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三题

丧失了歌唱和倾听

布罗茨基在论述曼杰斯塔姆的一篇文章里说：“‘诗人之死’这几个字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这几个字更为具体。这也许由于‘生命’和‘诗人’就它们实际的模糊性而言几乎是同义词，而‘死亡’——即便作为一个词——也跟诗人自己的作品，即一首诗那样明确。”布罗茨基的这一说法是否关照了有关诗人之死的另一个事实呢？——诗人之死总是要令人思索那个死亡事件背后的含义，正像一个合格的读者总是要发现一首诗的真谛。现在，当我面对两个诗人，海子和骆一禾的死亡，我所关心的也不仅仅是这一事件本身。

海子死于自杀。1989年3月26日下午五点三十分，他在山海关和龙家营之间的一段慢车道上卧轨，被一辆货车拦腰轧为两截。他带在身上的一份遗书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海子把遗稿全部托付给了骆一禾，这些遗稿包括巨制《太阳》（由诗剧、长诗、大合唱和小说等构成），三百多首抒情短诗和一些其他作品。在海子离去后的第四十九天（5月14日），骆一禾因脑出血晕倒在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他被送往医院做了开颅手术，但是不见疗效。昏迷了十八天之后，他于1989年5月31日下午一点三十一分在北京天坛医院病逝。骆一禾的绝笔，是5月13日夜写成的纪念海子的文章《海子生涯》。

我曾见过骆一禾一面，那是去年夏末一个黄昏，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当我走进屋子，一禾正凭窗而坐。他在倾听——鸟啼、虫鸣、黑夜落幕的声响……他是那种南方气质的诗人，宁静、矜持、语言坚定。他谈的是海子，说话的时候，眼光闪现出对诗歌音乐的领悟。一禾给我来信，谈的也是海子，以及海子之死。

由于他那凭窗的姿势，我把一禾看成了一个倾听者，一只为诗歌存在的耳朵。而海子则是嗓子，海子的声音是北方的声音，原质的、急促的，火焰和钻石，黄金和泥土。他的歌唱不属于时间，而属于元素，他的嗓子不打算为某一个时代歌唱。他歌唱永恒，或者站在永恒的立场上歌唱生命。

海子的悲哀可能是，他必须在某一个时代，在时间里歌唱他的元素。他带着嗓子来到世界，他一定为这个世界上的迅速死亡——尤其是声音的迅速消失而震惊。这个世界迫令他在短暂的几年里疯狂地歌唱，并且不满足于只用一副嗓子歌唱。海子动用了多重嗓音，鸣响所有的音乐，形成了他那交响的诗剧。美丽、辉煌、炽烈，趋向于太阳。如此广泛和深入，如此的歌唱加速度，逼使他很快到达了声音的最高度，到达了令声音全部返回的洪钟的沉默。永久的沉默。这样的沉默过于彻底——海子自己扼断了自己的歌喉！

海子趋于最优异的歌唱。与海子的歌唱相对应的，是骆一禾优异的倾听之耳。一禾有同样优异的嗓子，然而其倾听尤为可贵。他谈论的始终是他的倾听，他愿意让其他的耳朵与他共享诗之精髓和神的音乐。一禾的这种优异，集中于他对海子歌唱的倾听。当一些耳朵出于不同的原因纷纷向海子关闭的时候，一禾几乎是独自沉醉于海子的音乐，并且因为领悟而感叹。今年春天，一禾以演讲“我考虑真正的史诗”透彻地分析了海子。那是对海子诗作颇多创见的丰富。

对于诗歌，歌唱和倾听同样重要，有时候，倾听对于诗歌实在更加根本。在海子和骆一禾之间，事情就是这样——由于一禾特别恳切的倾听，要求、鼓励、磨炼和提升了海子的歌唱；由于一禾特别挑剔的倾听，海子的嗓音才变得越来越悦耳——

黄金在天上舞蹈

命令我歌唱

倾听者正是歌者的黄金。

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如此年轻，又如此杰出，在这个世界上短暂地停留。死的时候，海子二十五岁，一禾二十八岁，他们最重要的作品都还没有完工。他们是一对密友，互相敬佩和热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一个尽情歌唱，一个就倾听和沉思。他们对大真理怀有同样的热情和信心，竟然在同一个春季相继离去。当一个扼断了自己的歌喉，另一个也已经不能倾听；当优异的嗓子沉默以后，聒噪和尖叫又毁坏了耳朵。由于这两个诗人的死，我们丧失了最为真诚的歌唱和倾听。

（1989）

诗歌烈士

海子曾写过一首有关法国天才诗人、通灵者兰波的短诗，题目叫《诗歌烈士》。当我们谈论海子，我们有理由用对兰波的敬意来称呼海子自己。说海子是“诗歌烈士”，当然跟他年轻的死亡，跟他选择的死亡方式有关。那次死亡对海子和他的诗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意味着超越。骆一禾曾以一个比喻论说海子，他写道：海子的生涯“等于亚瑟王传奇中最辉煌的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这个年轻人专为获得圣杯而骤现，惟他青春的手可拿下圣杯，圣杯在手便骤然死去，一生便告完结”。这似乎说，跟大多数死得太晚和死得太早的人不同，海子死得其时。

法国作家马尔罗在小说《人的命运》里借吉佐尔之口说：“造人九月，杀人一日……造人岂只九个月，而是需要六十年。六十年的牺牲、意志与其他种种！而当此人一旦造就，当他身上再没有童真、青春，当他真正成人，则惟堪一死。”这话在相反的向度略似中国古训：朝闻道，夕死可矣。只是马尔罗要比孔子极端。而海子，我们看到，他用冲刺的速度，以全部青春生命和意志为诗歌牺牲，最终选择死亡来标点他灿烂诗篇的惊叹号。

海子熟悉的尼采认为，死亡是人生应该学习的最美的庆典。死得其时，则生命意义完全发挥，命运被战胜，并且带给生者激励与应许。海子的死，或可作如是观。

自杀前一个月，他谈到对自己和诗歌的希望：“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海子的诗，正是他所希望的越来越趋向行动的诗，而他的诗歌行动，则以青春生命为手段和代价。他的诗歌走向导致了他的1989年3月26日黄昏——这次自杀作为一项最后，也是最初的行动，又反过来成为海子诗歌重要的一部分。

他所选择的死亡满是独特的诗歌仪式——那像是刻意的诗歌行动！现在我们去诵读他的诗篇，会发现许多成为谶语的句子。诗剧《太阳》里，海子写道：“我已走到了人类的尽头/我还爱着。虽然我爱的是火/而不是人类这一堆灰烬。”并且，他几乎预言了自己死亡的方式，在《弥赛亚》的《献诗》中他说：“让我用回忆和歌声撒上你金光闪闪的车轮，/让我用生命铺在你的脚下……”在《太阳》里他又说：“我的太阳之轮从头颅从肝脏匆匆碾过”，“那时我已被时间锯开/两头流着血，碾成了碎片”。海子也谈到了他的死跟诗歌的关系：“我们在碾碎我们的车轮上镌刻了多少易朽的诗？”他断言：“幻想的死亡/变成了真正的死亡。”海子还告诉我们：“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这些诗句，直接指向了海子的行动。

海子是在那些被称为天才的诗人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的。他称他所热爱的诗人为“王子·太阳神之子”。在海子的众神谱里，有三种诗人。除了集体祭司——他们是荷马，《圣经》和古印度史诗作者等一些口头诗歌的创作和吟唱者——和太阳王子外，还有被称为王者的人物：但丁、歌德和莎士比亚。海子“珍惜王子一样青春的悲剧和生命”，同时又渴望上升到王者的高度。但是，就像海子自己所说，他最想要做的是“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他希望把诗歌重新带入“人类集体宗教创作”之中。海子发愿道：“但丁啊，总有一天，我要像你抛开维吉尔那样抛开你的陪伴。”他预感并且欣喜于“当代诗学中的元素倾向与艺术家集团行动集体创造的倾向和人类早期的集体回忆或造型相吻合”，海子问：“人类经过了个人巨匠的创作之手后，是否又会在二十世纪以后重回集体创造？！”

骆一禾指出：“海子是从激情的道路突入史诗型作品的诗人。”这表明，作为生命，海子渴望燃烧和爆炸；作为英雄，海子渴望伟大和永恒；而作为一个贡献给诗歌的人，海子渴望投入到像金字塔那样浩大的真正的史诗中去。海子的诗歌走向，是回溯的，并不以到达源头为终止，而是要进入到石头里去。这种诗歌走向跟我们许多人从浪漫主义通过马拉美走向现代主义的顺流方向相反——从王子，通过王者重回民间、口头吟唱和真实的行动，这绝无仅有——其核心则是越来越激烈喷发的激情和天才。海子想用跟马拉美相反的方式解决马拉美提出的“缺憾不全的语言”无法传达和保持“血肉俱全的真理”这一命题。海子没有虚构一个对应的纸上乌托邦来抗衡表象世界，而是以一个采玉者的手段，剖开表象之石，去获取核心的美玉。他的回溯因此也不可能以诗歌的源头为终点，而终于要走出诗歌，进入真实世界。海子最后的诗篇，的确是这种从头脑返回了身体的诗歌，具备着伟大的民间性。

海子的短诗从神秘到真理，从美丽到朴素，从复杂到单一，从激情到元素。而在他的《土地》《太阳》《弥赛亚》等长篇巨制里，除了这些特性以外还有血腥、粗暴和大力的行动。海子的诗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已经涨破了诗歌的外壳。那不只是巨人，而且是恐龙。他的作为诗歌行动的年轻的死亡，其性质也已经不同于他所敬佩的太阳王子们的悲剧。因为海子的死不是由于命运，而是由于反命运。他用他自己独创的诗歌走向代替了宿命，去完成他所相信的美的庆典。他的诗人生涯就像是夸父与太阳竞走。他的死亡是因为这样一个灿烂的事实：进入太阳，然后“弃其杖，化为邓林”。

我们可以说海子是死于不可能的伟大梦想。但他的死提醒我们抬眼去看见曙光，令我们重新思考诗歌的远景。从这一意义上说，海子就更是一个“诗歌烈士”了。

（1989）

偶然相逢

去年秋天我到北京，某日与几个朋友驱车昌平。车过中国政法大学门前，朋友中的一位突然提起了海子之死。没有人搭腔。车开得飞快。也许，在90年代差不多已经过尽之时，又跟80年代末的那次死亡偶然相逢，不免让人有几分恍惚。不安的沉默过后，车厢里未能把话头变成接力棒的那位，用“在我们和海子之间竟已有十年距离”这样的叹喟，收束了没怎么打开的话题。现在略记当时情景，我又联想到米沃什一首以“驾车奔驰”开头的短诗。它正题作《偶然相逢》。诗人忆及“猛然间一只野兔在路上跑过，/我们中有人用手指点”，但“那是很久以前。而今——/那野兔和挥手的人都已不在人间”。——我们则还坐在奔驰的车里。跟米沃什的诗意不一样的是，让我“感到纳闷，惊惶”的并不是“他们在哪里？”而是我们“去向何方？”十年过去了，尽管海子之死依旧是疑问或神话，海子现在“在哪里”却越来越明白无误。对于读者和研究者，厚厚一册的《海子诗全编》已不算陌生，用以“指点”海子的词则（奇怪地）越来越确定，就像海子这个名字在文学史的某章某节里会有一个确定的位置。青春，抒情，纯粹，激情，即兴，才气，隐喻，梦想和乌托邦——这样的海子对于仍坐在奔驰的车里，与之“偶然相逢”的我们，又是一个奇异的标识物：似乎“我们中有人”以怎样的方式“用手指点”，就足以表明指点者“去向何方”。但出于褒扬或贬抑的对海子的“指点”，能表明的只不过是“指点者”并不确知该“去向何方”。重新注解那几个确定下来、局限了海子的词，90年代，甚至将度过90年代的“我们中有人用手指点”，要将他跟我们——永远处于现在的我们——区别开来，因为海子是80年代的，说不定更旧，是农业时代的。这样的“指点”让我们自信我们的汽车“奔驰”得真快。跟用于海子的那些词大不相同，“我们中有人”已经中年或后现代了，叙事、复杂、反讽、冷静、控制、操作、拒绝隐喻和只想着当下。这样的指点者“偶然相逢”“在路上跑过”的“一只野兔”，那么，不成熟和不够伟大的也许只能是被指点者。

海子之死翻过了被称为80年代诗歌的那一页，接着的一页——90年代诗歌，才得以翻开。它尽量要人把它看成另辟的一章，像汽车拉力赛之于长跑的另一项运动。汽车拉力赛之于长跑倒的确是另一项运动，但绝不是更好的运动，正如90年代诗歌如果是比80年代诗歌更近于现在的一章，却未必是更新鲜的一章。当我们仍坐在奔驰的车里，与一个死者的身前所在地或他的忌日偶然相逢，无异于“很久以前”那个在车上“用手指点”的人，我们中又有人“用手指点”。这一次，很可能，被指点的正是当年的指点者。而当“我们中有人”也像十年前的海子，从奔驰的车上下来，并成为“野兔在路上跑过”，他是否有幸跟仍“驾车奔驰”的那些人偶然相逢呢？他是否也值得“有人用手指点”？“有人用手指点”说这儿或那儿的时候，他是否清楚自己在哪儿？他又会在哪儿被人指点？仍坐在车上的“我们中有人用手指点”不在车上的这个或那个，他是否能够意识到，被指点者因此更在我们中间？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