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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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

第一节
人类的自然选择

从起源上说,“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人类在理性的自我发展和成熟过程中,借助在实践中创造的文字,记录自己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形成了最早的文本。最初,人类并不能抽象地认识自己,但是在理性的成熟过程中,人类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如何对发生的疾病和自然灾害给以解释,如何对事物的价值作出评判,如何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尤其是如何理解人自身等,这都是人类开始思考的问题。从蒙昧逐渐走向文明的人类不仅需要思考这些问题,而且还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最初是如何思考和做出解答的,由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资料,已经无从查考了。但幸运的是,在创造了能够记录自己生活及思考的文字之后,人类借助文字构成的文本形式表达自己的朴素理解,从而让我们能够通过文本认识人类是怎样从蒙昧中走出来的。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如何把人同兽区别开来以及在人与兽之间作出身份选择。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随着人类的进化而自然产生的。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的生物进化论学说,用自然选择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出了科学解释。我们从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人类,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出现是人类自我选择的结果。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已经完成了两次自我选择。从猿到人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作出的第一次选择,即自然选择,然而这只是一次生物性选择。这次选择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人获得了人的形式,即人的外形,如进化出来能够直立行走的腿、能够使用工具的手、科学排列的五官和四肢等,从而使人能够从形式上同兽区别开来。

但是,人类的第一次选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什么是人的问题,即没能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正如达尔文自己所说:“自然选择在文明的民族国家中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只考虑到了人从半人半兽的状态向近代野蛮人的状态进展的一段情况。”[2]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解决了人类是从某种低级生物发展而来的问题,而且也通过人和低等动物具有一些同源结构的证据证明了人类是从某种低级类型发展而来的。但是,达尔文只是从物质形态的角度解决了人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并没有清楚回答人为什么是人的问题,即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问题。那么人在完成自然选择之后是怎样真正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的呢?这是由人类的伦理选择实现的。人类第一次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完成自然选择之后,还经历了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人类社会从自然选择到伦理选择再到科学选择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进程。

恩格斯对人类起源作了全面的探讨,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论断。1976年,恩格斯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指出使人类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劳动。文章论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古代的类人猿最初成群地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后来一部分古猿为寻找食物下到地面活动,逐渐学会用两脚直立行走,前肢则解放出来,并能使用石块或木棒等工具,最后终于发展到用手制造工具。与此同时,在体质上,包括大脑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出现了人类的各种特征。恩格斯把生活在树上的古猿称为“攀树的猿群”[3],把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称作“正在形成中的人”[4]。恩格斯坚持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认为人类祖先是由一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并指出劳动是推动从猿到人转化的决定性力量。恩格斯的核心观点在于强调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劳动创造了手,手的发展变化引起整个肌体的变化。接着在劳动中又产生了语言,在劳动和语言的共同推动下,猿的脑髓才逐渐变成人的脑髓。因此,劳动是推动猿向人进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

恩格斯与达尔文不同,还回答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问题。他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5]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有了工具,人才可能进行各种复杂的劳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标;而劳动本身随着人类的发展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样化。人类除了打猎和畜牧外,进而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出现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等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后来又有了商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在恩格斯看来,“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6]。因此恩格斯再次强调:“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7]

恩格斯强调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用劳动解释了人从猿进化而来的问题。恩格斯关于劳动的观念并未超越生物进化的观点,只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观点的具体化,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具体怎样从猿进化而来。劳动在人从猿转变而来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劳动不是人本身,劳动只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外部条件或人所具有的一种能力。因此,用劳动解释人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仍然并未真正回答是什么将人同猿区别开来的问题。为什么进化了的人与其他同样也在进化的猿及其他动物有了本质区别,这是恩格斯并没有回答的问题,也是仅仅用劳动无法解释的问题。由此可见,恩格斯和达尔文一样,只是用自然选择解决了人是怎样进化而来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人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的问题。

[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4页。

[2]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6页。

[3]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2页。

[4]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4页。

[5]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3页。

[6]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7]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