤其关注，也是他独有的思考和主张：
……若其雅俗称名，新故杂用，是宁有厉禁邪。至云人所不晓，致减神味，说尤鄙俴。夫废弃之语，固有施于文辞，则为间见，行于繇谚，反为达称者矣……此并旷绝千年，或数百稔，不见于文辞久矣。然耕夫贩妇，尚人人能言之……故文辞则千年旷绝，繇谚则百姓与能……然则不晓者仅一部之文人，而晓者乃散在全部之国民，何为其惛懑减味也。繇是以言，废弃语之待用，亦与外来、新造无殊……[42]
也就是说，“废弃语”只是不存于文人笔札，却为民间所惯用，文人笔下的死文字，在国民口中是活语言。因而“雅俗”“新故”可以并存，千年之久，万里之广，俱可统为一体，这是他解决文之“日以啙偷”的方案。[43]
时隔数年，太炎东渡日本后，开始有机会将这一观念转化为学术工作。1906年在致刘师培函中，他谈到这个想法：
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辑里语，作今方言……仆所志独在中国本部，乡土异语，足以见古字古言者不少……比类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杨子，辑为一书，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吾侪于此，犹能致力，亦有意乎。[44]
汉语方言，尤其南方方言中，遗存上古、中古汉语的音义，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不过，当初扬雄《方言》全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志诚如许慎《说文解字·丌部》，“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目的在于“采览异言，以为奏籍”。[45]后世所作，大体也是“采风”的余脉。而章太炎所设想，“上通故训，下谐时俗”，则是真正的“礼失求诸野”了。
一年后，《民报》刊出《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曰：“果欲文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行通国，斯为得之。”[46]这里所揭橥的目标是当时盛行的“文言合一”，章太炎为此提供了一个他自己的方案。
晚清所谓言文合一、白话文与拼音化主张者，都以此作为理论支撑。白话文相对文言文更接近现代口语，有着言文一致的基础，不过，其对接的传统是以白话小说为主的传统书写语言。真正接近当下口语的是白话报，但显然因过于简单，很难支持新书写语言的建设，况且还有方言的歧异。拼音化则是以取消汉字为目标，直接拼写口语，虽然可以言文一致，但由于各地方言差异，直接导致汉语书写的分裂。至20世纪初，又有统一语言的口号，不过如此先须推行通用语，那么以拼音化实现言文一致的便捷性也就谈不上了。[47]
《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是为章太炎撰辑《新方言》征集资料，《新方言》成书，书末刘师培和黄侃的“后序”，季刚言：“傥令殊语皆明，声气无阂。乡曲相鄙之见，由之以息。文言一致之真，庶几可睹。芳泽所披，于是远矣。”[48]申叔言：“夫言以足志，音以审言，音明则言通，言通则志达。异日统一民言，以县群众，其将有取于斯。”[49]一个说“文言一致”，一个说“统一民言”，似乎商量好了替太炎道出心志。普通凭印象认为章太炎“复古”“保守”“反对白话”等等，其实都是皮毛之见。恰恰相反，他的学术工作，正是为了解决“文言一致”与“统一民言”之类当下的文化问题。“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异同为大齐。”[50]只不过太炎的“路线图”与众不同，其所谋者大，计划也浩繁得无边无际。
《新方言》1907年10月在《国粹学报》连载，1909年8月成书出版。从书名看，是继武子云的方言学之作；不过从方法上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可看作语源学著作。“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在他看来，“盖有诵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有通语既用今音，一乡一州犹不违唐韵者；有数字同从一声，唐韵以来一字转变，余字犹在本部，而俗语或从之俱变者”。“古音”早于“唐韵”，“唐韵”早于“今音”，因而所谓“俗语”，相对于“通语”和“诵读占毕之声”，更可以说是“雅言”。于此动人的存在，章太炎几于情不能自已：
……后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时，为之理解，犹愈于放失已……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陟升於皇之赫戏，案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51]
其对“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满怀深情，而“临瞻故国”的“恻怆”，刘师培则为之疏解：
抑自东晋以还，胡羯氐羌，入宅中夏，河淮南北，间杂夷音。重以蒙古、建州之乱，风俗颓替，虏语横行。而委巷之谈，妇孺之语，转能保故言而不失，此则夏声之仅存者。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虇蕍于此。今诸华夷祸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52]
“思古”乃为了“光复”，这始终是章太炎学术的最原始动力。因而“国故”固然是学术，但更重要的是其指引向“故国”，维系人民的记忆，使其保持原有的根本，不被同化，亦即所谓“国性”：
小学故训萌芽财二百年……其以柀析坟典，若导大窾。次即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苓落，必有与立。盖闻意大利之兴也，在习罗马古文，七八百岁而后建国。然则光复旧物，岂旦莫事哉。在使国性不醨，后人收其效耳。[53]
“小学故训”的重要，以及“董理方言”的现实关怀，可谓寄意遥深。“光复旧物”并非“旦莫事”，太炎当年是以为自己看不到的。因而对于学术工作，他期以长远，努力维持“旧贯”“故常”，只要“国性不醨”，则总会有一天“后人收其效耳”。
1907年，日本有“汉字统一会”之设，并将端方、张之洞两位极具势力并且有相当文化影响的封疆大吏拉进去挂名。这个组织“反对罗甸字母，且欲联合亚东三国”，亦即中日韩，共同维护汉字地位。这大概即今时髦所称“汉字文化圈”第一次共同的文化行动，但其策略之一是“选择常用之字以为程限”。[54]这个思路其实并不奇怪，而且延续至今。“汉字统一会”未必是始作俑者，但也是最早试图使其成为多国共同政策的。对于章太炎来说，这显然是个问题严重的方案，他素所忧心“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并全力为此工作以求解决办法，《新方言》的一个重大目的即在于此。“夫语言文字之繁简，从于社会质文”[55]，而“汉字统一会”却“以限制文字为汉字统一之途”，完全南辕北辙，国内居然有势力者支持。于是，在上海的《国粹学报》开始连载《新方言》的同时，东京《民报》上刊登章的《汉字统一会之荒陋》。
在这篇文章中，太炎谈到汉字对于日本和对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声音训诂，古今相禅”，而日本汉字之外有假名，汉字只是“补阙之具”。因此限制字量在日本或可，在中国岂止不可，反而应该反其道而行。由此介绍到《新方言》，“得三百七十事”，均是为方言寻本字：
若综其实，则今之里语，合于《说文》《三仓》《尔雅》《方言》者正多。双声相转而字异共〔其〕音，邻部相移而字异其韵，审知条贯，则根柢豁然可求……若徧讨九州异语，以稽周秦汉魏间小学家书，其文字往往而在，视今所习用者，或增千许……
这些一般人眼中的“废弃语”，存于“今世方言”，在太炎看来，“上合周汉者众，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皇忍拨弃之为”。[56]因而，“略殊语，征之古音”[57]，则可以使得“已陈之语，绝而复苏，难谕之词，视而可识”[58]。
“笔札常文”中的“死文字”，在“今世方言”中是“活语言”。章太炎《新方言》所致力的方向，就是要从方言中复活已废弃文字，在这样的“文言一致”基础上“统一民言”：
俗士有恒言，以言文一致为准，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其或纯为白话，而以蕴藉温厚之词间之，所用成语，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义之征，而又深契古义，视唐宋儒言为典则耶。昔陆法言作《切韵》，盖集合州郡异音，不悉以隋京为准。今者音韵虽宜一致，如所谓官音者。然顺天音过促急，平入不分，难为准则。而殊言别语，终合葆存。[59]
当时所谓“言文一致”，主体思路是以文就言。而北方方言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其中北京方言因政治、文化上的原因颇居优势。至于书写语言，则发端于唐宋的白话文，与所谓“官话”语法系统一致，即太炎所谓“小说、演义之流”。不过他反对“纯为白话”，就因为只是源出唐宋，远不如方言“本无言文歧义之征，而又深契古义”。“一返方言”，既解决言文一致的现实问题，又与语言文字的历史建立高度统一性。地域之别、古今之异，在他的方案中遍包众有，融为一体，得到彻底的安置，“合天下之异言以成新语”。[60]不得不说，这确实是完美得让人晕眩的秩序。
不过，所谓“一返方言”，方言本身就意味着差异的存在，共同语可以是统一体，方言总要有所取舍。事实上，早在《訄书》，就有《方言》一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曰不当取宛平（北京）而当取夏口（汉口）。这在太炎那儿自有充分的语言史根据，“是故言必上楚，反朔方之声于二南，而隆周召”。[61]
任何方言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而章太炎的性格是必求其极致。陆法言因此成为榜样，《切韵》系隋初八人论列天下音韵，“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的产物，虽以洛阳音为主，但实是折衷南北，“皆采合州国殊言，从其至当，不一以隋京为准，故县诸日月而不刊”。[62]《切韵序》“我辈数人，定则定矣”，这种只问是非并且毅然承担的风度显然于太炎很是投缘，他的方略，“循法言《切韵》之例，一字数音，区其正变，则虽谓周汉旧言，犹存今世可也”：
今之声韵，或正或讹，南北皆有偏至。北方分纽，善府于神珙，而韵略有函胡。广东辨韵，眇合于法言，而纽复多殽混。南北相校，惟江汉处其中流，江陵、武昌，韵纽皆正，然犹须旁采州国，以成夏声……既以江汉间为正音，复取四方典则之声，用相和会，则声韵其无谬矣……若知斯类，北人不当以南纪之言为磔格，南人不当以中州之语为冤句，有能调均殊语，以为一家，则名言其有则矣。[63]
简言之，即“不从乡曲，不从首都”。此在章太炎有他的理由，“盖汉字以形为主，于形中著定谐声之法，虽象形指事会意诸文，亦皆有正音在。非如欧洲文字，以音从语不以语从音，故可强取首都为定也”。就他的判断，“今宛平语，不如江宁审正多矣，而江宁复不逮武昌审正，然武昌亦一二华离。故余谓当旁采州国以补武昌之阙”，非但如此，“名词雅俗亦当杂采殊方，夫政令不可以王者专制，言语独可以首都专制耶”。[64]章太炎《新方言》的工作，其根本的目标，就是“旁采州国”“杂采殊方”，为中国共同语建设打下基础，这是一个径行独往的方略：
文言合一，盖时彦所哗言也。此事固未可猝行，藉令行之，不得其道，徒令文学日窳。方国殊言，间存古训，亦即随之消亡。以此闿圛烝黎，翩其反矣。余以为文字训故，必当普教国人。九服异言，咸宜撢其本始。乃至出辞之法，正名之方，各得准绳，悉能解谕。当尔之时，诸方别语，庶将斠如画一……[65]
理想可谓无比高蹈，但这是个只在理论上圆洽的设计。“文字训故”需要“普教国人”，另外还须“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66]对于这一计划的前景，章太炎有他的想象：
可知中夏言文，肇端皇古，虽展转迁变，而语不离其宗。凡南北省界偏党之见，自此可断，并音简字愚诬之说，自此可消。以此读周秦两汉之书，向所视为诘诎者，乃如造膝密谈，亲相酬对……[67]
简而言之，即是以历史统一当下，以时间统一空间，“简稽古语，以审今言，如执左劵，以合右方之契，虽更千载，而豪忽未尝相左”[68]。“寻其语根，得其本字”所造成的“言”，与“周秦两汉之书”的“文”，完全融洽，“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69]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浑然一体，一方面可以消除地域的差异，另一方面，追寻“语不离其宗”的“宗”，与“皇古”牢固连结，将人民的口头用语与历史典籍融为一炉，此即太炎的“文言合一”。
对章太炎而言，这个独得的“文言一致”并“统一民言”的方案，于内有“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70]，建立民族共同体的目的，于外则有使“国性不醨”，文化不被同化的作用。
《新方言》作为一项学术工作，目标并不在于方言的调查和研究，而是为中国共同语设计完美的方案。方言众多，太炎局促海外，不可能遍访九州，摭拾遗言。依赖周围朋友提供口语材料，难以避免有所差错，大概他心里也清楚。因而一直希望同好参与，后学继承。1914年被袁世凯软禁北京，5月决意绝食，自分必死，乃驰书其婿龚宝铨，托求墓地，交代后事。斯所慨然，“夫成功者去，事所当然，今亦瞑目，无所吝恨。但以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所欲著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71]。稍早前，作《题所撰初印本〈新方言〉予黄侃》，自以为“终已不得反乡里，上先人冢墓”，遂以“《新方言》三百七十事赠黄季刚”，此可看作太炎的学术遗嘱：
季刚年方盛壮，学术能为愚心稠适，又寂泊愿握苦节。此八百事，赖季刚桄大之。余自分问学不逮子云隃远，身为皇汉之逸民，差无符命投阁之耻。念欲自拟幼安嗣宗，又劣弱不胜也。保氏旧文，危若引发。绝续之际，愿季刚亹亹而已。[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