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尚在过程中的全球化
●晚近以来，一项相当引人注目的学术发展，就是把理科中的生物学研究，跟文科中的人类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结合。分子生物学发现，地球上任何两个人的全部基因组之间的平均差别，仅为千分之一；而在父子间遗传的Y染色体基因组内，发生突变的概率又只有三千万分之一。此外，同一血缘团体的成员间，则在基因水平上对内享有共性，对外保有边界。这样，就不但为我们通过对比而研究血缘人群的遗传历史，也为我们追溯自远古以来就反复分化、融合的各种大型混合人群迁徙与互动的漫长过程，提供了科学手段。由此，经过国际上各基因组的合作排查，到我们为止的演化过程就空前清晰地展现出来，其大体上的情况是：在13亿年之前，出现了我们的“亲戚”草履虫；在300—400万年之前，人类从一种古猿演化而来；在200万年之前，人类第一次走出了非洲；大约10万年之前，他们又第二次走出了非洲。这意味着，我们几乎全都是第二次走出非洲的晚期智人的后代，或者说，当今遍布整个地球表面的人群，原本就来自同一个物种，而由于受到《圣经》掌故的影响，国外就把现代人类的母系起源形象地称为“非洲夏娃”；而来自这同一位“老母猴子”的后代，由于从那里出走到了世界各地，必须适应不同的环境而生存，就逐渐演化成了如今这种有同有异的样子。
●然而，人类历史正像《三国演义》所说，其大势是“分久必合”。这些已然来到世界各地、各自构建了不同文明系统的人科动物，毕竟还享有99.9%的相同基因，还可以相互通婚共同生子，所以也就免不了要相互沟通往来，而这就构成了跨文化研究的基础。比如，李零就曾在《中国学术》上撰文指出，古代中国有一种重要的艺术主题，那是用若干不同种类的动物（鹰、狮、虎、鹿、羊等）混合而成的、背生双翼的想象动物，它们被广泛用于各种不同的材质（金、银、玉、石、陶、铜等），流行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品中。长期以来，这曾经被当作我们最典型的国粹，然而，作者通过搜集先秦两汉时期的典型材料，并与域外的类似主题进行比较研究，却发现这是一种虽已被“中国化”却仍“大有胡气”的艺术主题。——这个案例相当扎实地说明，早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就已经有了横跨亚洲大部的绵延艺术主题，所以这种视觉表象作为一种确定的文化遗迹，足以说明那个时候就有相当广泛的人类交往，虽然我们还无须用“全球化”来命名它。
◎中国的有翼神兽，无论就文献记载看（如《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还是从文物形象看（如依托狮子的形象），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艺术有不解之缘。它在中国艺术中的出现似可上溯到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是从那时突然出现，逐渐发展为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其流行时期主要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这一段。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公元前6—3世纪），即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期大致同步而略晚，中国也有很多类似发现，它们是以铜器和铜器纹饰为主，即主要是小件青铜器或青铜器的装饰物。主题，最初是以典型的格里芬即鹰首类最突出（战国以后逐渐衰亡），但带翼鹿（麒麟）、带翼狮和带翼虎也已出现，主要类型都已齐全。它们的风格与西亚等地流行的格里芬在主体特征上是一致的，比后来更有外来特点。[2]
●到了近代，随着合理性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发展，人类各个群落间的这种交往，也就变得更加常见甚至常态化。比如，英语世界的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写过一本有趣的书，此书通过对几幅艺术画面的分析，生动地展示了一个逐渐在人类欲望的膨胀下变得狭小起来的物质世界：“在一幅绘画中，一名荷兰军官倾身向前，正对着一名面带笑容的女子。在另一幅画中，一名女子站在窗口，掂量着几枚银币。在第三幅画中，水果从瓷碗中滚出，滑落在一条土耳其地毯上。维梅尔的绘画作品向来以美丽与神秘征服世人：这些描绘精巧的动人时刻背后隐藏着何等奇妙的故事？正如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尽管这些图画的含义似乎十分私密，但它们实际上为世人打开了通往一个迅速扩张的世界的大门。军官戴的时髦帽子是用海狸毛皮制成的，当时的欧洲探险家从土著美洲人那里用武器换取海狸毛皮。贩卖海狸毛皮的收益则为水手寻找前往中国的新航线之旅提供了资金支持。在中国，欧洲人用秘鲁银矿出产的银子，购买了数以千计的瓷器，瓷器成了这段时期荷兰画作中最亲切的常客。卜正民追溯了迅速成长的全球贸易网络，正是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让海狸毛皮、土耳其地毯和中国瓷碗同时出现在台夫特（Delft）的客厅里。”[3]
●即使如此，在以往那些相对寂静的岁月里，人们还是无法想象，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竟能变得像现在这样频繁、密切、嘈杂，甚至成了须臾不可稍离的生存手段。到了今天，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起居中，我们也是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总是离不开作为整体的“全球场”。——只不过，这种整合却带来了让人爱恨交加的双刃剑。一方面，我们由此好像是更加自由了，从这个疆域到那块疆域，大家可以轻易地飞来飞去，享受到各种文明的发明与特色。可另一方面，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中所说，在地球越变越狭小逼仄的同时，人类生存的空间也被日渐压缩，使大家的心情与感受越来越紧张，因为地球上任何角落的突发事件，都可以即时地传播到我们耳朵里，要求全体人类进行风险共担，从而构成心跳加快和夜里失眠的理由。
◎自20世纪50年代起，无论人们身处地球的何方，彼此之间的联系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密切。全球性的接触（在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的意义上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形式更加多样，发生得更加迅速，影响也更加深远。全球意识已不再局限于学者和精英人士偶尔谈起的话题，而已成为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和各个阶级的人民的日常生活经验。且看主要或完全是在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许多新型的全球联系：因特网、电视、卫星、光纤电缆、航空、全球会议、洲际连锁生产、全球营销策略、电子货币和金融、近海地带、洲际导弹、国际刑警网、全球人权工具、联合国体系、气候变化、同温层臭氧损耗、生物多样性丧失、全球性体育竞赛、“世界纪录”、“世界音乐”以及从外层空间拍摄的地球照片。在此之前的数代人都对这些全球性的事物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4]
●网上有段广泛流传的俏皮话，虽然话说得有点损，却也不妨说是歪打正着地，从消费或欲望的角度，说明了当代生活的全球化程度：“住英国房子，买俄罗斯别墅，用瑞典手机，戴瑞士手表，做泰国按摩，洗土耳其桑拿，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意大利皮鞋，看巴西足球，观奥地利歌剧，活日本长寿，拿丹麦津贴，领沙特工资，当中国干部！”当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不可能这么过分——即使在今后也不可能，因为地球的资源根本就承担不起。不过，随便往周围打量一下，会发现我们日常起居中的全球化程度，其程度也已相当不低。比如，让我们随便放纵一下想象吧：早上起床去一趟卫生间，就可能用到西班牙的洁具、韩国的牙膏和日本的肥皂；再走进书房打开笔记本电脑，也可能正是美国的苹果品牌；在电脑上浏览一则新闻，那可能正是法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接着又接到一个电话，就算那不是留学的孩子从新西兰打来的，使用的也可能是芬兰公司的手机；再吃一顿简单的早餐，就很可能吃到奥地利的奶酪、意大利的橄榄油、澳大利亚的燕麦片，餐后，还可能再吃几粒美国的多维、巴西的蜂胶和韩国的人参胶囊；然后开车去上班，开的很可能是德系的车，而车载收音机却来自新加坡，播放着俄罗斯的老歌；到单位后再看看一天的日程，很可能要回复来自日本的电邮、讨论派驻非洲或马来西亚的项目，接待来自丹麦、瑞典或挪威的访客……
●不必接着再往下具体推想了，那会根本没有尽头。如果说，在老舍的名剧《茶馆》里，那位反派人物唐铁嘴的逗笑台词，就已经让他有某种国际化的感觉——“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那么相比起来，大家今天的日常生活，就连说是让八国联军侍候着，恐怕都还嫌不够带劲儿，根本就是被联合国在侍候着！而讽刺的是，这种日常生活的密切国际化，的确很便于让国人去抵制“哪国货物”，因为几乎触目就能找到相应的对象；可反过来说，让那些极端人士感到懊恼的是，他们由此也最终“制裁”了本国同胞，因为无论其制造商还是所有者，都跟中国本身脱不开干系。
◎我们来看一个活生生的全球化的例子。全球化的故事可能就藏在一块小小的计算机硬盘（hard disk drive）之中（如果这个计算机是1995年以后买的）。拆开计算机，我们会发现，硬盘可能就是Seagate公司生产的——Seagate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硬盘生产商。这个硬盘有一个部件叫做脑件（head）（读写数据的设备），一般由两道工序制成，一是薄件（wafer）制作，一是称之为HGA（Head-Gimbal Assembly）和HAS（Head-Stack Assembly）的工序。薄件制作是硬盘生产中技术最尖端的工序，Seagate公司把它安排在美国和北爱尔兰；HGA是硬盘生产中最不需要技术、劳动力强度最大的工序，被安排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脑件中的印刷电路板在泰国制造，而把元件装入印刷电路板则安排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硬盘还有一个部件叫作媒质元件（media）（信息存储设备），是硬盘生产中技术较为复杂的一部分，最近从美国移到了新加坡。还有一个部件叫作马达（motors）（使媒质元件精确旋转的设备），被安排在泰国制造（也有可能从日本进口，日本的Nippon Densan公司占有75%的世界市场）。最后一道工序是硬盘组装，要求的技术比较低，安排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5]
◎时空的客观特性经历了彻底革命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自己阐述世界的方式，有时候需要以十分激进的方式。我使用“压缩”这个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主要是由生活节奏的加速来表征，然而如此克服空间障碍，就会使世界有时候看起来是向我们内部崩塌。[6]
●另一个让人困惑之处在于，尽管“全球化”紧紧包围着我们，而且研究它的专著也是汗牛充栋，但在另一方面，所谓“全球化”这种东西，却又像海市蜃楼般的幻象，让人看得见而抓不住。英国学者斯图尔特指出，“全球化”更像一个口号性的用语：“‘全球话语’变得尽人皆知，只不过是最近的事情。几个世纪以前，人们相信地球是圆的之后，就开始用‘global’这个词表示‘地球’（the planet）。不过，在大众英语说法中，‘global’这个形容词除了它原来的‘球体的’这个意思之外，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表示‘全世界的’（OED，1989：VI，582），50年后，‘全球化’及‘全球主义’等词语出现在一篇发表的论文中（Reiser and Davies，1944:212，219），‘全球化’一词第一次出现在词典（美式英语词典）中是在1961年（Webster，1961：965）。”[7]或许正因为这样，当大家争着去填充这个“能指”的时候，“全球化”一语的实际所指，也就难免言人人殊了。简单说来，各国学者围绕着“全球化”的问题，几乎对每件事都没有共识，对任何侧面都有不同意见，而各方还都既能讲得振振有词，又会争得面红耳赤。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经指出的：“‘全球化’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钥匙。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8]
●比如，轰动一时的《帝国》一书，曾经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式微：“通向帝国之路出现在现代帝国主义的衰落之时。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帝国通过指挥的调节网络管理着混合的身份、富有弹性的等级制和多元的交流。帝国主义的世界地图明显的民族—国家色彩，已经被合并、混合在帝国全球的彩虹中。”[9]然而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科学协会主席克雷格·卡洪，却又在《中国学术》杂志上撰文指出，上世纪90年代盛行的全球化设想，一反在此之前对于认同政治或群体凝聚力的宣传，转而去鼓吹全球社会对于地方问题的人道主义干预，并且盛赞混合、多元和重叠的政治身份。可是在国际学界，却很少有人反过来注意到，当前民族国家间的普遍斗争，倒正是少数几种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10]
◎内格里和哈特似乎夸大了全球化网络社会的范围（卡斯特也是如此）。政府仍然管制国内贸易，并因在国内使用刺激措施而取得了具体的成果。我们经常把环境问题归咎于全球化，事实上，这是政府政策的后果，比如巴西政府资助伐木公司（Gilpin，2002）。不存在所谓的全球劳动力市场，因为富裕国家对移民有着严格的限制。作为公民，天生就有权利和义务待在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一些国家一直在保持着令人羡慕的福利方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其在国际组织见到的伪善的自由贸易提出了尖刻的批评。他说，美国人说自己支持自由贸易，但却反对进口（2002）。换句话说，没有理由相信全球性网络社会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11]
●在一方面，《纽约时报》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撰写了他那本有名的《世界是平的》，在该书中以高超的技巧和乐观的态度，为读者描绘了全球化为世界带来的“平坦化”。——他具体列举了十辆推平世界的推土机，从视窗开启到网景上市，从工作流软件到资源开放，从外包到离岸生产，从供应链到内包，从信息搜寻到轻科技“类固醇”，而凡此种种都跟信息与通信技术有关。弗里德曼据此认为，在这个因信息技术而密切互联的世界，由于全球的市场、劳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普遍共享，就都可能以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来实现。由此一来，在这种的普遍竞争环境中，一个“平坦化”的世界经济，对于所有的人都将是一件好事；在这个意义上，由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尤其会使发展中国家从中获益。
●然而，另一方面，任教于哈佛的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却指出，虽然不能否定全球化的好处，却要反对这种靠不住的乐观主义，误以为它已是在势如破竹地、义无反顾地行进。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全球化的倾向既非不可避免的，也非不可抗拒的，它既然源自美国的强大经济影响，也会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而退潮。第二，所谓全球化运动还远远没有真正全球化，它所触及的地区还相当有限，还受制于各国的具体条件和边界，还远未达到在市场、服务和生产方面的一体化。第三，超地域和后主权的治理还只是刚刚萌芽，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也还相当有限。第四，与此同时，一些超国家治理的组织，又往往反映了少数国家的意志，其领导权往往是被垄断的，其操作往往是不透明的，其裁定也往往是不公平的。第五，实际上，全球化只不过是各种技术手段的总和，而这些手段又可以为各种国家和个人所利用，而由此导致带有各种偏向的行为，与启蒙运动所构想的那个科学、理性的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偏离与落差。[12]
●由此综合而言，首先，就共同卷入而言，诚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跳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它也是以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过程。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被‘全球化’——而对被‘全球化’的人来说，被‘全球化’的意义大体上是相同的。”[13]其次，在客观事实方面，又如罗兰·罗伯逊所说，“当然，关于全球联系的总体计算是高度概括的，绝不意味着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平等地全球化了。相反，不同地方全球化的程度是不同的，尽管全球现象现已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人。比如，地球上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逃避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然而，全球事务对一些地理区域和一些社会群体的影响总要大于对另一些区域和群体的影响……简言之，虽然全球联系遍及整个世界，但其覆盖在地理上和社会上却不均衡。”[14]第三，在主观认识方面，也如斯图尔特所说：“我们对全球化进程的理解范围还很窄，仅限于重要方面。而且，全球化论争的水平通常令人失望。许多讨论的措辞听起来都像是名言警句。许多观点要么过于武断，要么过于泛泛。政治偏见通常对人们有巨大影响，以至于他们只顾发表自己的意见，却不太肯倾听别人的观点。绝大多数论述缺乏审慎、准确、前后一贯的概念。争论的范围狭窄，讨论通常只侧重于某一方面（文化、生态、经济、历史、法律或政治方面），却没有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讨论。”[15]
◎应当用什么词语来描述我们将要论证的主题？这个词语当然不是“全球化”。“全球化”这个词语一度用来表示一种市场战略，随后又用来表示一种宏观经济的主题，现在，它似乎囊括了所有的事物，也可以说，它什么都没有囊括……[16]
●那么，到底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呢？我个人认为，这种混乱的知识状况，正说明热闹的全球化其实尚在过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恰如大卫·赫尔德等人在《全球大转型》中所指出的，全球化可被精确地定义为：“体现社会关系和贸易在空间组织上的转型（用它们的扩展范围、强度、速度和影响来评价）并产生跨陆、跨地区的流动和活动、相互影响和权力行使网络的一个（或一组）过程。”[17]而由此才可以想见，一方面，正因为它确是一个过程，所以，最早敏感到此一过程的人，也就基于英语中global（全球）的这个词根，创造出了globalization（全球化）这个新词，借以摹状和界定这种趋势。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还只是个过程，所以，它的发展就没有那么均衡，而且无论是哪种新颖的苗头，都有仍然与之相反的倾向，纷乱复杂地掺杂其间。换句话说，一方面，正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过程，所以它已给人类知识带来了确定的冲击，甚至可以这么说，像《全球化百科全书》这种图书的编纂，足以说明它已经为以往的知识，重新洗过了一次牌，打了一个结，或升了一次级。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它还只是个过程，所以所谓“globalization”一词，其全部意思就应是各种不同义项的叠加，可以同时用来指称“国际化”、“自由化”、“世界化”、“西化”和“超地域化”。
●学者们面对上述纷乱情况，往往会利用排除法来粗取精。然而我的想法却截然不同，因为我本人一向认为，如想摹状一个尚且处在过程中的状态，那么，面对各种解释纷然杂陈的乱局，最好利用同等复杂的思维方式，把围绕某一词语的各种义项进行叠加，乃至在历史的发生过程中，进一步寻绎出各义项间的来龙去脉，以便综合起来、而不是非此即彼地，对它们进行阐释与应用。这种并列语义而寻找脉络的方法，是我以前自行摸索着试用的，过去，我曾用它处理过古汉语中的“天”字，也曾用它处理过现代汉语中的“国学”一词；不过，我到现在都还没给这种方法想好一个名字。但无论如何，关键的区别却明摆在那里：如果别人老是想用严酷的逻辑，去清洗日常语词的混沌用法，我却宁愿以宽大包容的姿态，从这种混乱中看出文化史的脉络来，也看出在语言在实际运用中的潜在理由来。
◎我的这种方法，应当和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的方法不同，因为后者的主旨在于透过概念的关节点，来管窥文化共同体的深度发展；而我则反其道而行之，想要假道于文明的曲折进程，去丰富地把握一个词的综合含义。此外，我的这种方法，应当也和《高级牛津英语词典》的做法不同，因为后者只是在进行简单枚举，而那些被突兀并列出来的各种词义，好像仅仅是在相互证明着对方的荒谬，或者对方的不可思议，却并没有显出文化发展的脉络，哪怕那历程是偶然和曲折的；而我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想要从那些并列的荒谬中，看出某种人类文化的逻辑，从而在深度的理解中，把这些义项给贯穿起来。[18]
●不过所见略同的是，由罗伯逊和肖尔特主编的《全球化百科全书》，看来也运用了类似的方法，他们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可以细分为“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而由于所有上述的四个概念，都指称着对于现有民族—国家框架的超越，它们彼此间就可以重叠与互补。尽管我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对他们的这种界定尚持一定的保留，因为他们大概是由于身处西方，就会不太敏感全球化中的“西化”侧面，但无论如何，我却可以赞同他们的基本方法，也即当人们运用“全球化”这个术语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就是同时利用了它的多重含义，而又有可能暗中对其中的某一侧面，给予了更多的或者并未自觉到的偏重与强调。正因为这样，当我们倾听有关“全球化”的种种言说时，就应当仔细地辨析其中的微妙区别，进而有时候向其言说者挑明它。
◎当全球化指国际化时，它指涉的是交易的增长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沿着这些路线，“全球的”概念或多或少地等同于“国际的”（国家之间）和“跨国的”（跨越国家）。在这种设想之下，一个全球化的局势牵涉跨越国家界限的不断流动。在这种宽泛的理解中，衡量全球化的是更大规模的国际间（即跨越边界）的物、观念、投资、信息、微生物、金钱、人及污染物的流动。国家间贸易数量、范围和频率的增长也说明一个地区性的时间和条件会日益影响另一地区的状况。因此，在这一研究方法中，全球化强调更大的国家间的相互依赖。
一个更为具体的国际化观念将全球化界定为自由化。从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学家中十分盛行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指消除对国家间跨边界流动的官方限制的规定。换句话说，在国家权威部门减少或消除贸易障碍、对外交换限制、资本控制、国际广播与计算机网络的通讯阻碍及签证要求等措施时，国际交易就会增长，这样全球化就指“开放的”、“自由的”国际市场的产生。
将全球化看作普遍化的第三种用法描述一个过程，其中越来越多的事物与经验播散给地球所有居住地上的人们。按照这第三种理解，全球指的是“世界范围的”、“所有地方”。例如当代社会正经历电视台、养牛业、艾滋病、现代性、雷格舞、寿司吧等的全球化，因为这些及无数其他传播到人类的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将全球化解释为普遍化的观念经常产生的假设是：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本质上是文化上倾向于同质的世界。这种论述经常将全球化描述为“西方化”、“美国化”和“麦当劳化”，而其他的观点将全球化解释为具有多种竞争的普遍化倾向的局势。一些学者以这种方式将全球化的特征描述为“文明的冲突”。
最后在第四种定义中，星球化的概念将全球化描述为在地球这个整体的层面上展露社会关系的一种倾向。在这种方法中，无论居住在哪里，当人们越来越能够彼此直接联系，全球化就产生了。例如，电话和因特网使横穿星球的通讯成为可能；大陆间弹道导弹促成了贯穿星球的军事联系；气候变化包含横穿星球的生态联系；美元和欧元等货币成为全球性的货币；“人权”和“宇宙飞船地球”的话语深化了横跨星球的意识。这些增长与许多其他横跨星球的联系形成了对社会地理学的重组，以便让“社会”既在全球的平台上又在区域性地带、国家范围及地方领域得以存在。这样，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星球自身成为一个社会场所，大于领土空间并与之不同。实际上由于星球的社会关系比领土地盘、领土距离和疆界更多地由地方、国家和区域性的框架来定义，一些分析学家把跨星球的全球化与去解域化进程联系在一起。[19]
●尽管人们在日常语言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上述几重义项叠加并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几重定义的重要性，在当今语境中就是自动相等的。按照罗伯逊和肖尔特的说法，“全球化的前两个含义（国际化与自由化）在国家领地间根据社会关系的方式而形成”，而“后两种含义则是在全球的范围内形成的”。所以，尽管上述四重定义都涉及对于民族—国家的超越，但“前两种含义仍然将国家单位作为它们主要的参照点”，而后两种含义则“将地理上的坐标方格从领土性的框架转向星球的框架”。由此可以想到，尽管前边谈及的多重义项，在把握全球化的时候都是不可偏废的，然而，却唯有“星球化”的这一重义项，才强调了人类横跨星球的空前联系，才构成了某种新型的知识范式。
●总之，全球化还处在过程中，还处在方生方成中。一方面，无论如何都应看到，正因为该过程已经发展到了某个临界点，显出一种确定不移且又日益加速的趋势，人们对它的认识，才会从西方化、国际化、世界化，转而发展到了普遍化、全球化、甚至星球化，而且还特别强调后者的“社会—地理”性质。可另一方面，又必须时刻清醒地看到，这种趋势毕竟是人类社会的趋势，要由人类这种主体来历史性地接力完成，所以，它就不会像以往臆想的那样，竟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这个过程能否最终完成，以及到底朝向什么方向完成，除了其他的决定因素之外，还要取决于一代代人类成员的主动选择，其中也可能包括扭转式的转折。
[1]本文节选自长篇讲稿《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由于原稿共分为十节、长达九万字，无法在篇幅上跟其他同事的讲稿相协调，这里就只截取了它的前两节，并统一冠以第二节的小题目。当然，也应把原稿各节的标题附在这里，以使读者们能略窥全豹：
1. 尚在过程中的全球化
2. 全球文化与文化全球
3. 冲击案例之一：申遗
4. 冲击案例之二：语言
5. 冲击案例之三：建筑
6. 冲击案例之四：电影
7. 冲击案例之五：熊胆
8. 冲击案例之六：通识
9. 自我殖民与中体西用
10. 带着警觉去加入全球
[2] 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中国学术》，第5期。
[3] 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贸易的兴起》，刘彬译，“引言”，文汇出版社，2010年。
[4] 罗兰·罗伯逊、扬·阿特·肖尔特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页。
[5] 张苏：《经济全球化：良性的规则何以可能？》，《经济学家》，2005年第1期。
[6]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lackwell, 1990, p.240.
[7] 简·阿特·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王艳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8]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绪论”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9]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耐格里：《帝国》，“序言”，第2—3页。全书由杨建国、范一亭译，“序言”由佘江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 参见克雷格·卡洪：《后民族时代来到了吗？》，《中国学术》，第21辑。
[11]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全球化的关键概念》，周云水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86—87页。
[12] 参见斯坦利·霍夫曼：《全球化的冲突》，刘慧华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13]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绪论”第1页。
[14] 罗兰·罗伯逊、扬·阿特·肖尔特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导言”第2页。
[15] 简·阿特·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第41页。
[16]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苗华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17] 转引自褚松燕：《评赫尔德等：〈全球大转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国学术》，第4辑，2000年。
[18] 刘东：《与何恬论学书》。
[19] 罗兰·罗伯逊、扬·阿特·肖尔特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第304—305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