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遇日本[1]
（一）少年时期的教育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省汉州（成都北部、现在的广汉），名传贤，字选堂、季陶，晚号孝园，笔名散红、天仇、泣民等。戴家祖籍安徽省，后徙迁至浙江省，乾隆末年定居四川省，先祖世代以贩卖瓷器为家业。父亲戴小轩擅长外科医术，母亲黄氏亦精通治疗。戴季陶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幼，从二三岁就开始接受祖父的教育，习读了《幼学琼林》、《唐诗和解》、《诗品》及四书。五岁时能背诵百首唐诗，六岁入塾，背诵以四书为首的书籍，并能基本理解其大意，当时在亲戚邻居中被赞为“神童”[2]。后来他曾作诗写道：“六岁学吟诗，十岁五经毕”，亦曾回忆说：“我从小聪明异乎寻常，在许多儿童当中，要算是第一等的聪明。”[3]但在五岁时，其父因一件债务案件，入狱二年，家产为此耗费了一半以上。为尽孝道，戴季陶陪伴父亲半年以上，未曾上学，在狱中接受父亲的教育。一家的生计由长兄传薪以在私塾教书维持。
戴季陶在九岁前主要接受的是塾师的教育，熟读了五经，点阅了袁了凡的《纲鉴》、《通鉴辑览》。九岁时，因长兄在汉州纯阳阁开设了私塾，此后戴季陶在传薪那里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九岁学习《春秋左氏传》时，每天早晨背诵三篇约三千字，上午读史书，下午抽默经传100字，稍有差错，即受体罚。晚上学习《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文选》等古文。每月读完一本经书，月末要全部背诵出来。1900年2月至11月戴季陶读完了《左传》，年底用三天时间背诵给长兄听，竟一字未错。几年之内，戴季陶学习了《诗》、《书》、《易》、《礼记》。在长兄的指导下，选读了《文献通考》及《读史方舆纪要序》等国学经典。另外，因当时逐渐开始盛行追求新学的风潮，除经书、史书之外，戴季陶还背诵了《列国变通兴盛记》、《泰西新史》等新书。在自然科学方面，还学习了数学、天文、地理等书籍。[4]正如此时其自作诗所述，“神童佳号空归我，小子高筹君未知”，戴季陶是一个颇具自负心的少年。[5]1901年，十岁的戴季陶随两位兄长同去参加童试。长兄顺利地考取了生员，戴季陶在县试和府试上都取得了好成绩，但在院试时，因不懂出自《易经》的考题“为大赤”之题意而告失败。
如上所述，戴季陶从幼年时起严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获得了一定程度以上的教养。后来他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儒学结合起来，进行了新的解释，并在国民革命期以后俨然一个翩翩儒者，这些均与此时期所受到的教育有关。尤为重要的是，背诵中国古文这种传统的学习方法，对其日后学习日语起到了重要作用。科举考试的失败，是戴季陶人生中最早遇到的挫折，其结果却使他走上了一条新的求学之路。
（二）“新学”之路
1902年戴传薪来到成都，在东文学堂中谋到一份工作，他将十一岁的戴季陶送入同在成都的东游预备学校，戴季陶从此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时已成为近代化强国的日本，是众多中国青年向往留学的理想国度。为了留学方便，清政府开设了如同东文学堂这样的日本留学预备学校，很多“日本教习”（日本人教师）相继来到这些学校从事新式教育。东文学堂雇用日本教习教学，并要求学生掌握日语，但学生全部是从各县生员中选拔出来的，一般人没有资格进入。当时被称为“新学领袖”的徐炯（江苏省句容人）对此颇感不满，为希望留日但不能进入东文学堂的人，创设了东游预备学校，且将日文列为必修课。
戴季陶除在此学习日语以外，还跟随传薪的好友、东文学堂的日本教习服部操学习日语。服部颇具汉学素养，且有语学才能，到四川省后未经一年，即可用中文上课。[6]服部特为戴季陶编创了一套综合教育法，即将语法、会话、精读等混合在一起教授。另外，戴还通过服部接触了其他日本人，用日语进行会话交流。这样在十一二岁这个最有利于学习外语的时期，戴季陶的日语水平突飞猛进，渐渐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1903年，戴季陶进入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当时因为地域主义风潮和财政负担，成都各校拒绝接受外省籍的学生，在成都的外省人子弟无学可上。因此官商各界协议，各会馆及官僚、商人集资创设客籍学堂，只收外省籍的学生。这个学校大多数的学生都是举人和秀才，年仅十二岁的戴季陶，凭其优秀的文章获得校长的赏识，遂被破格录取。在这个学校他得到了两位有名的教师丁师汝和赵又余的指导，学业进步很快，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看到中国日益衰退的现状，他和同学湖南沈明汉、陕西梅少和等四人结为兄弟，誓倒满清。此事出于自发，决无外来之动员，亦不知世间有所谓革命党。另外，戴季陶在读《北美战史》时，曾作诗一首，题为“北美少年歌”：“不闻从军劳且苦，但愿热血溅黄土。只手拨开奴隶云，双腕击起革命鼓”[7]，引起周围人的惊讶。
1904年，道员出身的新任学堂监督为奉承四川政界的权势者，将其在学子侄的名次排在成绩优异的学生之前，致使戴季陶的名次受到影响。戴季陶不满其所为，在朔望祭孔的礼堂匾额上，书写“某氏宗祠”四字，以此讽刺新监督视学堂为私物。监督恼羞成怒，仗其权势，不顾师生反对，将戴季陶开除，并以师道尊严为由呈请四川督署通令全省各校不得收录他，此事对十三岁的戴季陶打击甚大。后在长兄帮助下，戴季陶改名进入教会创办的华英学堂，但仅三个月后，即被当局查知，遂又被勒令退学。戴季陶自叹“斯时真为无地可容之学生矣”[8]。此事成为其留学日本的一因。
因两次失去学习机会而陷入苦境的戴季陶，得到了日本教习小西三七的帮助。小西是理学士，曾在日本中央气象台工作。[9]来华后，成为通省师范学校的教师，并在成都客籍学堂教授物理及化学。当时，日本教习大多通过翻译上课。担任小西翻译的人留日不足三年，且未毕业，误译很多。戴季陶常为其纠正，并在其请假或迟到时，代其翻译。戴季陶的聪明，特别是可以用日语会话，给小西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之间开始了亲密的交往。戴季陶被勒令退学时，小西让他住在自己的书房里，并教他物理、化学。恰在此时，小西被聘为川北中学校理科教师，遂向该校强烈要求聘用戴季陶做自己的翻译。因此十三岁的戴季陶被正式聘为翻译，月工资为十四元，在当时就连举人和进士也很难得到如此高薪。由此自信心大增的戴季陶，留学日本的愿望越发强烈，甚至剪掉发辫，向家人表示出坚定的留学志愿。长兄理解其高远志向，说服家人，特别是年迈的祖母，并毅然卖掉三十亩祖田，得到七百元充当学费，于1905年将十四岁的戴季陶送往日本留学。
但是，得知戴季陶将赴日留学，小西却强烈劝阻他说：“君年甚幼，求学外国非所宜。且日本之学术，尚不能独立，高深之专门学问，求之日本为不足。不若刻苦在成都修学，一面设法多得薪资，积之五七年，余与君同赴德国，则所造诣者，当多于今日之留学日本也。”但是，留日心切的戴季陶却未能听从恩师的意见。[10]由此可知，戴季陶完全是靠自己的强烈意志，怀着高远的志向踏上了留日之路。与此相比，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知日家”周作人，与其说是对日本本身感兴趣，不如说是由于受到先去留日的兄长鲁迅的影响，对象征着“外面的”、“新的”、“进步”的世界——日本产生憧憬之意，从而希望留学日本。再有，同为“知日家”，并于日后成为军事思想家的蒋方震亦非因自己的意志，而是由于恩师的援助，作为偶然的结果而东渡日本，这些与戴季陶的留日原因形成鲜明的对照。[11]
综上所述，戴季陶最初要走的也是中国传统的科举之路，但因童试失败，转而接受新式教育，并开始学习日语，通过与日本人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文化有了一些了解，从而憧憬拥有先进的近代文明的日本。戴季陶尽心于学校的翻译工作，为日后成为孙中山的翻译打下了基础，并培养了自信心。他在进入东游预备学校开始学习新学之前，与大多数留日学生的经历相同。但是，在被勒令退学、陷入苦境时，救助他的是日本教习，因此他又得以继续随其学习新学，并进而对日本产生了好感。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科举废止，留日热潮兴起。而戴季陶因在四川省内继续新学之路已断，因而强烈地意识到日本对他来说，在谋求个人的成功及振兴家业方面，均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因此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留日之路。
[1] 戴季陶和日本的邂逅，与其少年期参加科举考试（童试）失败有直接关系，而国学的学习方法在后来的日语学习中又充分得到了应用，因而在此有必要介绍其学习国学的情况。传记对此已有详细记述，本书只将必要部分做一简单介绍。以下记述，无特殊说明者均基于陈天锡：《增订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陈天锡，1967年；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2007年，团结出版社再版此书，改名为《戴季陶传》）；黎洁华、虞苇：《戴季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下各章同此。另外戴季陶的年龄均按周岁计算。
[2] 戴季陶：《记少时事》1944年中秋节10日前，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599页。
[3] 戴季陶：《岁暮感述》1947年12月31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4卷，1462页。戴季陶：《八觉》1925年11月，《戴季陶集》上册，三民公司，1929年，4页。戴季陶此处所说的年龄为虚岁。
[4] 戴季陶：《余之读书记》，1933年3月，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543—544页。
[5] 戴季陶：《天仇丛话》，《民权报》1912年4月1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729页。
[6] 戴季陶：《余之读书记》，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542、547页。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87—88页。
[7] 戴季陶：《珠玑砂砾》，《天铎报》1911年1月6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440页。
[8] 戴季陶：《余之读书记》，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542、547页。
[9] 汪向荣：《日本教习》88页。1912年回到东京的小西进入了研究生院。1913年9月亡命日本的戴季陶在亡命期间，经常与之联系，但不到两年，小西竟病死于东京。戴季陶：《余之读书记》，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547页。
[10] 戴季陶：《余之读书记》，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542、547页。
[11] 参照拙论：《清末民国期留日知识人の日本观——留日经验との相关联を中心に》，《东瀛求索》第8号，199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