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的自信与创新：文化安全的核心力量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4]我们应该看到，文化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向外的理解，也应该是向内的理解。狭义的向内的文化安全，是指对一个国家社会的思想文化秩序的维护，包括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化市场调控和网络管理等，特别是人们的文化情绪和文化价值观。在当下，要特别注意民众社会心理与主流媒体、官方话语之间的落差乃至反差。毋庸讳言，借助互联网，中国社会心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价值观的背反。这种背反是产生于社会的政治分化和经济分化的基础上的，它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对于心理的影响不可小觑。一个社会出现阶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阶级意识，特别是普遍的阶级意识的出现。在社会失序的状况下，强力的社会治理是最有效也可能是最后的手段，要从社会的深层来实现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就必须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5]
文化安全主要不是对于文化现状的保护，而是对于民族文化特色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而维护这种特色和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元素，则需要文化创新。文化发展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6]。缺少高度文化自信的文化安全战略只是消极的文化保守主义策略，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文化开放。一味地强调文化保护而惧谈文化开放和变革，正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文化安全最终保护的可能恰恰是落后。
毫无疑问，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表述，而是建立在文化包容和文化认同的文化心理之上的。文化自信并不一定要与本土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画等号，它不只是对于本土文化当下价值的肯定，更来自于对于文化未来发展潜力的坚信和发展方向选择的认定。所以说，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发展战略成熟的表现，有着深刻而正确的思想内涵。没有这种理性的、前沿的思想意识的文化自信只是一种情感诉求和政治宣言，或者说思想口号。
一切文化发展战略的最终目的都是使文化变得强势，成为时代文化的价值取向。文化安全的学理含义是指保持和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承传性和独立性，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但是，提出文化安全口号的往往是文化影响力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背后其实是更为强烈的政治安全诉求。“冷战”的意识形态属性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战争；局部的“热战”是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但从近些年来中东地区的多次局部战争来看，其中也都包含激烈而直接的文化冲突。所以，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提升不是个别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战略，而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时代性的主题和许多国家的具体行为。在这样一种境遇中，由于政治历史和文化地理的原因，中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问题更是引人关注，不仅是紧迫的当下问题，也是严峻的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周边国家在亚洲历史问题上争论的是历史中的国家主权，而近些年有关中华文化的文化源头、“四大发明”、民俗节日归属之争，却成为格外引人关注的问题。无论是从历史的事实还是当下的国际现状来看，文化冲突都可能是未来国家冲突的先兆，至少是冲突的原动力之一。如果就这一意义来看，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问题的探讨是具有国家战略上的实质意义的。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大发展带来大竞争，大变革引起大波动，大调整需要大反思。世界政治风起云涌，形成了一种传染式的动荡，谁也说不定将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下一个会是谁，这可能是当下最令各国领导层忧心忡忡的局势。“百丈风波起于青萍之末”，因此，人们在谈到文化安全的概念时，总是将其置于国家主权的政治高度：“国家文化安全首先是就国家主权意义而言，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等，这是国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内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7]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文化安全，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立场，结论的预设也过于严峻和悲观，缺少一种文化自信。这是对于文化的一种纯政治化的理解，结局也是十分令人忧虑的。如果把文中的“文化”去掉或者替换为“政治”的话，其中心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理解，意义就会发生改变。这种政治正确和民族大义口号下的文化理解，必然使“文化安全”最终成为单纯的“文化保护”。而保护恰恰是缺少文化自信。“文化安全”首先要考虑：何为不安全？进而思考：“安全的文化”为何种样态？毫无疑问，最强势的文化是最安全的文化。文化的开放和包容不是文化的不安全，文化要获得强势地位首先要发展，要发展必须要开放。
我们应该在文化创新的思路下，对“文化安全”口号进行积极性的理解。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是要把防御性的文化建设变为主动性的建设，要在文化发展的前提下理解文化安全。因为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新。很明显，这是一种文化的保护性概念。文化安全的另一种扩展解读是文化创新问题，这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积极性的概念，也是实现和保障文化安全的核心力量。
在当下人们的一般看法中，文化安全概念往往体现为一种量化指标。人们常常列举目前欧美文化产品所占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日本和韩国在亚太国家所占份额，以及美日等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军工、钢铁等重工业传统领域成为最大的出口产业等诸多数据，来说明文化安全乃至文化危机的严峻态势。更有一种形象的比喻：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就征服了世界。
文化强国不只是追求文化产业的产值增加，量化的指标不一定能表现文化安全的程度。文化安全首先要使本土文化发展为强势文化，而文化要发展首先要创新。文化创新首先也不是知识的创新和管理体制的创新，而是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创新，这才是文化创新的根本。六中全会公报对文化创造、文化创新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创造”和“文化创新”的相关表述在文中共出现了12次。而在我看来，文化创新主要体现为文化观的创新。
“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8]如何进行文化创新，最重要的是确定一种正确的整体思路。思路不正确，可能干劲越大离目的越远。文化创新首先体现为文化观的创新。正如公报所指出的，在当下文化发展中，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9]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文化观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强调继承多，强调创造少；强调弘扬多，强调批判少；强调本土多，强调外来少。“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文化观都体现了本土文化的弱势心理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思想创新首先来自于理论的突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学、法学甚至政治学理论等都获得了巨大的突破，但是文化观还停留在100多年前“中体西用”的层次上。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一直过多地纠结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文化观，却忽略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都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的属性认识。从而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政治上的强权和文化上的屈辱，民族文化心理承负了过多的困惑与痛苦。正如刘中树所指出的：“无论是传统文化本位论还是西方文化本位论，都陷入了那种‘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中国文化要完成现代化转型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10]反思百年来文化冲突的诸种问题，要想摆脱文化建设困境，必须在文化观上建立一种人类文化多元一体论：任何优秀的文明都是人类共同的创造，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和资源。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利去享有，都有义务去传播。如果没有这种文化认识论，人类文化的传播与接受就不可能。这种人类文化多元一体论可以减少文化接受和文化冲突过程中的异己感，也可以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价值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经验。
全人类性的文化意识是一种民族文化大视野大气魄形成的前提。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它对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文化特性的强化有巨大的现实效用和心理慰藉。但是，全球化时代需要在原有判断的基础上补充另一个反向的判断：越是世界的也就越是民族的。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无论是国家内部的发展还是国际关系的协调，人类意识和世界意识都绝不再是民族意识之外的思想，而是民族意识构成的本质属性。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能对文化安全进行单向的消极性理解，也不能用政治意识形态来代替文化本身。在文化冲突的境遇下，能否减少和淡化文化对抗心理，是文化发展战略的思想前提，也是文化发展实践的保障。“文化安全”不能是一个简单防御性的口号，更不能成为一个拒绝变革保护落后的口号。文化“不安全”很可能是文化交流和文化新生的必然过程。十几年前我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外来文化冲击所构成的外在压力，而固有文化辉煌的历史及‘天朝’文化心态造成了中国文化系统的封闭、保守性功能。它对于外来文化除了收缩性的防御之外，最好的表现是被动的变化或转化。文化的转型是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或者要获得生命的文化的必由之路。从发生到发展、老化直至转型，是文化有机体发展存在的完整过程，它构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拒绝转化，无疑会使固有文化自取灭亡，成为当代人类文化链条之外的一个孤立的圆环。”[11]
在理解了“文化安全”口号的历史真实性和现实必要性之后，应该对于文化安全命题的内涵做出深层的、积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