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罗斯国家建立前后
俄罗斯民族对权力的崇拜心理可以追溯到斯拉夫人多神教信仰时期。受洗前的罗斯人主要被多神教占据头脑，这使得他们对“权力”有着自己的认知方式。俄罗斯民族的祖先东斯拉夫人生活的东欧平原、第聂伯河沿岸及其以北的森林地区，气候寒冷、条件恶劣，充满许多未知的因素，且不能给人以安全、有保障的感觉。因此，在古罗斯人的心中很早就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感，释放这种情绪的途径之一就是诉诸对臆想神灵、权力的崇拜。古罗斯人赋予“权力（власть/волость）”一词力量、强大、自由、权利、统治、管理、义务、疆域等丰富的含义，其中一些权力的基本意义被沿用至今。我们可以从那时流行于罗斯农民中的一些谚语了解他们对“天”“上帝”的敬畏：“上帝不许，上地无产。（Бог не родит, и земля не даст）”， “粮食不是产自土地，而是上天赐予的。（Не земля хлеб родит, а Небо）”， “上帝想成就什么，人才能做什么。（Бог-что захочет, человек-что сможет）”。
经过对当时人们用词习惯的研究发现，罗斯人对权力有两种理解：由上帝掌管的权力和对世俗世界的管理；而在具体使用上，他们往往倾向于将当时的大公政权理解为与宗教活动紧密相关的职位，“种族、家庭意义上的‘大公’被看作既是生产活动的头领，又是宗教生活的领导”[7]，这实际上是将公国统治者与一般民众区分开来，置其政权于高于普通社会生活的地位。由此可见，在多神教时期的罗斯，人们已经对世俗政治权力另眼相看，赋予它自然神力和个人信任，将对自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管理权都交付给这个统治者。
从以“谓彻”为中心的氏族到血缘关系逐渐淡薄的村社生活，罗斯人的权力观念逐渐具体起来。公元862年，早期斯拉夫人邀请瓦良格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这在俄罗斯史学界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俄罗斯民族政治能力的侮辱，有人则把这当作是俄罗斯民族天生不喜爱政治权力的证明，而当代的学者认为，这种邀请外族对自己国家进行管理的例子在当时的欧洲并不鲜见，而且那时的斯拉夫人已经有了大致的国家蓝图，外来者只不过是在罗斯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不管怎样，正是那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奠定了罗斯国家的雏形，也帮助罗斯人将对权力的神化转变为政治化，为以后俄罗斯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基辅罗斯国家是在多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联合了东斯拉夫各部落和一些非斯拉夫部落，这也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强大基础。但是在这种“统一”内部，却有着因为阶级分化带来的封建上层和普通民众两种文化的差别，权力意识也在这种对比中应运而生，而这“‘两种文化’间密切的相互作用，将两者联结起来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思想，以及渗透于两者之中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切给了整个古代俄罗斯文化以一定的思想统一性和全民族的特征”[8]。
早期罗斯政权组成的形式是大公公国，“在家庭—种族生活形式下的‘大公’明显被看作是生计活动的头领和家庭宗教行为的领导”[9]，大公因此占据高于普通社会生活的地位，他们手中的权力也被认为是与生俱来就拥有的。罗斯早期大公政权并不是绝对君主专制，而是要受到“谓彻”（市民大会）、贵族和侍卫队的限制。尽管如此，大公在民众心目中安内攘外的理想形象仍是不可动摇的，这种权力被理解为“组织群体内外生活和限制主观意志势力的因素，也成为任命和服从大公的心理基础”。[10]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中的爱国主义因素早在罗斯早期的口头民间文学和历史传说中就已经开始体现，无论是记录本民族光荣历史的编年史，还是歌颂勇士功绩的壮士歌，都以其鲜明生动的形式和深刻的精神内涵在广大民众中广泛流传，为后来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财富。特别是12世纪初由基辅洞穴修道院的修士涅斯托尔编纂的《往年纪事》，不但对古罗斯国家及其王朝的形成做出了阐释，证明了当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还勾画出了斯拉夫民族起源的概貌，提出了斯拉夫人大同的思想，着重指出了罗斯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作用。随着俄罗斯国家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也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当中重要的组成因素。
罗斯早期的权力理念还受到了东正教教义思想的“催化”。“罗斯关于君主权力或‘专制制度’的思想是在人们形成关于世界和自然以及俄罗斯人使命的概念这一广阔和复杂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11]而东正教无疑对俄罗斯人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使罗斯受洗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宗教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有力支持，同时确保了国家政治和精神文化的统一，罗斯国家的国际声望得到极大增强，俄罗斯民族关于权力的概念也开始伴随着国家和教会的形成及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早期罗斯国家政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教会也在世俗政权的扶持下对民众进行精神统治，这使俄罗斯人从道德角度更容易接受被统治的地位和事实。但与拜占庭对待政权的态度不同，罗斯人更看重统治者的血缘关系是否正统，即君主是否源自权力家族，其权力是否有据可查。可以这样认为，受到拜占庭宗教和政治思想的影响，俄罗斯从有早期国家政治活动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宗教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又以大公对权力的掌控和民众对权力的崇拜为特点。
俄学者阿维林采夫（C.C.Аверинцев）在研究早期俄罗斯人对待君主权力的态度时指出，与天主教不同，俄罗斯东正教将世界分为光明和黑暗的两部分，这两方面的冲突在君主权力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君主既是上帝旨意的代表，又因其反动特性成为反基督的象征，因此君主就被理解为站在这一天一地、善恶分明的两个世界的边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矛盾体。而俄罗斯民族的极端性、矛盾性和摇摆不定的情绪也是受此影响。[12]阿维林采夫在研究俄罗斯人对待政治神圣性的态度时指出，罗斯最早的圣徒并不是宗教人士，而是为了信仰而献身的殉难者，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公鲍里斯和格列勃。他们虽然身为世俗政权的最高掌权者，拥有无限权力，但却拒绝与罪恶同流合污，从而成为了政治仇杀的无辜受害者。由此可以看出，罗斯人看重的并不是政治权力高高在上的威严，而是权力拥有者信仰的忠贞和行为的纯洁，以及他们是否为此做出了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种集宗教纯洁性和政治权力于一身的统治者在罗斯人眼中就是真理的代言人。[13]
受宗教影响出现的圣徒传等文学作品除了宣扬宗教思想，从11—13世纪开始也逐渐涉及一些世俗政治内容。例如《鲍里斯和格列勃传》一书中就有反对王公内讧，主张加强基辅王公权力的思想。还有一些作品也开始向民众灌输统一罗斯大地的思想。这一时期也是基辅罗斯国家政治的繁荣时期，其间与政治有关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内容涉及国家起源、大公家族史、权力形态等问题。在罗斯早期的政治文化理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правда”，可以理解为“真理”“公正”“道德性”，这与早期罗斯人对权力的诠释如出一辙。
罗斯最早的政治思想还形成于记录历史事件的编年史中。基辅都主教伊拉里昂编写的《论教规和神恩》（11世纪30、40年代）是俄罗斯最早记述政治思想的作品之一，也被认为是罗斯第一部哲学著作。该书用很大篇幅记述了罗斯国家在大公领导下争取独立和国际声望的史实。伊拉里昂还极力宣传君主集权，提出政权的合法性源自家族继承，上帝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大公管理，是要其维护和平和抵御战争，而大公只在上帝面前负有这个责任。伊拉里昂的著作还对当政的雅罗斯拉夫大公的统治地位及其试图摆脱拜占庭教会统治的政治路线予以大力支持，伊拉里昂本人也因此于1051年成为了罗斯首任牧首。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7世纪中期，书中提到的самодержавие和самовластие这两个概念一直存在差别，前者指无论政治统治方式如何，君主对国家土地都持有独一无二的统治权；后者则指君主的权力不受法律和道德的制约。
被视为古罗斯第一部文艺性著作的《伊戈尔远征记》同样对罗斯大公公国内部的政治问题和整个罗斯国家的命运进行了探讨。佚名作者以散文诗的形式描写了封建割据时代的罗斯大地，认为罗斯大公的王位继承是罗斯军队胜利的保证，而罗斯国家的力量正存在于对其光荣传统的继承和统一之中。
创作于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初的《达尼尔·扎托茨尼克之祈祷》（Моление Даниила Заточника）对于权力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书中强调加强大公政权中央集权力量的重要性，但同时指出，没有良好的管理组织系统，权力就不能稳固和强大，因此建议成立一个协商制的机构。作者还提出，君主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和手腕来保护法律和公正，同时抵御内外敌人。该著作还宣扬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人的手中是为了保障封建贵族和宗教祭司们的利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对底层人民加强压迫和剥削的事实。
为加强君主权力，罗斯大公又开始运用法治力量。雅罗斯拉夫大公统治时期，罗斯出台了第一部成文法律文献《罗斯法典》，也是基辅罗斯及封建割据时期古罗斯的法令汇编，对偷盗、杀人等犯罪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罗斯法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和不平等状况，反映了罗斯社会的阶级差别。在1497年法典出台前，《罗斯法典》一直是罗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法律典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俄罗斯人自古形成的对权力的认知特点是：将大公权力置于高于法律的统治地位，并赋予它道德和宗教的意义。对权力、君主、沙皇进行理想化和神化是俄罗斯民族自古形成的文化心理，建立在民族政治文化和神话文化的基础上，在俄罗斯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心理支持的作用。另外，基督教的引入也帮助罗斯人从心理上更加依赖、信赖君主政权，统治者利用宗教的力量逐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对人民进行政治和精神上的统治。虽然“公正君主”的理想化符号多次被摧毁，但俄罗斯人仍总是试图在心中重塑这个形象，历代俄罗斯思想家也热衷于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