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动向
如上所述，本书是通过考察戴季陶的日本留学经历及后来的政治活动，与其政治思想结合起来，探讨其日本观的内容及变化。本研究作为戴季陶研究的一环，为了分析其日本观的特征，对其政治活动、政治思想、日本观需要进行基本性考察。在考察各时期戴季陶的政治活动、思想及日本观时，参考了很多的有关论著。因相关著作大多在本书的各章中得到引用，故在此仅做一概述，并指出其特征及问题。如下所述，分三类按年代顺序进行整理，借此明确本书的课题和方法。
（一）政治活动
关于戴季陶的政治活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学者的现有研究，其最大特征多是将戴视为中国国民党右派代表，从政治角度上进行分析，涉及戴与日本之关系只有一些简单介绍，而其日本观对其思想有何种影响则未做阐述。再者，学术性、严谨性也有欠缺。
在中国大陆，戴季陶研究长年来因政治原因，除批判性或简介性文章之外，几乎处于空白状态。1980年代以后，始有研究作品出现，1990年代以后数量渐增，其中大部分文章评价早期的戴季陶具有革新思想，是孙中山忠实的助手，但在后期成为国民党元老中的反共人物，对其政治理论进行了批判。而对于戴季陶的日本留学经历及归国后与日本之联系、对日本之认识，只是简单触及而已。[2]
与此相反，台湾地区在戴季陶逝世两年后的1951年即出版了戴季陶年谱，其后，又出版了编年体传记和大量的回忆文章。这些论著大多突出戴季陶的国民党元老地位，对其进行高度的评价和赞扬。但是，1990年代以后，台湾史研究开始盛行，与之相反，中国史的研究则走向低潮，有关戴季陶的文章也随之减少，涉及戴季陶与日本之关系及其《我的日本观》（1919年）、《日本论》（1927年）等著作，仅停留于简单介绍的程度。[3]
在日本和西方国家，据笔者管见，未曾发现有以戴季陶的政治活动为中心的论述。
（二）政治思想
关于戴季陶政治思想的研究，在大陆，1980年代以前除有一篇文章之外，几乎处于空白状态。1980年代以后渐增，其中大多为探讨国民革命期戴季陶的政治思想，并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其进行批判的文章。[4]但自1990年代开始，研究趋势发生变化，出现了考察戴季陶在五四运动期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在辛亥革命期所具有的民权思想的文章，评价其具有进步性。[5]这与对蒋介石的评价由“人民公敌”逐渐客观地称之为“民族主义者”有关，将其纳入对台统一工作的视野之中，仍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图。2000年以后，有关戴季陶政治思想的介绍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多方面，例如戴季陶的君主立宪思想、民主共和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女子解放思想、教育思想、劳动运动思想、民族主义思想、边政思想等。虽亦有对其后期思想进行论述的文章，但大多数依然集中于早期或五四运动期。另外对以戴季陶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思想，仍与以前一样给予批判。[6]2010年，出现了有关戴季陶早年思想专题研究的学术专著，论述了辛亥期至五四期戴季陶在中国政治、经济、人与社会、社会思想等方面有关近代化的思想，对其发展演变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全方位地揭示了早年戴季陶的思想全貌。[7]
而在台湾，对戴季陶一贯评价甚高，但笔者管见，未曾发现有关探讨五四运动期戴季陶积极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8]另外，1990年代以后，与大陆出现的戴季陶研究范围扩大、数量增多的趋势形成对照，台湾的研究反而减少。这是由于政治状况的变化，以及对国民党研究本身未如以前盛行有关。
在日本，1970年代的研究重视意识形态，认为戴季陶是反共、反帝、反军阀的人物[9]，从1980年代开始出现了将戴季陶作为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进行分析的文章。[10]1990年代，有学者认为戴季陶是超国家主义者[11]，而在2000年以后，有文章指出其政治思想并非“超国家主义”，而是“民主主义”。[12]
在西方，1970年代有数篇论文关注到戴季陶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认为他是要将“传统”和“革命”两者相结合。但其后的研究，笔者管见，未曾发现。[13]
上述这些论著均对戴季陶的政治活动论述不足，且关于其思想形成的原因及与经历有何种关系亦未得到充分论证。
（三）日本观
有关研究戴季陶日本观的论文，在大陆，至1980年代一直未见，199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而在台湾，则一贯少见。在日本，与其相反，此类研究最为多见。考察其内容，探讨戴季陶《日本论》（1927年）的文章多达十几篇，而探讨其他各时期日本观的文章却只有一二篇，故可谓关于戴季陶日本观的研究多集中于《日本论》一书，分析范围狭窄。而且无论哪篇，均未按照戴季陶《日本论》的文章结构来介绍其日本观的内容，并进行客观的分析，而是以自己的论点为前提进行阐述，即有“断章取义”之倾向。与戴其他有关日本的文章结合起来，分析其日本观形成、发展、变化过程的论文则是凤毛麟角。结合戴季陶的日本留学、亡命、访问及与日本人进行的大量且直接的接触，进行内在探讨的文章，更是阙如，因此未能捕捉到戴季陶日本观的全貌。
在大陆，徐冰从系统性、科学性的角度，高度评价戴季陶的《日本论》，称其为中国的日本研究鼻祖。桑兵等指出，戴季陶1913年随孙中山访日后，对日观由敌视转为提携，缘于遵从孙中山的中日提携论。赵英兰认为，戴之日本观是解决当时中国当务之急的良策，但对日本政府和军部抱有幻想的这种消极认识，后来影响到蒋介石政府对日外交的基本思想。贺渊提示出戴季陶日本观的全貌，抓住了其日本观构造的重点，但因未将其经历与同日本之关系及思想结合起来分析，因此在考察其日本观内容时，对其日本观的时期划分呈现不足。另外亦未分析日本观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李洪河指出五四时期戴季陶对日持严厉批判态度，对近代中国人认识日本起到了启发性作用。[14]
在台湾，黄福庆在探讨了中国人对日本民族性的认识后，分析了戴季陶的《日本论》，同时还论述了日本人对《日本论》的评价。李朝津认为戴季陶的日本观，在护法运动期站在民主的角度上批判日本；在五四运动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上，在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日本进行了批判；在北伐战争期从新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抛弃抽象的理念，客观地指出了日本的优缺点。此论文将研究对象由戴季陶的日本观扩展至其世界观，进行了逻辑性分析，而对作为政治实践者戴季陶的经历、与日本之联系等未曾触及，因而对其思想的分析略显抽象。[15]
在日本，1970年代竹内好对《日本论》做出高度评价，认为其不局限于客观地观察论述日本，而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作者的一种姿态，即以日本为鉴，批评中国人之惰弱，抨击本应作为国民模范的革命党员之腐败，并将国家和民族严格区分开来，再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论述。森永优子指出戴季陶撰写《日本论》的最大目的，即为了抨击田中义一对中国政策之误，且不止于此，他还将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之原因，与明治维新及神权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同时其目的还在于促使中国国民，更重要的是促使国民党党员对革命产生自觉，并为之奋斗。
1990年代，深町英夫援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概念指出，戴季陶认为，日本人的“野蛮性”并非是单纯的“无”或应克服的消极因素，而是将外国“文明”具体化的带有积极性质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即将“形式（eidos）”具体化为“现实性（entelecheia）”的“质料（hyle）”或“潜在性（dynamis）”。另外，正因为《日本论》是戴季陶对日本失望的绝缘书，因而很难看出他的中日关系蓝图，不过理想上他希望日本能够援助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民革命及抵抗西方列强入侵的运动。近代日本的“成功”，不仅是中国模仿的对象，同时还是导致中国“失败”的元凶。因此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在探寻日本“成功”因素和寻找自己“失败”原因的双重意义上，日本均为必须认识研究的对象，戴之日本观非常明确地表现出了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民族意识之间的关联构造。
望月敏弘认为戴季陶在辛亥期的对日批判具有独特性，在日本亡命时提出的中日提携论则是受政治环境、立场及孙中山的影响，是带有“政治性的日本论”。望月只关注到孙中山的影响和政治环境、立场等外在因素，未深入剖析戴因自身处境的巨变而起的心态变化，因而否定了戴季陶提倡中日提携论的真意，而重视戴季陶的对日批判。另外他还通过分析《日本论》，认为戴季陶对日观的特点是一贯具有对日严厉批判的姿态，少有乐观性或期待感。[16]
俞慰刚总结出戴季陶的日本观是具有多重性的日本论，且在日本论中包含着中国论。因其对戴季陶日本观的分析范围局限于从《我的日本观》（1919年）到《日本论》（1927年），未能刻画出全貌，对戴季陶一生中日本观的变化轨迹亦未能充分展示出来。[17]
2000年代，董世奎考察了《日本论》在日本的反响，并着眼于文章的内部结构，指出戴季陶撰写《日本论》的目的是为了抑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寄托于“论”的檄文。
嵯峨隆的著作是唯一一部将戴季陶一生的对日观与时代思想对应起来进行探讨的专书，在一定程度上描画出了戴季陶日本观变化的轨迹。但因对戴季陶与日本的联系等经历关注不够，对与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的关联未能深刻探讨，因此其日本观的时期划分与对日本观产生变化的内在要因的分析，略显不足。[18]
在西方，陆延以戴季陶、蒋百里、周作人、郭沫若作为政治、军事、文学界的著名人物，将其个人经验，特别是与日本之关系联系起来，对其日本观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他们超越了中华思想中一贯对日本蔑视的观点，形成了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从而对日本做出了新的评价。[19]
通过对以上相关论著的分析可知，几乎没有将戴季陶的留日经历与其同日本之联系及其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起来，内在地分析其日本观的论著。戴季陶的日本观，正是在其人格形成期的青少年时代，在实际体验日本社会的基础上对日本产生了鲜明的印象，通过与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接触获得了多方面的认识，成为其人生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留日经历，也就不会有其日本观的形成。归国后的访日等与日本的联系及政治活动、政治思想，不仅对其日本观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且其留日、访日经历和日本观在其归国后决定人生道路时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等亦产生了影响。因此，在研究戴季陶的日本观和对日态度时，有必要关注其日本观的形成过程。如果只从戴季陶归国后的政治立场上进行解释的话，就会无视戴季陶是因何种经历及原因，具有何种思想，采取何种行动等个人的内在必然性。但是，上述众多相关论著，几乎均沿袭其归国后的政治立场进行探讨，而未见有从日本留学的角度进行追踪调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