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中国特色”的逻辑辨析：不能误读为“特殊国情”

文化和社会转型中最大的障碍便是思想的障碍。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有一种口号事实上已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思想障碍。也许把“特殊国情论”视为这种思想障碍的普遍化表现形态过于简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现代化的起点处，它消极的一面表现得更加明显。

“特殊国情”论首先在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认识上表现为一种对象本质判断的错位和思维逻辑的误差。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于现实的认识必须包含对于未来的设计，否则思想就要落后于现实。而在“特殊国情”论的一般表述之中，割断了这种认识的连续性，以现实的认识代替了未来的设计，用思想束缚了现实，从而将“特殊国情”误读为“中国特色”。无论从任何一个社会还是一种文化来看，“特殊国情”都是一种既定的现实存在，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自在的历史形态。而依据于此提出的“中国特色”理论则是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设计，即未达成形态的描绘，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时间差异和性质差异。“中国特色”是基于“特殊国情”而确定的，但却是后者的优化组合。“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且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基础、科技文化落后”^[7]，这是“特殊国情”，但绝不是未来“中国特色”社会发达程度的预先限定。如果把“特殊国情”误读为“中国特色”，就必然会忽略从前者到达后者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是逐渐克服“特殊国情”的历史形态而实现现代化的艰难过程。

“特殊国情论”的文化哲学依据是文化特殊性原理，偏执于这种文化特殊性原理，既会造成思维方式的静态化又会造成思想内容的保守性。在中国目前所进行的文化转型中，它可能带来两种消极性功能。

第一，在排斥外来文化的功能上表现为一种防御心理，进而演化为一种保护落后的口号。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天朝”文化心态，这一心态在古代以“华夷之辨”而形成了有相当真实感的中华文化的普遍价值观。到了近代，在人类文化现代化的价值尺度下，“天朝”文化心态已逐渐变为一种狭隘、落后的地域文化观。对这一文化的固定，必然成为现代化的心理障碍，并成为“特殊国情”论的构成依据。

在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国粹派和“特殊国情论”在不同阶段承担起排斥外来、保守传统的同一任务。在文化转型的起点处，国粹派最先亮相，他们凭借民族文化的亲和感和国民对世界文明大势的隔膜，而使人们一时沉迷于“中华文明世界第一”的文化白日梦里。然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国民对世界了解加深，固有的民族文化亲和感已难以挡住传统文化的颓势时，国粹派的文化白日梦便自然破灭，日渐失去保守传统文化的力量。于是，第二道防线——“特殊国情论”及时登场。倡导者们沿用了国粹派所凭借的民族文化亲和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传统文化的颓势，然后以文化特殊性作为理论依据，提出“特殊国情”的理论。因为它具有理论上的合逻辑性和伦理上的亲和感，所以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最大思想障碍。

严格说来，在文化的价值判断上，国粹派与特殊国情论并不一致。前者在排斥外来、保守传统上比后者走得更远，与时代之间存在着更大的错位。他们不仅坚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且经过对传统文化的过分美化，而由文化特殊性的后门走向了文化同一性的前台：把中国文化特殊性扩大为人类文化的同一性，以传统文明为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尺度，表现出一种文化自崇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到了90年代，表现得更为强烈。

“特殊国情论”虽然在排斥外来、维护传统上与国粹派并无二致，但其文化哲学依据则是以文化特殊性始，又以文化特殊性终的。他们并不为世界文明立法，而是仅仅守望着自己的麦田。与前者那种传统的“天朝”文化心态有所不同，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文化自崇心理，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自卫心理，因为他们失去了将中国文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信。

“特殊国情论”表现为对固有文化的留恋和偏爱，所以它首先是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心理障碍而存在的。留恋与偏爱来自于一种民族文化的亲和感。在这种情感因素的作用下，人们的文化价值判断会出现错觉，文化重构会出现幻觉。情感如冬雪，遮掩了一切污秽和丑陋，中华大地呈现出一片洁净。爱之所至，甚至以丑为美：“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学理法理，既是洋货，自然完全不在话下了。”^[8]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特殊国情论者的心理失衡了，言语似乎失去了正常：“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9]即使是出自于一种崇高的文化情结，这种焦躁也只能表明其所钟情、所保守的固有文明确实已到穷途末路了。

曾长期担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以“物质文明为末，精神文明为本”的普通思维方式抵御外来文化的进入，而最有力的论据是“一国有一国之特性，则一国亦自有一国之文明”^[10]。在30年代中期开展的关于“本位文化建设”的大讨论中，“中国文化特殊性”成为本位文化派的主要依据。他们认为“中国虽是世界的一环，然而，中国始终是中国，中国自有其特殊性”^[11]。其实，虽然“特殊国情论”的理论倡导还仅限于一种偏执的文化情绪，限于一种理论主张，但是，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时刻，如果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的话，最终必将成为一个拒绝变革、保护落后的口号。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如果一种文化处于落后境地而一味去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还不包括国粹派式的对固有文明的执迷、自崇），那么就会使一些文化上的保守派从中找寻到反对变革、保护落后乃至反动的理论依据，至少对于变革传统者不提供支援。鸦片战争之后，针对一些开明士大夫的维新变法主张，封建保守派便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依据，来反对政体的变革。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最初传入中国时，反对者也是以“特殊国情”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以国家的名义，排斥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国情”不宜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文化人低微、经济落后至于如此的国家”，“想要以工业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革命建设的目的，哪里可以做得到？”^[12]与此相一致，“特殊国情论”为固有文化的一切落后、丑恶和反动都提供了有力的辩护。1914—1915年间，袁世凯为恢复帝制而大造舆论，其顾问和筹安会便散布说，中国有“特殊国情”，不适于共和，只宜实行帝制。这些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显然并不是真正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而是有着各自的目的和利益需要的。

以反对变革为目的的“特殊国情论”的倡导者们的思想本质，是拒绝接受外来文化，而且这外来文化中亦包含已经被他们承认的先进文化。事事以国情特殊为先，排斥外来，拒绝变革，只能表明文化发展的自甘落后。“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3]

第二，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功能上，国情特殊论又具有变形机制，表现出固有文化的消极性同化功能。

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外来文化的强势使中国固有文明丧失了传统的优势。经历了西学东渐的三个过程，西方文化步步紧逼，层层深入，促使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托古改制”式的比附机制，而开始有限度地接受外来文化。然而，“特殊国情”论使这种有限的接受发生了变形。

鲁迅把这种变形称为“染缸”效应：“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14]“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15]

和鲁迅一样，另一位新文化的先驱者李大钊亦有同感。他看到，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后，总是发生大大小小的变形：“大至政制，微至衣履，西人用之则精神焕发，利便甚溥，而一入于吾人之手，著于吾人之身，则怪象百出，局促弗安，总呈不相配称之观。”李大钊认为，发生此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西方文化，而在中国文化本身。因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中国人“以静的精神享用动的物质制度器械等等，此种现象必不能免”。^[16]

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价值体系，不同的价值体系必然具有不同的功能。文化的变革如果不是体系性的变革，其原有功能也必然被保留。当外来文化进入后，便通过同化功能而致使异己者发生变形。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有本质性的，有非本质性的，但还不能说是一种体系性的转化，受容的西方文化发生变形是必然的。

任何一种异己文明作为一个部分进入另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之中，都要被改变，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形。变形，也是一种适应和生效的过程。从最终结果来看，完全不发生变形的文化受容是不存在的。但是，文化变形的结果也具有两重意义，即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鲁迅曾用“腐败民族”和“腐败文化”^[17]对中国民族与文化中腐朽、劣质的构成部分进行诗化概括。这一结构使中国部分接受的现代文化发生消极性变形成为必然，这样一种文化体系使鲁迅们坚信，“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18]。

中国近代史成了一个必须面对世界亦必须容纳世界的文化变革过程。在西方文化的视野中，中国作为一种自然经济时代的文化系统，是一个被发现了的世界。而对于中国来说，西方文化的出现，却意味着世界的发现、“天下”的破灭，中国被迫进入了世界文化的洪流之中。这本来为中国进入世界而接纳现代文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但这个机遇伴生的痛苦过于沉重。痛苦不仅来自于政治的强暴和经济的入侵，也来自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巨大落差所造成的心理动荡。而后者的痛苦令寄生于传统意义世界中的特殊国情论者实在难以承受。于是，为了守旧而求新的努力必将把自强变成维持已经颓败了的意义世界的努力。由于“变器不变道”的悖文化逻辑的作用，即使对新事物有所接受，也“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19]。

鲁迅以科学为例，指出了传统文化的这种变形功能以及现代文化进入中国文化体系之后的命运：“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麻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鲁迅最后感叹：“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20]

前面说过，“染缸”机制是“特殊国情”论的最终效果。因为任何作为体系的文化，本身存在着对异己文化受容的缓冲和减损机能。文化传统愈悠久，文化积累愈丰富，这种功能就愈强，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同化力就愈大。中国传统文化具备丰富的同化弱势文化、排斥强势文化的功能和经验。当现代文化不是以体系整体性地被接受，而仅是部分被接受时，排斥力和同化力便同时发生作用，最终结果是使接受的现代文化发生功能的改变。在这样的状态下，被接受的现代文化部分，丧失了原文化体系的功能而获得了现文化体系功能，从而转而支持现文化体系的存在。在古代社会，中国文化面对弱势或落后文化，表现出了升华式的同化，曾创造出“大汉”文化、“大唐”文化的雄大气势。但在现代社会，沉迷于这种古老的故事，唱着“老旧的调子”，是“特殊国情论”产生的思想原因。鲁迅指出：“有人说，我们中国有一种‘特别’。——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鲁迅所指出的两点原因，一是“中国人没记性”，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亡了好几次了”。^[21]“老调子”是对历史的赞美，当辉煌逝去，便成了追忆。其实，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历史的辉煌除了一种历史知识的了解之外，已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即使再辉煌也与当代人无干，仅属于祖先，它已经成了一个消逝了的意义世界。“老调子”的咏叹，只能让人沉迷于过去，感叹今不如昔，从而强化对外来文化的抵御心理。中国人有过国家的危机感，有过民族的危机感，但这种“老调子”却使中国人鲜有文化的危机感。没有危机感的本质和结果就是一不能正视现实，二不能渴望发展。所以，这种“老调子”可能造成一个民族文化心态的失常。当现实溃败和落后时，艺术世界里却往往讲叙着一个个打擂比武中洋拳师趴在中国武林高手的脚下，而如何大长中国人志气的幼稚故事。甚至有些人还将此作为民族强盛的最好证明来向自己和世界夸耀。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似乎已被极度的民族虚荣心所取代。普遍的心理失落造成了情绪的焦虑，膨胀的防御机制不仅使外来文化发生了变形，而且使传统与自身也发生了变形。正如鲁迅所言，“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

[1] 鲁迅：《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卷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

[2] 谭嗣同：《短书——报贝元征》，见张木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3] 陈独秀致钱玄同的信，见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34页。

[4] 严复：《救亡决论》，卢云昆编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5]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卷1，第338页。

[6] 鲁迅：《热风·不满》，《鲁迅全集》卷1，第375页。

[7] 见《新华文摘》1994年第11期。

[8]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全集》卷1，第334页。

[9] 林损：《苦乐美丑》，《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0] 杜亚泉（高劳）：《现代文明之弱点》，《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

[11] 漆琪生：《中国本位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实质》，见马若芳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编，上海国音书局1936年版，第54页。

[12]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转引自吕希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页。

[13]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

[14]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三》，《鲁迅全集》卷1，第346页。

[15] 鲁迅：《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卷3，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16]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见《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17] 鲁迅：《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卷7，第324页。

[18] 鲁迅：《热风·“圣武”》，《鲁迅全集》卷1，第371页。

[19] 鲁迅：《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卷3，第109页。

[20] 鲁迅：《花边文学·偶感》，《鲁迅全集》卷5，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页。

[21] 鲁迅：《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卷7，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