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道义逻辑、人工智能与法律
——霍菲尔德法律关系形式理论的应用
一、冯·赖特与道义逻辑
逻辑学自亚里士多德之后，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停滞不前，仿佛诞生之日就是终结之时。19世纪和20世纪，逻辑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开疆拓土，迎来辉煌，成果之一就是模态逻辑（modal logic）的出现。
“模态”（modality）的概念来自于康德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将知性分为四类先验范畴：量、质、关系、模态。模态就是时间的包容性，包括“可能性与不可能性”（Possibility-Impossibility）、“现实性和非现实性”（Existence-Nonexistence）、“必然性和偶然性”（Necessity-Contingence）。[87]
狭义上的模态逻辑研究关于“必然的”（necessarily）和“可能的”（possibly）的命题，而广义上的模态逻辑则包括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逻辑体系，如道义逻辑（deontic logic）、时态逻辑（temporal logic）、信念逻辑（doxastic Logic）等。
模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差异在于：形式逻辑不面向应然世界，而模态逻辑则将“必然”“可能”“必须”“允许”等模态词引入逻辑体系，对含有模态词的命题进行推理和论证。
道义逻辑与法律具有密切关系。“deontic”一词源自于希腊语，意即“义务”。道义逻辑研究关于“规范”的推理与论证[88]，所谓“规范”主要是指义务、许可和禁止等。这是法律、道德、伦理所运用的独特的概念和逻辑，是其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本质。
道义逻辑的出现改变了法律理论与逻辑学“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但道义逻辑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它是否具有真值（truth value）？如果没有真值，如何成为逻辑呢？法律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吗？此为乔根森困境（Jörgensen's dilemma）。[89]其实，道义逻辑虽不具有真值，但它的特质是“有效性”（validity），同样具有逻辑的本质。[90]
在中世纪，道义逻辑已经萌芽。[91]但是，道义逻辑的正式创立，应当归功于芬兰哲学家冯·赖特（Georg Hendrik von Wright）。1939年他在剑桥大学见到维特根斯坦，改变了他的学术人生。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具有哲学天赋，邀请他担任剑桥大学的哲学讲席。冯·赖特的哲学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受维特根斯坦的嘱托，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维特根斯坦的文稿全集；二是他创立了道义逻辑。
1951年，正是维特根斯坦去世的那一年，冯·赖特在《心灵》杂志上发表了经典论文《道义逻辑》[92]，此文标志着现代道义逻辑的诞生。
冯·赖特认为，道义逻辑是模态逻辑的一个分支。他将模态逻辑中的关于“必然、可能和偶然”的命题称为真理模态（alethic modality），将道义逻辑中的“义务和许可”等命题称为道义模态（deontic modality）。
真理模态概念划分为三种：必然（necessary）、可能（possible）、偶然（contingent），三种概念都指向“真”。道义论模态概念也分为三种：义务（obligatory）、许可（permitted）、禁止（forbidden）。三种概念都指向规范，分别定义为：义务（we ought to do）、许可（we are allowed to do）、禁止（we must not do）。
冯·赖特比较了真理模态逻辑和道义模态逻辑，发现两者之间具有相似性：
真理模态逻辑中的“必然”运算子□，相当于伦理和法学中的规范概念“应该”，后者用大写字母O（obligatory的首字母）表示。
真理模态逻辑中的“可能”运算子◇，相当于伦理和法学中的规范概念“许可”，后者用大写字母P（permitted的首字母）表示。
真理模态逻辑中的“不可能”运算子¬◇，相当于伦理和法学中的规范概念“禁止”，后者用大写字母F（forbidden的首字母）表示。
冯·赖特的道义逻辑的系统有四个层次的要素：
第一要素是“行为”（act）。冯·赖特说：“首先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预备性问题，被宣称为义务的、允许的、禁止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将称这些‘东西’为行为（act）。”
第二要素是道义算子（deontic operator），就是上述的规范概念：O、P、F。
第三要素是命题（proposition），即道义算子和行为的结合形成的语句，如禁止抽烟（F抽烟），或允许A行为（PA）。
第四要素是道义分配法则（Principle of Deontic Distribution）和命题逻辑原则（Principle of Propositional Logic），即命题中的行为与行为之间或命题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冯·赖特研究了行为的各种可能的逻辑关系，并予以符号化：
首先是行为的否定关系（negation），他以A表示某特定行为，该行为的否定就是~A。此外，他还以“合取”（conjunction-），析取（disjunction-），蕴含（implication-），同值（equivalence-）表达两个行为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并分别用符号表示如下：A&B、AvB、A→B、A↔B。
冯·赖特最有价值的研究在于许可和义务、禁止之间的关系，他发现了许多逻辑原则和规律，但是，若在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矩阵中审视，冯·赖特的某些发现显然是错的，后文将重点阐述。
冯·赖特在分析过程中，使用了各种符号化表示：P表示许可，许可某行为表述为“PA”，禁止某行为表述为~（PA）。O表示义务，如果某行为是义务，则表示为OA，也可以表述为~（P~A）。
冯·赖特分析得到的关于“许可和义务、禁止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概念或规律，这里选取一二，予以阐述：
第一，关于许可。
如果对于一个具体行为，它的正面和反面，都被许可，例如：我们可以抽烟（We may smoke），但我们也可以不抽烟（but we may also not smoke）。此在道义上就是“Indifferent”，用冯·赖特的英语原文表述就是：“Hence smoking is here a morally indifferent form of behaviour。”冯·赖特所谓的“Indifferent”在中文语境中，比较难译。直译应为“漠不关心的”，准确的含义应该是“法律不规范”，通俗地说，即法律对该行为不关心，不加以规范，或法律保持沉默。逻辑学学者周祯祥先生翻译为“中立的”。[93]道义上的“Indifferent”，被表示为：（PA）&（P~A）。
第二，关于禁止。
一个行为与该行为的相反行为，都被禁止，其符号表示就是：~（PA）&~（P~A），冯·赖特认为这是逻辑上的矛盾。例如抽烟行为和不抽烟行为同时被禁止，就如同在真理模态中，一个命题及其相反命题都被认定为不可能（impossible），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也如在认知模态中，命题和命题的否定面都被证伪（false），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94]
其实，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他将道义模态与真理模态、认知模态进行简单的类比推理，这是错误的根源。他将行为和相反行为视为命题和相反命题，将行为之间的相反关系，演绎为命题之间的否定（negation）关系，逻辑上存在错位。
在道义世界中，例如在法律的世界中，对行为和相反行为同时加以禁止，按照霍菲尔德的术语可表示为Duty（+）和Duty（-），它们在逻辑上不矛盾，可共存。它们的矛盾性表现在规范内容的矛盾，即两个规范所规范的内容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同时被履行的，但是，两个规范的逻辑形式是不矛盾的。[95]
第三，关于许可和禁止的关系。
他发现：如果不许可，就是禁止。或曰：对许可行为的否定就是禁止行为。例如，我们不被允许盗窃（We are not allowed to steal），则就是：我们不应盗窃（We must not steal）。
第四，关于许可和义务的关系。
他发现两个规律，用符号表示为：
（1）PA等值于¬O¬A，即PA↔¬O¬A表达一个道义重言式。
（2）OA蕴涵着PA，即OA→PA表达一个道义重言式。
此外，他还发现：如果许可B，则许可A。反之，在逻辑上必然推演出：如果禁止B，则必然禁止A。符号公式表示为：（（PB）→（PA））→（N（PA）→N（PB））。
冯·赖特没有最终完成道义分配法则和命题逻辑原则，他试图找出其中的逻辑真值，他说：“如果在道义逻辑中存在特别适用的逻辑真值（logic truth），道义逻辑的研究将十分有趣。”
道义逻辑的出现对于法律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道义逻辑是法律推理的概念脚手架，是理解法律体系和法律推理的重要的工具。道义逻辑创立之后，经过后来的学者的努力[96]，道义逻辑发展迅速。
二、霍菲尔德法律关系形式理论与道义逻辑
冯·赖特的经典论文《道义逻辑》发表于1951年，霍菲尔德的经典论文《司法推理中的基本法律概念》发表于1913年，其间相距38年。冯·赖特不是法学家，他没有阅读过霍菲尔德的论文，更不可能发现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理论对于他创立的道义逻辑的重要意义，霍菲尔德不是逻辑哲学家，他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研究是一项道义逻辑的基础工程。两位天才遗憾地错过了。
冯·赖特的经典论文《道义逻辑》贡献卓著，但文中的模糊、歧义甚至错误之处也不少。如果当年写作时他读过霍菲尔德的论文，他对于道义逻辑，尤其是法律领域的道义逻辑的结构会有更为深刻的洞见。霍菲尔德虽然读不到他去世33年后冯·赖特发表的《道义逻辑》一文，但是，精神与思想是可以超越时空进行对话的。
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形式理论可以对冯·赖特的道义逻辑进行如下的修正和完善：
第一，冯·赖特以规范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而霍菲尔德以法律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冯·赖特将道义逻辑的命题分为三种：义务（obligatory）、许可（permitted）、禁止（forbidden），他研究的对象实质上是规范（norm），而非规范命题（norm proposition），而霍菲尔德的研究对象则是规范命题，之后的分析法学家已经指出这一问题。[97]规范（norm）实质上是规范行为，而规范命题（norm proposition）实质上是法律关系，道义逻辑应当研究法律关系，冯·赖特搞错了道义逻辑的本体论。
第二，冯·赖特的三个词项（道义算子）：义务（obligatory）、许可（permitted）、禁止（forbidden），表面上，义务和禁止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词项，但实质上是一个概念，差异仅在其规范的客体即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在霍菲尔德的概念矩阵中，这两个概念都是用duty来表示的，前者表示为duty（+），后者表示为duty（-）。冯·赖特没有透视到这一点，根源还是在混淆了规范和规范命题，因为不同形式的规范，其内容可能指向同一形式的法律关系。
第三，冯·赖特的三个道义算子不包括授权行为，所以，法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权力（power）在冯·赖特的道义逻辑中找不到地位。而霍菲尔德的概念矩阵中，权力（power）是第二个矩阵中的核心概念，霍菲尔德的体系更为全面和精致。
第四，冯·赖特借用真理模态（alethic modalities）逻辑来推演道义模态逻辑，他称之为“莱布尼茨法则”，如此简单的类比推理，有失逻辑学的严谨性。[98]而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的关联性关系理论，实质上就是道义逻辑中的演绎律，从right（claim）演绎出duty，从no-right（no-claim）演绎出privilege，从power演绎出liability，从disability演绎出immunity。此种演绎律在冯·赖特的道义逻辑中是空白的。
第五，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的相反关系理论，实质上提出了道义逻辑中的矛盾律。在霍菲尔德的概念矩阵中，right和no-right、duty和privilege、power和disability、liability和immunity构成相反关系。但是，冯·赖特在道义逻辑中，简单地套用真理模态和认知模态（epistemic modalities）中的逻辑，类比推理，论证有硬伤。
以往，法律推理主要适用的是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法律领域中的适用。但是，随着逻辑学的发展，法律推理不仅仅适用三段论，还适用新的逻辑，即道义逻辑。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的关联性和相反性（否定性），为道义逻辑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笔者一直揣度，为什么霍菲尔德如此完美地发现了八个概念的矩阵？为什么之前的法学家只停留在claim、duty、power三个概念上，而无突破？一种极大的可能是，霍菲尔德首先掌握了法律关系中的关联性和否定性两种逻辑，并以此推理，即可轻而易举推导出其他五个概念。也许他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99]
三、法律逻辑的符号化：从莱布尼茨到霍菲尔德
逻辑数学化是莱布尼茨的设想，他设想一种普遍的数学，对世界的结构给出一套符号的表达系统，可以作为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基础。莱布尼茨毕生怀着希望，想发现一种普遍化的数学，或“普遍的符号语言”，他称之为“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万能数学），他说：
有了这种东西，我们对于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就能够几乎像在几何学和数学分析中一样进行推论。万一发生争执，正好像两个会计员之间无须辩论，两个哲学家也无须辩论，因为他们只要拿起石笔，在石板前坐下来，彼此说一声（假如愿意，有朋友作证）：我们来算算，也就行了。[100]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出生于德国莱比锡。他从弗莱堡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完成一篇关于在法律案件分析中如何运用“理性”的论文，但是，弗莱堡大学拒绝接受该论文，于是他向纽伦堡阿尔特道夫大学申请，于166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担任过法官，之后长期在汉诺威（Hanover）王室供职，他是外交官、图书管理员和历史学家，业余时间研究哲学和物理学。他与牛顿几乎同时创立了微积分，他是第一位提出系统的科学的现代法典（a systematic scientific legal code）设想的人[101]，也是第一位提出逻辑符号化、数学化的人，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他梦想发现“人类思想的真正字母表”（a true alphabet of human thought）和操作这些符号的计算工具（calculational tools for manipulating these symbols），他是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法律领域的第一位预言者。[102]
法律推理数理化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法律实践。在法庭上，许多法律辩论是无谓的概念之争和逻辑之争，导致法庭辩论“泡沫化”，耗费巨大的司法资源。在法律的数理逻辑发达后，法庭辩论“泡沫化”将消失，因为那些无谓的概念之争和逻辑之争将不再通过辩论解决，而是通过计算解决。
数学的本质就是逻辑的符号化，计算机技术运用于法律领域，需要一套适合计算机识别和运算的符号系统，此即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法律本体论（legal ontology）。法律概念和逻辑需要经过符号化、数学化，超越自然语言，方可为计算机系统所把握，实现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
相对于日常语言，法律专业语言已经比较精确了，但仍然是自然语言，而非逻辑学家所谓的“人工语言”。自然语言会使逻辑分析产生模糊和歧义，它的词语可能是模糊或歧义的，论证结构可能是含混的，比喻和习语可能会引起混淆和误导。通过人工语言，逻辑关系可以被精确地表述出来。[103]
霍菲尔德的术语，表面上是自然语言，它们选自美国司法裁判文献中常用的法律术语和概念，但严格地说，它已经超越了自然语言，上升为一种人工的符号系统，是一套法律的符号逻辑。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霍菲尔德概念矩阵中的各个概念术语是极为精确的，毫无歧义的，而这些词语在自然语言中的运用，却充满多义和歧义。例如：right一词，在霍菲尔德的语境中，仅仅是指“有权要求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即claim，而自然语言中的right却泛指所有法律上的利益。
第二，霍菲尔德的概念矩阵中的概念是具有“原子性质的”（atomic），是法律概念的“最小公分母”，符合符号的性质和功能。
第三，霍菲尔德概念矩阵已经包涵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关联关系和相反关系，相互之间可进行逻辑推演。关联关系和相反关系在霍菲尔德概念矩阵的图表中的呈现，是符号化的表示方式，而非自然语言的表述。
总之，霍菲尔德概念矩阵虽然使用的是自然语言中的词语，具有自然语言之外形，但从其功能看，本质上是人工语言之“符号”。
四、人工智能的法律本体论（legal ontology）：从概念到符号
人工智能领域的本体论（ontology）概念引自哲学。“ontology”一词源于希腊语的onto（存在）和logia（记载）。在哲学中，本体论是关于世界本原的研究，相对于认识论（epistemology）。
在计算机科学中所使用的“本体论”概念的含义则完全不同，本体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是指计算机处理客观世界某一领域所运用的符号系统。计算机处理法律推理所使用的符号系统，就是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法律本体论（legal ontology）。
从哲学中借用“本体论”概念，这是一种“术语转移”（transterminologization）现象。直译“ontology”为本体论，确实不易显示其已经变化的含义，有学者建议将人工智能领域所使用的“ontology”一词译为“逻辑可操作概念系”[104]，虽然含义准确，但未免繁琐。也有学者建议译为“知识本体论”[105]，其实，译为“符号本体论”，也未尝不可。
目前，关于本体论最权威的定义是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专家汤姆·格鲁勃（Tom Gurber）教授在1993年发表的论文《迈向知识共享型本体的设计原则》中提出来的。[106]他的定义是：本体论是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确的形式化说明（an ontology is an explicit specification of a conceptualization）。[107]该定义包含了概念化、形式化、清晰化和共享四层含义，是从知识表征方面定义本体论。
简而言之，人工智能的本体论是建立在“概念化”基础之上的知识的形式表现系统。概念化是对世界的抽象的、简明的认识，是人类认识的结晶，任何学科都是一系列概念的集合，这是人类可读的文本（human-readable text），但是，计算机无法识别。形象地说，将一本《民法总论》教科书交给计算机，它是无法习得《民法总论》中的概念系统的，因为概念需要形式化和符号化，才可成为计算机的语言。这就是所谓“从概念到符号”的过程。
对于人工智能，所谓“本体”，不是人类所面对的客观世界，而是一种被表示出来的系统（that which can be represented）。如果某一领域的知识概念能以一种公开的形式系统（in a declarative formalism）表示，该形式系统在符号学（semiotics）中被称之为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论域中包含一系列的表示术语（a set of representational terms）。论域中的术语符号与人类的可读文本（human-readable text）相联结、相对应，将人类可读的概念系统，进行形式化表示，并通过一系列形式公理（formal axioms），如法律领域的道义逻辑，转变成为计算机可识别、可运算的符号系统，这就是人工智能的本体论。
本体论是人工设计出来的，怎样的设计系统是好的，格鲁勃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如清晰（clarity）、一致性（coherence）、可扩展性（extendibility）、最小化的解码偏离（minimal encoding bias）等。[108]
从以上的标准看，霍菲尔德的术语符号系统非常符合格鲁勃标准，霍菲尔德的概念系统是最容易符号化和数理化的，甚至已被学者转化为代数形式[109]和“关系代数”（relation algebra）形式[110]，走向数理逻辑化。
目前，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矩阵已经成为法律人工智能领域的本体论。
五、人工智能时代道义逻辑的发展：艾伦和萨克松的A-Hohfeld语言
在霍菲尔德和冯·赖特之后，道义逻辑仍然在发展之中，尤其是将道义逻辑和霍菲尔德概念矩阵运用至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将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形式化。主要的后续研究者和著作有：
阿兰罗斯：《逻辑、规范与角色》《霍菲尔德命题的逻辑》[111]
费奇：《霍菲尔德法律概念理论的修正》[112]
琼斯等：《道义逻辑在规范系统的描述中的作用》[113]
康格尔：《法律和逻辑》[114]
麦金森：《法律关系的形式显示》[115]
汤姆森：《权利的界域》[116]
在过去几十年中，人工智能与法律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1982年开始，国际“逻辑、信息学、法律”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许多会议论文是关于道义逻辑在法律自动化（legal automation）即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应用。[117]1987年5月，第一次国际人工智能与法律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I and Law）举行[118]，此后每两年举行一次。在欧洲，1988年法律知识与信息系统年会（JURIX）开始举办。1991年人工智能与法律国际协会成立。1992年《人工智能与法律》（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杂志创刊。
在道义逻辑和人工智能研究领域，艾伦和萨克松的贡献引人注目。
2012年《人工智能与法律》杂志选取了之前国际人工智能与法律大会发表的最优秀的50篇论文[119]，其中，1997年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艾伦（Layman Allen）教授和东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系萨克松（Charles Saxon）教授共同撰写的论文《在霍菲尔德现代化和形式化中实现流畅》在列。[120]
早在1957年，他们就洞悉道义逻辑可以用于识别立法中的模糊之处，可以从法律规则中推演出被隐含的逻辑结果（logic consequence），帮助立法者消除模糊之处，使得法律文本更加清晰。艾伦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两篇论文阐述这一问题。[121]
几乎同时，其他学者和专家也开始同样的尝试[122]，例如1985年田纳西州的立法项目[123]，1981年英国国籍法的制定[124]，1977年麦卡提（Thorne McCarty）关于美国税法中公司重组的法律概念的研究。[125]
1985年艾伦和萨克松发表论文[126]，研究如何运用霍菲尔德的概念体系，建构法律的形式语言，分析法律文本，清除模糊。他们将方法用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图书馆管理规定（Imperial College Library Regulation），他们展示了该规定可能有的各种解释，达2560种。[127]他们展现了一种体系，称为“MINT”，推演法律文本的多种解释（generating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帮助立法者发现立法模糊，并清除立法模糊。
1995年他们在国际人工智能与法律大会上做主题报告：“更好的语言、更好的思维、更好的交流：法律分析的A-霍菲尔德语言”。这被誉为人工智能法律本体论的实质性进步（the essential ontological punch）。[128]1996年他们发表《从霍菲尔德的基本法律概念到法律关系：完善标准道义逻辑》一文[129]，试图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体系进行完善，以适应电子计算机处理法律事务的需要。
第一项完善是，他们强调了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是法律关系，并以全部大写字母表示：法律关系（LEGAL RELATIONS）。其实，霍菲尔德也强调法律概念本身是法律关系，并用“Jural Relation”一词表示。
第二项完善是，他们引入了“有条件的法律关系”（CONDITIONAL LEGAL RELATIONS）的概念，来扩展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矩阵。
霍菲尔德法律概念是“无条件的法律关系”（UNCONDITIONAL LEGAL RELATIONS），即所谓标准道义逻辑系统（SDL，Standard Deontic Logic）。标准道义逻辑是有局限的，这被20世纪下半叶道义逻辑研究所证实。著名的“齐硕姆的反义务悖论”（Chisholm's contrary-to-duties paradox）[130]，揭示了其中的困境。
引入“有条件的法律关系”是解决困境的出路，艾伦和萨克松将霍菲尔德的八个概念按“无条件”和“有条件”分为两组，共16个概念。此外，在“有条件”项下，还可以再分为capacitive和non-capacitive两组，总计40个概念，形成一套可供计算机运算的所谓“A-霍菲尔德语言”（A-Hohfeld Language）。
六、霍菲尔德概念矩阵与语义网技术（semantic web technique）
2001年，万维网的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语义网》，提出语义网（Semantic Web）概念。
他说：“Web上的内容是提供给人而不是机器理解和浏览的。由于Web内容没有采用形式化的表示方式，并且缺乏明确的语义信息，故而计算机看到的Web内容只是普通的二进制数据，对其内容无法进行识别。如果机器不能充分理解网页内容的含义，就无法实现Web内容的自动处理。”[131]
他说，语义网可以克服这一问题。语义网是对现有Web增加了语义支持，它是现有万维网的延伸与变革，帮助机器在一定程度上理解Web信息的含义，使得高效的信息共享和机器智能协同成为可能。[132]
霍菲尔德的概念体系也被应用于语义网技术中，为智能化的语义网服务于法律领域提供了本体论支持。[133]
七、未来展望：从“判决”到“算决”
随着人工智能在法律领域的运用，从长远来看，未来可能出现两个转型：一是审判技术的转型，二是法律术语的转型。
审判将在人工智能的辅助甚至操作下，从传统的“判决”走向未来的“算决”。而在计算机技术的反作用下，法律人必将对现有的法律术语进行反思与调整，法律概念体系可能在未来发生变革。源自古罗马法的法律概念体系，将演变成为更具有分析性和现代性的概念体系。借助机器的倒逼，霍菲尔德的术语体系将入侵未来法典和立法技术体系，成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符号系统。
社会发展就像绿皮火车一样，虽然不一定很快，但总会准时到达下一个站点。
[1]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John Murray 1885, p.1072.
[2]Felix Somlo, Juristische Grandlehre, Leipzig 1917.
[3]Thomas Erskine Holland, The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 Eleventh Edition, Oxford at the Clarenton Press, 1910, p.83.
[4]〔英〕戴维·M. 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69页。
[5]有关边沁的权利分析思想主要参考H.L.A. Hart: “Bentham on Legal Rights”, in Rights and Their Foundation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Jules L. Colema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4.
[6]Henry Sumner Maine, Early Law and Custom, John Murry, Albemarle Street London 1891, p.390.
[7]M. Friedmann, “Bentham and Modern Legal Thought”, in Jeremy Bentham and the Law: A Symposium, edited on behalf of the Faculty of Laws of University College 1948, p.242.
[8]Jeremy Bentham, The Limits of Jurisprudence Defin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9]我想，关于这个道理，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将法律的制定比作绘画，那么，自由权就是这幅画的底色。
[10]H.L.A. Hart, “Bentham on Legal Rights”, in Rights and Their Foundation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Jules L. Colema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4.
[11]H.L.A. Hart, “Bentham on Legal Rights”, in Rights and Their Foundation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Jules L. Colema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4.
[12]B. Windscheid, Lehrbuch de Dandektenrechts I, S37; R. W. M. Dias, Jurisprudence, 5th edition, Butterworths, 1985, p.24.
[13]Ernst Rudolf Bierling, Zur Kritik Der Juristischen Grundbegriffe, Friedrich Andreas Berthes, 1877.
[14]August Thon, Rechtsnorm Und Subjectives Recht: Untersuchungen Zur Allgemeinen Rechtslehre, Bohlau Collection, 1878.
[15]John W. Salmond, Jurisprudence, 3th edition, London: Stevens and Haynes, 1910, pp.182-199.
[16]他的父亲爱德华（Edward）生于德国，是一位钢琴教师，他的母亲罗萨莉（Rosalie Hillebrand Hohfeld）的家学渊源十分深厚，德国著名的自然学家和哲学家Ernst Haeckel以及美国著名的化学家William Francis都是他母亲家族中的杰出人物。他的姐姐莉莉（Lily）也十分出色。
[17]Kit Barker, “Private Law, 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Modern Value of Weslty Newcomb Hohfeld: A Centennial Appraisal”,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38，No.3（2018），p.587.
[18]Roscoe Pound, “Fifty Years of Jurisprudence”, 1937 Harvard Law Review, p.573.庞德认为，霍菲尔德后来所建立的基本法律概念之间的相关和相反关系，实质上是黑格尔逻辑的运用。
[19]关于霍菲尔德离开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这一段历史，科宾曾有一段回忆：1914年秋霍菲尔德开始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任教，他十分严厉地要求他的学生掌握他关于法律基本概念的分类并正确运用，但学生们却抱怨说：我们已经习惯于那种优美的老式英语了。有一次院长亨利（Henry Wade Rogers）慈父般地拍着霍菲尔德的肩膀说：“对学生好一点，霍菲尔德！”学生们感到无法达到霍菲尔德的信托法和冲突法两门课的要求，考试必然不及格，于是就上书校长哈德来（Arthur Twining Hadley）不要延长霍菲尔德的聘期，校长叫来了霍菲尔德，霍菲尔德得知情况后，惊呆了，他未做任何辩解就离开校长办公室，回到了斯坦福。科宾和另一位理解霍菲尔德的同学试图阻止霍菲尔德的离去，但为时已晚。后来，校长哈德来的儿子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掌握了霍菲尔德的分析方法，并将其讲解给他的父亲听，哈德来这时才最终理解了霍菲尔德以前向学生们传授的是什么，并十分激动地说：“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定义什么是自由。”见1946年科宾为霍菲尔德《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一书（耶鲁大学出版社）再版写的前言。
[20]霍菲尔德生平参见N.E.H. Hull, “Vital Schools of Jurisprudence: Roscoe Pound, Wesley Newcomb Hohfeld, and the Promotion of an Academic Jurisprudential Agenda, 1910—1919”,（1995）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vol.45.
[21]“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1913）23 Yale Law Journal，16；（1917）26, 710。霍菲尔德的其他论文还有：《股东对公司债务的个人责任的本质》（“The Nature of Stockholders' Individual Liability for Corporation Debts”,（1909）9 Columbia Law R.）,《股东的个人责任和法律的冲突》（“The Individual Liability of Stockholder and the Conflict of Law”（1909）9 Columbia Law R.）,《衡平与法律的关系》（“The Relation Between Equity and Law”,（1913）11 Michigan L R.）,《救济性立法之于加利福尼亚信托和永久持有权法的必要性》（“The Need of Remedial Legislation in the California Law of Trusts and Perpetuities”（1913）I California Law Review, 305）,《衡平与法律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Equity and Law”（1917）26 Yale Law J. 767）,《地役权和许可案件中的过错分析》（“Faulty Analysis in Easement and License Case”（1917）27 Yale Law J.）,《一个重要的法理学流派和法律》（“A Vital school of Jurisprudence and Law”（1914）Proceeding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
[22]Walter W. Cook,“Hohfeld's Contributions to The Science of Law”，（1919）28 Yale Law Journal，721。库克说：英语国家的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视法理学特别是所谓的分析法理学是纯粹学术性的，而不具有实用价值。几乎毫无例外，谈及这一问题的学者们都认为，分析法理学只是对法律本质以及法律权利和义务等进行分析并作逻辑上的排列，之后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但实际上，分析法学的工作绝不是纯粹为了学智上的快乐，为了分析而分析，它是为达到实践目的的一项工具。霍菲尔德的分析方法是律师和法官绝对不可少的，它可以帮助他们有效地处理日常法律问题。正如霍菲尔德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演讲《一个重要的法理学流派和法律》中所说，分析法学的工作为其他流派铺平道路。
[23]八个基本概念中的矛盾关系不是霍菲尔德提出的，而是英国剑桥大学格兰维勒·威廉姆斯（Glanville Llewelyn Williams）教授在研究霍菲尔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参见：G.L. Williams, “The Concept of Legal Liberty”, in Essays in Legal Philosophy（ed. R. S. Summers）1968, p.121.我认为，矛盾关系已经隐含在相反关系中了，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逻辑关系，意义不大。
[24]Privilege（not）也可表示为privilege（-）。所谓“+”和“-”分别代表“作为”和“不作为”。
[25]G. L. Williams, “The Concept of Legal Liberty”, in Roberr Summers（ed.）, Essay in Legal Philosoph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8.
[26]Wesley Newcomb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1913）23 Yale L.J. 16. p.34. 我在给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研究生讲法学方法论时，对小虾沙拉的例子作了改造，改为：ABCD对X说：“你可以吃小虾沙拉，我许可你吃小虾沙拉，但我不答应你将小虾沙拉从橱柜里取出来给你吃。”改造后，更有利于学生讨论和理解privilege和claim的差别。
[27]Judith Jarvis Thomson, The Realm of Righ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53-56.
[28]在司法推理中，将right和privilege混淆，常常带来许多混乱。霍菲尔德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法官Lindley在Quinn v. Leathem一案中的推理，这里，照录原文：
The plaintiff had the ordinary rights of the British subject. He was at liberty to earn his living in his own way, provided he did not violate some special law prohibiting him from so doing, and provided he did not infringe the rights of other people. This liberty involved the liberty to deal with other persons who were willing to deal with him. This liberty is a right recognised by law; its correlative is the general duty of every one not to prevent the free exercise of this liberty except so far as his own liberty of action may justify him in so doing. But a person's liberty or right to deal with him if they choose to do so. Any interference with their liberty to deal with him affects him.
在这一段推理中，大法官Lindley所使用的liberty一词实际上包含了三种法律上含义，一是霍菲尔德的privilege，即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谋生；二是霍菲尔德的right，即他人不可干涉他自由地谋生；三是霍菲尔德的power，即他可以自由的选择交易对象。但是，这三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意义都用liberty一词来表示，显然会引起混乱。
[29]Frederick Schauer, “Hohfeld's First Amendment”, 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2006, vol.76, No.4, p.916.
[30]578 U.S.（2016）
[31]J. Gregory Sidak, “Is Uber Unconstitutional?” The Criterion Journal on Innovation, 2006, Vol.1, p.179.
[32]Walter Wheeler Cook, “Privileges of Labour Union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27 Yale L.J. pp.779，787-90（1918）.
[33]Hunter v. Canary Wharf ［1997］AC 655.
[34]Alison Clarke and Paul Kohler, Property Law: Commentary and Materi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6.
[35]沈宗灵教授将power译为“权力”，见《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但笔者曾主张将power译为“能力”，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与无能力（disability）相对应；二是power在英语中一个主要的含义就是能力（ability）的意思，《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将“能力”列为power的第一个含义；三是美国《财产法重述》将power解释为一种能力：“A power, as the word is used in this Restatement, is an ability on the part of a person to produce a change in a given legal relation by doing or not doing a given act”；四是霍菲尔德认为法律上的power含义就是从其日常含义即物理上或精神上的能力一义引申而来，见本书第280页；五是民法上的“行为能力”与power的含义在本质上相近，而德国民法理论中“形成权”也称为“能为之权利”，所以，将power译为能力，也与民法中的概念相一致；六是中文“权力”一词较侧重政府职权和强制力的含义，不能恰当地表达霍菲尔德的power概念。但本书仍采通译“权力”，并将“disability”对应地译为“无权力”，而不是“无能力”。
[36]见本书第71页注①。在德国民法理论中，所谓“形成权”（Gestaltungsrecht）以及“期待权”（Warterechte）其实质也是霍菲尔德所谓的权力（power）。德国法学家Zitelmann曾称形成权为“能为之权利”（Rechte des rechtlichen Konnens）。见王泽鉴：《法学上之发现》，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7]见Julius Stone, The Province and Function of Law［I］, Maitland Publication PTY. Ltd.（SYDNEY 1947）, p.119.
[38]美国合同法专家科宾将霍菲尔德的理论用于分析合同成立过程的法律关系，见Arthur L. Corbin,“Offer and Acceptance, and Some of the Resulting Legal Relations”,（1917）28 Yale Law Journal, “Condition in the Law of Contracts”,（1919）28 Yale Law Journal, 739.
[39]庞德一度认为责任（liability）和无能力（disability）这两个概念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见“Legal Rights”，（1916）2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92，97.
[40]〔英〕丹尼斯·劳伊德:《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306页。
[41]见Henry Taylor Terry, Some Leading Principles of Anglo-American Law, Philadelphia: T. & J.W. Johnson & Co.，1884, Chapter VI,和Salmond, Jurisprudence, Sterens and Haynes 1910, Chapter X. Terry分别用对应性权利（correspondent right）、许可性权利（permissive right）、功能性权利（facultative right）来表达霍菲尔德的权利（right）、特权（privilege）和权力（power）这三个概念,没有提及immunity。而Salmond则用liberty表达privilege这一概念，他将liability视为liberty和power这两个概念的相反概念。Salmond认为immunity这一概念不重要，他在《法理学》一书中将这一概念放在脚注中加以解释。
[42]奥斯丁还指出：罗马法学家几乎不用jus in rem和jus in personam这两个词，而是用dominium和obligatio。见Austin, Jurisprudence（5th ed. 1885）vol.I, p.383.
[43]J.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5th edition, 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19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影印版1999年12月，第785页。另外，在第391页奥斯丁也谈到这个问题。
[44]霍菲尔德之后的法学家科克洛克也研究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所谓对人权和对物权实质是：rights residing in persons and availing against other persons generally，见Albert kocourek, “Rights in Re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American Law Register, Vol.68, No.4（Jun.，1920），pp.322-336.我国民法教科书一般认为：物权是对世权，而债权则是对人权，似乎不太严谨，物上请求权就是对人权，而债权中诸如租赁权，对于出租人是对人权，但租赁权中的占有权则是对世权，所谓“债权之不可侵害性”学说则又使一般债权似乎又都具有了“对世性”。笔者认为，对民法中的物权和债权很有必要进行一番霍菲尔德式的分析。
[45]paucital right的直译应是“少量的权利”，但其义基本相当于“单方面的权利”。
[46]参见Julius Stone, The Province and Function of Law, Chapter V. “Hohfeld's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1947），Maitland Publications PTY. Ltd.，p.125。
笔者认为，权利的客体是行为，而行为的客体又可分为有体物、无体物、权利人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等，或者行为的客体不确定（霍菲尔德所谓的与身体和物都无关的那种权利如隐私权，作为其权利客体的行为并非无客体，只是不确定，如不侵害隐私的行为，其客体可以是日记书信或档案或者一种无形的信息等），霍菲尔德的上述分类方法就是以（作为权利客体的）行为之客体的不同为标准建立起来的。
[47]〔英〕丹尼斯·劳伊德:《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312页。
[48]F.C.S. Northrop, The Complexity of Legal and Ethical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59, Chapter 3.
[49]霍菲尔德对信托中的衡平法所有权与普通法所有权的分析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课题，本书将在第五章作详细分析。其他可以参考的文章见Walter G. Hart, “Is it trust jus in rem or jus in personam?”，（1912）28 L. Quart. Rev. p.290; Austin Wakeman Scott, “The Nature of the rights of the Cestui Que Trust”,（1917）17 Coumbia L. Rev. p.269.
[50]霍菲尔德的学生科宾在完善霍菲尔德的分析体系方面也作出了贡献，见Arthur Corbin, “Legal Analysis and Terminology”, 1919 Yale Law Journal, vol 29, pp.163-173，他分析了instant right和future right, conditional right, joint right等概念。
[51]John M. Finnis, “Some Professorial Fallacies About Rights”，4 Adelaide Law Review 377（1971—1972）.
[52]Andrew Halpin, “Hohfeld's Conceptions: From Eight to Two”，（1985）44 Cambridge Law Journal，pp.435-457.
[53]Hohfeld, W.N.,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ed. W.W. Cook,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mphrey Milford, 1923, p.41.
[54]Hohfeld, W.N.,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ed. W.W. Cook,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mphrey Milford, 1923, p.67. Th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re meant as mental tools for the comprehending and systematizing of our complex legal materials.
[55]见威格摩尔为科克洛克《法律关系》一书所写的前言。威格摩还说：“长期以来，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和渴望，希望我们的法律科学能够取得像数学和自然科学一样的成就。法律的概念是精确的（define），法律的逻辑也是严谨（sure）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讨论法律问题时，所使用的法律术语应当是前后一致的。”在威格摩看来，霍菲尔德以及后来的科克洛克为美国的法学完成了这一任务。见Kocourek,A., Jural Relations, The Bobbs-Merrill Co 1928, Introduction by Wigmore.威格摩因为深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对于一门科学的理念层面的知识十分的敬仰，而对于没有什么逻辑根基的仅仅经验材料罗列的所谓知识倒是不屑一顾，所以，他对庞德的评价要大大低于对霍菲尔德和科克洛克的评价。他说：“庞德原来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生物学家，改行学法律，鼓吹当时人们所称的社会学法学，竟能当上哈佛法学院院长。”见〔美〕威格摩：《美国法的忧虑时期》，此文为威格摩所著《美国法的三个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一书的第四章，中文译文见《法学译丛》1983年第5期。
[56]1993年我国《公司法》出台后，就有许多学者用双重所有权一类空泛的概念来为“股权”定性，这正是霍菲尔德所反对的做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应是对股权的内在要素进行分析，而不是急于定性。对于信托问题的研究也应如此。
[57]〔美〕万德威尔德：《十九世纪的新财产：现代财产概念的发展》，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1期。
[58]主要有：“The Declaratory Judgment”,by E.M.Borchard,（1918）28 Yale Law Journal，1，105; “The Alienability of Choses in Action”, by Walter Wheeler Cook,（1916）29 Harvard Law Review, 450; “The Privileges of Labor Union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by Wheeler Cook,（1918）27 Yale Law Journal, 779；此外，还有学者将霍菲尔德的理论用于对美国宪法的分析，见H. New Morse, “Applying the Hohfeld System to Constitution Analysis”, V.9, The Whittier Law Review（1988）.
[59]H.L.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at Clarendon Press, 1963, p.77.
[60]参见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的比较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61]〔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62]E. Adamson Hoebel, The Law of Primitive 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我国也有学者学习霍布尔，将霍菲尔德的分析理论用于法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如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国家和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夏勇：《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载《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但是，两位学者对于霍菲尔德八个概念特别是no-right、power、liability、immunity等概念的理解有一些需要深入推敲的地方。
[63]John Rogers Common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50.
[64]George C. Christie, Jurisprudence, Text and Reading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w, West Publishing Co. 1973, p.788.
[65]Karl Welman, “A New View of Human Right”, in Human Rights, ed. S. Kamenks, London: Edward Arnold,1978.
[66]以上三点见Lord Lloyd, Lloyd's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445，（1985）。关于right和claim的辨析可见Joel Feinberg,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Rights”, in Rights and their Foundations,（New York）Garland Pub.他作了propositional claim和perfomative claim的区分。也可参见Neil MacCormick, “Rights, Claims and Remedies”, in Law and Philosophy 1（1982）.
[67]Max Radin, “A Restatement of Hohfeld”, vol.51 Harvard Law Review（1938）.笔者也认为，将霍菲尔德的理论引入中国的法学研究的话语中时，应当精心设计一套与其概念相对应的中文术语，而不必直译。
[68]A. Kocourek, Jural Relations, 2nd ed., The Bobbs-Merrill Co. 1928, pp.7-14.
[69]R. Pound, “Fifty Years of Jurisprudence”, 1937 Harvard Law Review.理念并不是人生造出来的，理念也是客观存在，学者只是发现它，而不是创造它。英国著名法学家Dias也这样认为，他说：重要的不是词，而是词所表达的理念，即使不用霍菲尔德的术语，人们也会用其他词来思考霍菲尔德所发现的理念。（One may think Hohfeld without talking Hohfeld.）见R.W.M. Dias, Jurisprudence, fourth edition, Butter Worth 1976，p.62.
[70]R. Stone, “An Analysis of Hohfeld”, 48 Minn. L. Rev. 313，317-322（1963）.见本书第281页的介绍。
[71]批评见A. Corbin, “Legal Analysis and Terminology”, 29 Yale L.J. 63（1919）.
[72]〔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页。
[73]Joseph Raz, The Concept of a Legal Syste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Legal System, 2nd e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0, p.179.
[74]Albert Kocourek, Jural Relation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H. Wigmore,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28.
[75]Hugh E. Willis, （1929）, “Jural Relations, by Albert Kocourek,” Indiana Law Journal: Vol. 4: Iss. 6.
[76]Thurman Arnold, “Book Review”, West Virginia Law Quarterly 35（1928）：98-99.
[77]A. Kocourek, “Tabulae Minores Jurisprudentiae”, 30 Yale L. J. 215，222（1921）；“Nomic and Anomic Relations”, 7 Cornell L.Q. 11，26（1921）.
[78]A. Kocourek, “What is Liberty?—Is It an Act?—Is It a Relation?” 15 ILL. L. Rev. 347，349（1920）；“Basic Jural Relation”, 17 ILL. L. Rev. 515，518（1923）。这个问题奥斯丁和泼洛克也曾经讨论过。
[79]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80]〔美〕E. 霍贝尔：《原始人的法》，严存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
[81]现在可以查询到的有关霍菲尔德理论的汉语文献主要有：〔美〕霍贝尔：《原始人的法》，严存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四章“基本的法律概念在原始法研究中的应用”，第40页；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章“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分析学说”；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章“方法”；〔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下编“权利”中的“6.2霍菲尔德的权利概念”；王守昌：《西方社会哲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章“权力论”；〔美〕迈克尔·D. 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3.2财产的形态”。霍菲尔德的著作也已经译为中文，见〔美〕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张书友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82]夏勇：《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载《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页。
[83]奥卡姆（Occam, William，1285—1349年）是英国的经院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中世纪唯名论的主要代表，他的所谓“奥卡姆剃刀”原则，即简化论题的原则，认为若无必要，不应增加基本概念的数目，应把所有无现实根据的共相和概念一剃而光。
[84]由于现代语义学（semantics）的兴起，法律概念分析方法受到很大的挑战，在1923年出版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中，Ogden和 Richards阐述了这一问题。见C. K. Ogden and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23）.
[85]The Legacy of Wesley Hohfeld: Edited Major Works, Select Personal Papers, and Original Commentaries, edited by Shyam Balganesh, Ted Sichelman, and Henery Smith, Cambridge Press, 2018.
[86]Alan D. Cullison, “A Review of Hohfeld's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s”, 16 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 1967, p.573.
[87]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Friedrich Max Müller, 2nd revise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p.58-67.
[88]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edited by Ted Honder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86.
[89]Jörgen Jörgensen, “Imperatives and logic”, Erkenntnis 7（1937）, pp.288-296. 此外，哲学家赖尔（Gilbert Ryle）认为，道义逻辑不具有逻辑应具有的“论题中立性”（topic neutrality），他认为道义逻辑的本质是逻辑在伦理和法律概念中的应用，就同形式几何学是逻辑在空间概念中的应用，本身并不成为独立的逻辑类型。
[90]Pablo E. Navarro, Jorge L. Rodríguez, Deontic Logic and Legal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p.50.
[91]Simo Knuuttila, “The Emergence of Deontic Logic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n Risto Hilpinen（ed.）, New Studies in Deontic Logic, pp.225-248（1981）.
[92]G. H. von Wright, “Deontic Logic”, Mind, New Series, Vol. 60, No. 237.（Jan., 1951）, pp.1-15.
[93]〔芬兰〕冯·赖特：《道义逻辑》，周祯祥译，载《知识之树》，陈波编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80页。
[94]G. H. von Wright, “Deontic Logic”, Mind, New Series, Vol. 60, No. 237.（Jan., 1951）, p.8.
[95]当代分析法学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如阿根廷著名分析法学家欧根尼奥（Eugenio Bulygin）的分析：Certain acts such as issuing such commands as !p and !~p（to command p and its negation, that is, e.g., commanding one to open the window and not to open it）or !p and ¡p（i.e., to commanding p and to reject p）are in normal circumstances regarded as irrational. Such relations are logical in a different sense, for they are based not on the idea of truth, but o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activity of norm-giving. Therefore, the logic of norms may be regarded as a logic of rational legislation. 见：Pablo E. Navarro, Jorge L. Rodríguez, Deontic Logic and Legal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Prologue by Eugenio Bulygin，p.xiii.
[96]冯·赖特之后的关于道义逻辑的重要著作如：C.E. Alchourron and E. Bulygin, Normative Systems, Springer, 1971. 以及H.-N. Castaneda, “Thinking and Doing”,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s, Reidel, 1975.
[97]关于规范（norm）和规范命题（norm proposition）的差异的分析，见阿根廷分析法学家的著作：Pablo E. Navarro, Jorge L. Rodríguez, Deontic Logic and Legal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Prologue by Eugenio Bulygin，pxii。文中谈到：规范与规范命题不同表现之一就是，对规范的否定和对规范命题的否定是不一样的，例如：许可规范被否定之后，其规范命题是不变的，仍然是privilege。我认为背后的法理是：因为许可规范被否定，但仍然没有禁止，故仍然适用“法不禁止即自由”，与“许可即自由”同。本书第三章将具体阐述。
[98]例如：冯·赖特还认为，permitted和indifferent之间的差异，类似于真理模态中的可能（possible）与偶然（contingent），这种武断的类比在其论文中有多处。
[99]Arthur J. Jacobson, “Hegel Legal Plenum”, in Hegel and Legal Theory, edited by Drucilla Cornell, Michel Rosenfeld, David Gray Carlson, Routledge 2016, p.97. 此外，德国法学家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关于宪法上的权利类型理论，与霍菲尔德的权利形式理论非常相似，值得关注研究。见：Georg Jellinek, System der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e, Tübingen, Scientia Verlag Aalen.1919.
[100]〔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9页。
[101]Roger Berkowitz, The Gift of Science: Leibniz and the Mod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49.
[102]Martin Davis, The Universal Computer: The Road from Leibniz to Turing, W.W. Norton & Company 2000, p.15.
[103]〔美〕欧文·M. 柯匹（Irving M. Copi）、卡尔·科恩（Carl Cohen）：《逻辑学导论》（第13版），张建军、潘天群、顿新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页。
[104]全如：《Ontology译成什么？》，载《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6期。
[105]梁爱林：《本体论与术语学——兼论“ontology”的中文翻译》，载《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2期。
[106]Thomas R. Gruber, “Toward Principles for the Design of Ontologies Used for Knowledge Sharing”,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Human-Computer Studies（1993）43, pp.907-928.
[107]“Ontology”, by Tom Gruber，in the Encyclopedia of Database Systems, Ling Liu and M. Tamer Özsu（Eds.）, Springer-Verlag, 2009.
[108]Thomas R. Gruber, “Toward Principles for the Design of Ontologies Used for Knowledge Sharing”,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Human-Computer Studies（1993）43, pp.909-910.
[109]Lars Lindahl and Jan Odelstad, “Normative Systems and Their Revision: An Algebraic Approac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11: 81—104, 2003.
[110]Azar Lalmohamed, “Expressing Hohfeldian Legal Concepts, Traceability and Ambiguity with A Relation Algebra-based Information System”, Master's Thesis of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 IT, Open University in the Netherlands, Heerlen, Netherlands, 2014.
[111]Anderson, Alan Ross, “Logic, Norms, and Roles”, Ratio 1962; 4: 36—49. Anderson, Alan Ross, “The logic of Hohfeldian propositions”, U of Pittsburgh L Rev 1971；33：28—38.
[112]Fitch, Frederic B, “A Revision of Hohfeld's Theory of Legal Concepts”, Logique et Analyse 1967；10：269-276.
[113]Jones, Andrew & Sergot, Marek, “On the Role of Deontic Logic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Normative System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eontic Logic in Computer Science（DEON '91）1991; Amsterdam.
[114]Kanger, Stig, “Law and Logic”, Theoria 1972；38：105-132.
[115]Makinson, David, “On the Formal Representation of Rights Relations”, J of Philosophical Logic 1986；15：403-425.
[116]Thomson, Judith, The Realm of Righ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London, England, 1990.
[117]C. Ciampi, edit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Information Systems, volume 1; A.A. Martino, editor, Deontic Logic,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Legal Information Systems, volume 2. North-Holland，1982. Edited versions of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gic，Informatics，Law”，Florence，Italy，April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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