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与前期诗学
在早期蒙古政权下从事诗歌创作的，有耶律楚材与丘处机等人。而留下诗论文字的，只有耶律楚材一人。耶律楚材（1190—1244）本契丹族，仕金为左右司员外郎，后归蒙古，随成吉思汗西征，窝阔台当政时为所谓中书令。今存《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在当时北中国文化危急时，他是最早投身文化救亡的儒士。在早期蒙古政权中，他又是一枝独秀的诗人和诗论家。
耶律楚材的诗学观念，从文学思想史的渊源说，是由金上承北宋，是北宋文学思想一脉的延续和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发展。正如清人翁方纲所说，在宋金南北分裂之时，“苏学盛于北”[1]，耶律楚材的诗学主张也由此而来，而他的夫人又是苏轼之后。他论诗崇尚苏、黄。他又承接其契丹家族传统，推崇白居易。他的诗学主张，也有其哲学思想的渊源。他是佛教居士，又受道家自然观的影响，所以论诗崇尚平易自然，追求空灵的诗境，这是道家“大音希声”和佛教“直指人心”“教外别传”观念的混同。他有诗云：“须信希声是大音，猱多则乱吟多淫。”“道眼点破言外句，禅心说破劫前春。”[2]他又崇尚古雅简淡，这与儒家以《诗经》之二雅为典范的尚古精神有关，同时也与一个宗教徒追求超尘绝俗之风有关，所谓“九成合古奏，二雅咏新篇”。他以唐代诗人白居易为诗学榜样，白居易和他一样同是儒士而兼佛教居士，他说：“诗章平淡思居易，禅理纵横忆道安。”[3]他还崇尚清新雄奇的风格，这应该是对宋代苏轼一派诗文风格的继承。与他的诗风追求相关，他的作品也呈现多种风格。王邻《湛然居士文集序》赞其诗“温雅平淡，文以润金石；其飘逸雄掞，又以薄云天。如宝镜无尘，寒冰绝翳，其照物也莹然”，孟攀鳞序则称其“词锋挫万物，笔下无点俗，挥洒如龙蛇之肆，波澜若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以排山岳，其辉绚烂足以灿星斗”，指出其兼具平易、雄奇、雅洁等风格。[4]虽稍嫌溢美，但对其风格的把握还是准确的。
耶律楚材进入蒙古政权在成吉思汗时期，对灭金后的元初诗坛影响不大。为元初北方诗学开局的是元好问。元好问在金元之际的北方文坛，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影响，清代史学家赵翼有《题元遗山集》诗，很好地揭示了元好问在金元之际的心理、处境及其诗歌的地位和影响：“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5]元好问的诗学思想，是在金室南迁以后的诗学风气的濡染中形成的。
金室南迁，是金代诗学风气的转捩点，诗人们弃宋而学唐。由金入元的刘祁在其《归潜志》中说，金中期的“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尖新之弊，乃学苏、黄过于求新求奇之病。“南渡后文风一变”，当时的文坛宗主赵秉文提倡唐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同书同卷又记：“赵闲闲尝为余言，少初识尹无忌，问：‘久闻先生作诗不喜苏、黄，何如？’无忌曰：‘学苏、黄则卑猥也。’其诗一以李杜为法。”[6]元好问曾得赵秉文之赏识和大力推奖，也奉赵秉文为师，其诗学观念深受赵秉文影响。元好问论诗，也多有“以唐人为指归”之论。[7]
1234年蒙古灭金。以此为标志，北方的学术与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一般意义上说，元代的学术史和文学史也正是在这时正式发端的。此前两年，公元1233年，蒙古军攻下汴京，这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文化中心，集中了大批旧金文人。汴京破，他们渡河北上，散居各地，成为蒙古统治区的居民，其中就有一代诗文宗主诗学大家元好问。
要认识这一时期的诗学，就不能不高度重视元好问。他在元代生活了近三十年，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把他排除在元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之外。元好问本质上是一位辞章之士。元代初期所谓儒治的用人导向是，用经济之士与义理之士，辞章之士弃而不用。辞章之士元好问没有受征召进入蒙古政权，尽管也曾北觐忽必烈，但不遇而归[8]。在民间，元好问凭其个人的影响力，从事着文化恢复和重建事业，影响了当时北方一个时代的文学包括诗学的走向。清人顾嗣立《寒厅诗话》谈元诗发展说：“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而郝陵川、刘静修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时人徐世隆特别强调这一点：
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而其名益大以肆。且性乐易，好奖进后进，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自尊，故所在士子从之如市。然号为泛爱，至于品题人物，商订古今，则丝毫不少贷，必归之公是而后已，是以学者知所指归，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9]
其弟子郝经称其“收有金百年之元气，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辞林义薮，文模道程，独步于河朔者几三十年”[10]，决非虚誉，他在金元之际的学术史、文学史上，确有总结金源开启元代的崇高地位和重要影响。
他作于金的《论诗三十首》，至今为研究者所珍视。他在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即36岁那年，还编成了《杜诗学》一书。原书虽不传，但在他的《遗山集》里保存了一篇《杜诗学引》，即该书的自序。序说：
切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夫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咸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参术桂而名之者矣。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着盐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先东岩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为今人读杜诗，至谓草木虫鱼，皆有比兴，如试世间商度隐语然者。此最学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公注杜诗已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11]
至今读之，还不能不为他的超人见解所倾倒。又过58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由宋入元的诗论家方回编成《瀛奎律髓》，书中提出了诗学的“一祖三宗”说，以为“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12]。此可谓前后相承，南北相应，推尊杜甫，为元代的唐诗学开端定调。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成书于元，其诗人小传包含了丰富而精到的诗学思想。又其《唐诗鼓吹》一书，清代四库馆臣认为成书于元初，《四库全书总目·唐诗鼓吹》提要评论说：
顾其书与方回《瀛奎律髓》同出元初，而去取谨严，轨辙归一。大抵遒健宏敞，无宋末江湖、“四灵”琐碎寒俭之习，实出方书之上。[13]
又其大量的诗集序引题跋，多作于入元后，成为重要和珍贵的诗学文献。
我们重视元好问，不仅在于他本人的诗学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对元初北方诗坛笼罩一世的影响。元初活跃于文坛的世祖潜邸文人、东平行台幕府文人、河北三镇文人、河汾地区文人和其他遗民文人，都深受元好问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弟子郝经和后起的著名诗人刘因。郝经不必说，刘因8岁时元好问去世，未能亲承颜色，读其诗而仰其辉光，故有“晚生不得见遗山，每读歌诗必慨然”[14]之叹。
郝经、刘因是元初北方诗学大宗。他们的诗学，除受元好问影响外，还受到了当时由赵复传来的南宋朱熹理学的影响。正如明人陶自悦为郝经《陵川集》所作序中所言：“理性得之江汉赵复，法度得之遗山元好问。”[15]
在蒙古灭金的第二年（1235），发生了一件在元代学术史上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大事：赵复北上。这年，蒙古太子阔出伐宋，拔德安（今湖北安陆），俘获宋儒士赵复。儒者杨惟中带赵复北上，于燕京建太极书院，请赵复讲学其中。赵复在北方传授程朱理学，程朱之学在北方受到儒士的普遍欢迎，迅速传播。北方学者，在原有学术基础之上，大多吸收了朱熹之学。其中与我们的话题有直接关系的，有郝经、许衡、刘因等人。许衡被认为是元代开国大儒，对于理学，他接受的主要是其伦理部分，而对心性义理之说亦即其哲学部分，并没有很高的热情。许衡所关注的依然是经世致用，是日用常行。他以朱熹理学为工具，从事于当时所迫切急需的社会和道德重建。在文学上，他将程颐的“作文害道”说作了极端发挥：“论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说作文，但说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学问中大节目，此处明得三纲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条，此文之大者。”他认为文章不仅不可作，且不可读，因为那些“艳丽不羁”的文章“大能移人性情”，“使人情志不可收拾”[16]，他以学术的眼光而不是以文学的眼光评文，说“天下事只问是与不是，休问乐与不乐”[17]，要用哲学和伦理的评价取代审美的评价。但他也写诗，有些诗还写得颇富情趣。郝经本是元好问弟子，其受元好问影响是直接的，所以他之论诗崇尚雄奇，推崇高古，都与元好问一样，体现了“中州万古英雄气”[18]。他发挥理学思维而创“内游”说[19]，则可看作他对理学文论与诗论的创造性贡献。刘因是在北方学术背景上接受朱熹理学的，他所接受的，主要是理学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和思辨理性，而他的学术基础、进学之阶等等，即其学术的基本精神，依然是北方的。他论诗的文字不多，但他以礼、乐、御、射、书、数“六艺”为“古之艺”，而以诗、文、书、画为“今之艺”，认为今人也应与古人一样“游于艺”，游古艺已不可能，则应游“今之艺”。“所以华国，所以藻物，所以饰身”，“如是而为诗文，如是而为字画，大小长短，浅深迟速，各底于成，则可以为君相，可以为将帅，可以致君为尧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20]表现了令人佩服的通达的眼光。
在蒙古灭金统一北方之后35年，即公元1279年，中国历史再度在震荡中巨变：元灭宋。中华大帝国在公元907年唐亡分裂之后，再度实现完全统一。元代的诗学，也随之展现了新的面貌。就诗学的视角看，元灭宋，南北统一，原属南宋的诗论家如方回等入元，成为元代诗论家。他们的诗学理论，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元代诗学。但新的诗学面貌，还必待南北诗论的交流融会，才可能真正展现。而这一交流融会，有赖于北方文人的南下和南方文人的北上。
北人南下而对南北诗学发生影响的代表人物有卢挚、张之翰。卢挚（1242？—1314？），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嵩翁，族贯涿郡（今河北涿县），远祖居登封（今属河南），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弱冠由诸生充忽必烈侍从。曾任职于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历任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陕西道提刑按察使、河南路总管、集贤学士。代皇帝祀中岳、淮、南岳、南海、嵩、桐柏，移湖南道肃政廉访使，旋流寓江南，还朝为翰林学士，进承旨。晚年移居宣城（今属安徽）。卢挚为元代著名诗人、文章家、散曲家和词人，文与姚燧齐名，诗与刘因齐名，曲称大家，词为名家。他历仕并寓居江南，在江南诗坛极具影响。虞集说：“国初，中州袭赵礼部、元裕之之遗风，宗尚眉山之体。至涿郡卢公，稍变其法，始以诗名东南。宋季衰陋之气，亦已销尽。”[21]可见他在南方的巨大影响。元代诗坛尚陶、韦，当时诗论家认为这与卢挚的影响有关，揭傒斯就说：“海内之学韦者，吾识二人焉：涿郡卢处道，临川吴仲谷。处道有爵位于朝，有声名在天下，其气完，故独得其深厚，而时发以简斋。”[22]江南诗人说到卢挚，往往充满敬意，也可说明他在当时的影响。张雨《句曲外史集》卷中有诗题《卢疏斋集》，诗前小序说：“《卢疏斋集》宣城校官本，读之一过，生气凛然，有怀哲人，援笔而赋。”[23]苏天爵则认为卢挚在元代诗坛有扭转风气之功：“我国家平定中国，士踵金宋余习，文辞率粗豪衰苶，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24]由于文集散佚，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卢挚的诗论文字，但从以上材料中，足可见他对南方诗坛的影响和在南北诗学交汇中的巨大作用。张之翰（1243—1296），字周卿，邯郸人。世祖中统初，任洺磁知事。至元十三年（1276）除真州路知事，历行台监察卿史，按临福建行省。以疾谢事，侨居高邮，蓄书教授。起为户部郎中。至元末，自请外补，以翰林侍讲学士出知松江府兼劝农事。张氏早师李治，仰慕赵秉文，与同辈北方文士胡祗遹、王恽、魏初、阎复等为好友，是元初北宗文派的重要作家。在任职东南期间，广交东南文士，与方回、白珽等著名诗人赠答唱酬，相与论诗，在南北诗风融合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写给方回的论诗诗说：“忆初桐江共说诗，诗中之玄能得之。”“迩来武林论文法，同归正派夫奚疑！”[25]可见他与方回曾在建德和杭州论诗，并且颇有共识。他对融会南北诗文风气有着高度的自觉，说：“余尝谓北诗气有余而料不足，南诗气不足而料有余。”[26]他认为理想的诗风则是南北“兼之”，取两者之长而补各自所短。
南人北上且影响北方诗坛的，代表人物有吴澄、赵孟頫。忽必烈有过两次大规模延揽汉族儒士之举。第一次：“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是为“思大有为于天下”作人才储备，其选人取向十分明确：选用经济之士与义理之士，辞章之士则在摈弃之列。第二次在灭宋后，是为了收拢南方新附之地的人心，较之第一次，时效性强而实用性弱。战争未结束，其访求贤士的活动就已开始。而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的，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即灭宋统一南北后的第八年）程钜夫的“奉诏求贤于江南”[27]。这一次，忽必烈的指导思想也十分明确：延揽“南方耆德清望之人”[28]，名儒、名士多在延揽之列，其中多辞章之士。所以，集多种才艺于一身的赵孟頫，就成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大儒兼文章家、文论家吴澄，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吴澄、赵孟頫都是诗论家，他们的北上，有力地推进了南北诗学的交流。吴澄以理学大家而涉足文学，谈诗论文，其思想颇富心学色彩。其论学、论文、论诗的深刻和新鲜，对当时北方文人带来的更多的是冲击，人们似乎一时还不能理解和接受吴澄，但在震撼过后，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赵孟頫则以其风流儒雅为北方诗坛注入新质，为元中期诗风的形成导夫先路。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袁桷小传中说：
元兴，承金宋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袁伯长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于是虞、杨、范、揭，一时并起。至治、天历之盛，实开于大德、延祐之间。[29]
在灭金后的北方，元好问（遗山）及其弟子郝经（伯常）和仰慕元好问的刘因（梦吉）为诗坛宗主。南北统一，南士北来，继赵孟頫（子昂）等人之后，邓文原（善之）、袁桷（伯长）等也入朝，影响了诗风的转变。他们共同为虞集等人代表的元代诗风的形成导夫先路。
在南宋治下的南中国，江西和浙江是两大学术、文化中心，也是诗文繁盛地区。而吴澄、赵孟頫则可分别代表江西和浙江。吴澄来自江西抚州，赵孟頫来自浙江湖州。在江西，与抚州同为学术文化盛区的有庐陵，宋末著名文学批评家刘辰翁和他的儿子刘将孙、弟子赵文依然活跃。在浙江，南宋古都杭州仍活跃着为数众多的诗人、诗论家，其代表人物为仇远、白珽。而浙东文化中心四明（庆元），由宋入元的遗老戴表元，其创作和批评都为后人瞩目。以宋严州（今浙江建德）守臣降元的方回（徽州歙县人，今属安徽），在元仍官严州，为总管，为官之外，以大量时间从事诗学批评活动，几年后去职，寓居杭、歙间，更以诗歌创作与批评为事。他们入元后都没有北上，而是在各自的地区进行着诗歌创作和批评活动，其诗学理论沿着宋末以来的方向继续前行。他们的诗学主张或各有差异，但其共同点是批评宋末诗弊，主张学汉魏唐。仇远的表述，被后人认为是对这一时代具有共性的诗学主张的较好概括：“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30]今人邓绍基又概括为“宗唐得古”，认为“宗唐得古”（古体宗汉魏晋，近体宗唐）是元诗一个最显著的特点。[31]或者借用明清人的概括“祧宋以宗唐”。需要说明的是，近体主唐，古体主《选》（《文选》所收汉魏古诗），并不始于元初，而是南宋后期“四灵”诸人已有的主张。这一点，以后会具体论到。告别宋诗，回归唐人，这一潮流，在当时是南北呼应、异地同调的。
清人黄宗羲说：“文章之盛，莫盛于宋亡之日。”[32]这“文章”包括诗。不仅诗盛，诗学亦盛。诗及诗学大盛的原因有三：一是当宗社倾覆之余，心中有太多的感慨要发泄，“遇遗民故老于残山剩水间，往往握手歔欷，低回而不忍去。缘情托物，发为声歌，凡日用动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属，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虚，人事之通塞，至于得失废兴之迹，皆可概见”[33]。无论是不与新朝合作的遗民，还是出仕新朝的士人以及隐居田园、山林的人，都有话要说，都有感慨要发，都要写诗，也都论诗。二是科举废，文人无须致力于场屋之文，“科举场屋之弊革，而诗始大出”[34]。那些原本为辞赋、应科考的人，科举时文既无所有，其才华无从表现，于是也转而作诗。舒岳祥描述当时情况说：南宋灭亡，“笔墨道绝，举子无所用其巧”，于是“用其素所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这是历史的无奈，因此他深为感叹：
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一第，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人之列，举子盖鄙之也。今科举既废，而前日所自负者反求工于其所鄙，斯又可叹也已。[35]
这些文士进而也要讨论诗学问题，发表他们的诗歌见解。这些诗歌见解往往又不为另一些人所接受，于是引发一些关于诗歌的讨论。其三则是政权更迭后，大批文人无官可做，无事可为，困顿无聊，只好以诗自乐、自慰：“夫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36]，穷居中“吟谣山林以泄其无聊”[37]。无事可做、有感要发的诗人们，常常集会唱和，于是诗盛；唱和中相互品评切磋，有时形成文字（题跋之类），于是诗学亦盛。所以这一时期的诗学，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
[1]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陈迩冬校点本（与《谈龙录》合订）。
[2]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11《爱栖岩弹琴声法二绝》其一，卷5《用昭禅师韵二首》其一，中华书局1986年谢方点校本。
[3] 耶律楚材：《和冀先生韵》《和薛伯通韵》，《湛然居士文集》卷1。
[4]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首。
[5] 赵翼：《题元遗山集》，《瓯北集》卷33，清嘉庆十七年（1812）湛贻堂刻本。
[6] 刘祁：《归潜志》卷8，中华书局1983年整理本，第85、86页。
[7] 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按，元好问晚年论诗“以唐人为指归”，其所谓“唐人”，具体所指则为“开宋调”的韩愈。所以，其论诗宗趣倾向于宋诗。见本书附录三。
[8]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0《张德辉传》：“壬子，公与元好问北觐，奉启请王为儒教大宗师。王悦而受之。”当时忽必烈以太弟为藩王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务。中华书局1996年点校本。
[9] 徐世隆：《元遗山文集序》，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下），第414页。
[10] 郝经：《祭遗山先生文》，《陵川集》卷21。
[11] 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下），第24页。
[12] 方回：《瀛奎律髓》卷26陈与义《清明》诗后批，第1149页。
[13]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整理本，第1706页。
[14] 刘因：《跋遗山墨迹》，《静修先生文集》卷11，《丛书集成初编》本。
[15] 郝经：《陵川集》卷首。
[16] 许衡：《语录上》，《鲁斋遗书》卷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17] 许衡：《语录下》，《鲁斋遗书》卷2。
[18]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七，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上），第338页。
[19] 郝经：《内游》，《陵川集》卷20。
[20] 刘因：《述学》，《静修先生文集》卷1。
[21] 虞集：《傅与砺诗集序》，《傅与砺诗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揭傒斯：《萧孚有诗序》，《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李梦生标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3] 张雨：《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卷5，《四部丛刊》影抄元刻本。
[24] 苏天爵：《书吴子高诗稿后》，《滋溪文稿》卷29，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95页。
[25] 张之翰：《方虚谷以诗饯余至松江因和韵奉答》，《西岩集》卷3。
[26] 张之翰：《跋俞娱心小稿》，《西岩集》卷18。
[27] 《元史》卷172《程钜夫传》，第4016页。据《元史》卷173《叶李传》载，在元军破临安的次年（至元十四年，1277），“世祖命御史大夫姜卫行台江南，且求遗逸”。而大规模的江南求贤，则是至元二十四年的程钜夫江南访贤。《元史·程钜夫传》载：“帝素闻赵孟藡、叶李名，钜夫当临行，帝密谕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但这个名单中，除忽必烈点名要的两人外，真正在当时名著一时的只有赵孟頫，其次则为赵孟頫的姐夫张伯淳，其他人都既无显赫之名，也未“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未入这一名单而可考知为程钜夫所荐举的，有吴澄、谢枋得、范晞文、吴可孙、曾子良、谢国光、何逢原、陆正。据考当时程钜夫所荐共22人，以上合计20人。从文献中还可找到由程钜夫推荐出仕为官的，但不能确定是否本次所荐。其中吴澄、谢枋得、范晞文等，在当时都声名显赫。
[28] 危素：《大元敕赐故翰林学士承旨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程公钜夫神道碑铭》，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7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3页。
[30] 方凤：《仇仁父诗序》，《方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31] 邓绍基：《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此文后成为其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第十七章《元代诗文概况》的第一节。今天此说已经在元诗研究者中流行，但很多人不理解其说的完整意义，只把它作为宗唐的表述，而不知“得古”为古体宗汉魏晋之意。
[32] 黄宗羲：《谢翱年谱游录注序》，《雷南吾悔集》卷1，《四部丛刊》影印原刊本。
[33] 黄溍：《方先生诗集序》，《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6。
[34] 戴表元：《陈晦父诗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17页。
[35] 舒岳祥：《跋王矩孙诗》，《阆风集》卷10。
[36] 刘将孙：《九皋诗集序》，《养吾斋集》卷10。
[37] 戴表元：《仇仁近诗序》，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