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辛亥时期戴季陶深刻关注国际大势，同时论述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的日本问题，其日本观主要反映在日韩、日英、日中三方面的外交关系上。身为一名新闻记者，其言论始终停留于时事评论层次，对日本之内政、文化等分析不多。此时期其日本观最大特征可谓站在中国立场上强调“敌视日本论”。
戴季陶关心的焦点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存亡问题，反清思想是因清王朝对列强的软弱无能而产生的。他运用在留日时期养成的对国际大势的见识，对列强问题表示出强烈的关心。因当时对中国存亡最具影响力的是日本和俄国，所以戴季陶将邻国日本视做列强中之一员，给予特殊的关注。他通过分析日韩关系，对日本表示出强烈的不信任感，从而批判、敌视日本；又从日本坚守日英同盟的表现中，认识到日本极欲加入列强行列，与列强同为在中国获取权益，对日不信任感愈发强烈。加之通过对日本文化及民族性的分析，确信日本侵略中国之必然性。其日本观之特点即认为日本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强敌”。
辛亥时期上海舆论中存在着日本提携论和日本批判论，戴之日本观与后者一致部分颇多，其见解可谓急进的敌视论。但他与其他日本敌视论者最大不同之处是他并未简单地停留于对日不信、批判或敌视上，而是客观地探讨日本海外扩张之根本原因，指出南进策才是适合日本国家发展之路，而实际上日本采取了与此相反的北进策，故而预测日本将来必败。提倡中国人应学习日本人之长处，培养实力，抵抗日本。
苦乐参半的留日经历，曾使戴季陶比一般留学生更加深入地接触了日本，但在此时期却丝毫看不出其对留学国的眷恋之情，相反，与众多的留日学生一样，始终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批判被视为“敌国”的日本。他的日本印象，从留日前对日本的憧憬，发展到留日时的理想国度——“第二故乡”
，再至留日归国后视之为中国面临的“第一强敌”。辛亥时期的“敌视日本论”成为戴季陶后来在中国国民党对日政策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具有客观性及综合性的日本观的一个基础。但是，1913年2月，戴季陶作为日语翻译兼秘书与孙中山一同访日之后，其日本观发生了巨大转变。其原因及内容如何？留待下章探讨。
04 芝公园红叶馆（1913年2月16日）前列右三为戴季陶
05 福井楼孙中山旧友招待会（1913年2月22日）后列右五为戴季陶
06 芝公园红叶馆（1913年3月）后列右九为戴季陶
07 松海别庄欢迎孙中山午餐会（1913年3月14日）
08 戴季陶致宫崎民藏书简之外封（1913年12月2日）
09 戴季陶致宫崎民藏书简（1913年12月2日）
10 中华革命党成立时的合影（1914年于东京）后排右六为戴季陶
11 戴季陶在人力车上（1916年于东京）左上方文字为“民国五年纪念节前去寒暄之时”
12 戴季陶连载于东京《民报》的文章《存欤亡欤》（1914年）
[1] 戴季陶：《复驻日蒋公使书》，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4卷，1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