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近来很多研究表明，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呈现上升趋势^[1]。根据世界银行（2000）的报告，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和墨西哥的区域差异化程度都在增加。Noorbakhsh（2003）和 Haaparanta（1998）的研究显示，各种度量印度区域收入不平等的指标都是发散而不是收敛的。Hu（2002）发现，自从21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打开国门以来，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的收入差距扩展迅速，越来越大。Kanbur和Zhang（2005）在对过去50年的区域不平衡发展进行分析时发现最近区域不平衡程度的增长主要归因于贸易开放。这种现象并非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类似的随着开放而发散的趋势还出现在意大利（Gaetano和 Mauro,2002）、英国（Duranton 和 Monastiriotis, 2002）、西班牙（Paluzie,2001）、澳大利亚（Webber 和 Weller, 2001）、俄罗斯（Fedorov, 2002）和欧盟地区（Puga,2002，和 Cuadrado-Roura,2001）。

上述现象发生的同时，也正是世界经济日益开放，国际之间关联日趋紧密的时期，一些学者将这种不平衡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和当今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正好相悖，他们认为不断加强的经济开放实际上应该是减小这种空间的不平衡（Krugman 和 Venables,1990; Krugman 和 Livas, 1996）。

区域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理解其与贸易开放的关系就尤其重要。极端的区域不平衡容易引起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人们普遍认同应削弱区域间的差距（Kanbur, Venables和Wan,2005）。自从21世纪80年代区域间收敛趋势终止起，区域不平衡问题就一直是欧盟的主要政治议题，欧盟利用多种政策工具来促进区域收敛，比如聚合基金（Lange,2004）。实际上，聚合基金是欧盟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部分（Puga,2002）。中国这些年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加深对贸易开放和区域不平衡关系的理解，可以让这些政策更有效地得以实施。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经济开放正在成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切入点。世界银行2009年的发展报告指出：“城市、移民和贸易是发达国家过去两百年来进步的催化剂，现在这些故事正在发展中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重演。”^[2]该报告再次强调了贸易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三要素中的核心地位，并将贸易开放的影响聚焦于空间地理效应。贸易开放的差异在解释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诸因素中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解释地区间差距的最重要因素。在可以解释制造业集聚的各种因素中，贸易开放的作用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陆铭，2007）。

然而，贸易开放到底是加剧还是消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许多学者对这一充满现实意义的理论命题痴迷不已，并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不尽相同。Krugman和Livas（1996）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 Dixit-Stiglitz 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建立新经济地理模型，强调在封闭的经济中产业聚集引起的经济前后向联系效应，形成吸引产业与要素进一步集聚的两股向心力。这些力量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核心—边缘结构，加剧区域收入差距。当经济开放时，离心力作用会变强，不断加强的经济开放会减小这种空间的不平衡。然而，Paluzie （2001）将农业人口与土地绑定，并假设短期内劳动力是相对不可流动的，研究结果却表明随着制造业贸易的增加，区域收入差距也会逐渐上升。

在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条件下，加强贸易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研究，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缩小地区发展差异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影响中国地区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贸易开放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如何，又如何通过这些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传导？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何种机制来对上述因素进行控制，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和中国问题的特殊复杂性，目前对中国该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书以中国贸易开放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为研究对象，利用1978—2009年全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一些较新的统计指标、统计方法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试图找到其中的作用机制和原理。

2．现实意义

中国目前的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分布现状，绝不是偶然形成的。对其进行统计学上的考察和分解，并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就可以发现一些深藏在表面下的经济运行互动机制。贸易开放会通过改变企业、产业前后向联系，促使它们在独特区域产生产业聚集，并带来该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最终导致整体范围内的区域收入差距。了解这一机制，对于正确认识和克服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常重要。作为克服区域发展差距的主要工具——区域政策，在中国目前实施的效果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当然这可能与中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中央财政比重不大、地方与中央财政目标不一致、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一系列因素都有关。要考察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必须密切结合中国对外开放这一历史进程来进行，以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为显著标志的对外开放，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也对中国的区域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此要分析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就不能不结合到贸易开放这一背景。以往很多研究仅仅着眼于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内因素，或者仅仅考虑贸易开放因素，所得结论的实际操作意义有限。本书试图通过深入考察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差距的互动机制和相互影响，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同时借鉴国外区域政策运行的经验，提出适合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这对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既定政策的同时，缩小目前区域不平衡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有关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研究主要包括贸易开放度的测量，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差距关系的理论研究，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在此分别加以概述：

1．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差距关系的理论研究

目前有关区域差距问题的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方面，发展经济学家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收敛问题入手，研究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和区域收入差距的关系；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从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入手，研究贸易开放和区域收入差距的关系。而有关贸易开放与区域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始于对国家间贸易所得分配效应的考察，它建立在国际贸易经典理论 Heckscher-Ohlin（H-O）模型之上。Vanek（1968）将 H-O 理论2×2×2模型拓展为多要素、多商品模型，并提出了拓展的要素价格均等理论（Heckscher-Ohlin-Vanek, HOV）。之后，Deardorff（1982）又完善了这个模型，指出贸易伙伴间劳动要素的报酬工资将会向平价发展。Stolper-Samuelson（1941）则使用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关税的实施将有利于一国稀缺生产要素的贸易收入。真正意义上从一国内部对贸易所得区域分配效应进行考察的研究始于 Krugman（1991a）首创的新经济地理学，该理论提出运输费用的下降能够影响收入的区域分配。

但是，同样建立在两地区、两产业、重视贸易政策对制造业区位影响的假设上，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方法，Paluzie（2001）却得出了关于贸易开放对区域收入差距影响的不同结论：随着制造业贸易的增加，区域收入差距会逐渐上升。比较 Krugman和Livas（1996）和 Paluzie（2001）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结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 Paluzie（2001）特别关注了农业部门和农村市场。首先，她发现，农业中间投入相对于工业而言流动性更差。因此，在假设前提中她将农业人口与土地绑定；其次，Paluzie 还修改 Krugman 和 Livas（1996）对产业集聚离心力的解释，将高度城市化带来的高土地成本和地租替换为分散分布的农业人口对制成品需求的潜在市场；最后，她假设短期内劳动力是相对不可流动的。由此，Paluzie 发现当一个国家贸易开放时，城市中的制造业不再受制于国内农村市场规模的限制，进口和出口可以帮助厂商维持增长，在接近国外市场的地方制造业再次形成产业集聚，同时出现区域收入差距的加大。Nicholas（2006）认为，借用 Paluzie（2001）的理论假设，H-O模型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假设农业与土地绑定，制造业相对更加具有流动性并且具有集聚特性，劳动力不能流动，地租保持不变，那么产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分布就会变得很不均匀。同时假设 H-O模型中制造业是比较优势产业，通过开放制造业工人变得相对稀缺，这样他们的工资水平就会变高，导致制造业工人将会通过制成品贸易改善自己的收入水平。Englmann 和 Walz（1995）建立了一个要素可自由流动的两地区的内生增长模型，验证了地理区位、技术水平、产业集聚和贸易开放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Black 和 Henderson（1999）、Baldwin 和 Forslid（2000）、Kondo（2004）分别证明了上述联系。Gries和 Naude（2008）构造了一个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追赶模型，通过动态分析方法，得出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地区的区域禀赋和发展不平衡会对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影响。

2．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美国、欧盟、墨西哥以及中国等发达经济体或新兴工业经济体。针对美国的实证研究得到学者较多的关注。劳动经济学家如 Borjas, Freeman 和 Katz（1992）发现，日益增加的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至美国的制成品导致美国经济对非熟练劳动工人需求减少，从而导致这些工人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移民和贸易因素可以解释20%左右的不断增长的美国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Glassman（2002）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的对外贸易与其国内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高达0.792的相关系数，同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值）为0.279，表明如果贸易开放变量（进出口额/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那么就会导致基尼系数增加0.0279。对于在0到1之间变化的基尼系数而言，这个变化量已经相当大了。Esquivel 和 Messmancher（2003）认为墨西哥各州收入差距的2/3是由墨西哥的自然条件造成的，而贸易开放似乎可以解决地区间收入差距问题。Rodriguez-Pose和Sanchez-Reaza（2005）没有发现运输距离和区域收入差距之间存在任何关系，但是他们强调贸易开放和经济一体化并没有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反而加剧了两极化。

关于中国的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差距关系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Kanbur和Zhang（2003）的研究发现，中国省级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36上升到1999年的0.303，而有效关税率和以进出口额/GDP计算的贸易开放度与中国区域间收入差距存在正相关关系。Fujita和Hu（2001）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也指出，中国近年来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飞速增长以及明显的城乡劳动力流动，可能是中国近年来产业集聚和区域收入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Hu（2002）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中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是受到限制的，沿海省份产业集聚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于省内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而产业集聚又最终导致了沿海省份与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他还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分析中国内地的区位劣势在于国际贸易中高昂的运输费用，但是一般均衡模型的系数模拟结果却表明，下降的运输费用反而使内地与沿海省份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Zhang（2003）建立了一个劳动生产率（GDP/劳动力数量）方程，并对以方差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不平等指标进行了分解，得到了一系列影响因素，其中包括与开放相关的一些因素。不过也有学者指出，GDP/劳动力数量这一比率在中国并不一定与个人收入相关，在分析不平等指标时应该采用收入数据而不是 GDP数据（Bourguignon和Morrisson,2002）。

当前关于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差异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无定论（Kanbur 和Venables,2005）。由于前提假设不同及集聚和发散力量的特殊本质，导致既有研究结论相互矛盾：有的研究认为贸易开放与区域增长空间收敛相联系，也有研究表明贸易开放与区域增长空间发散相联系（Krugman和Livas,1996）。同时，由于研究方法和数据方面的差异，致使贸易开放对区域增长差异的影响方向和力度也有很大不同（Briilhart,2011）。此外，现有贸易开放对区域增长的空间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空间效应（Niebuhr,2006; Barrios 和 Strobl,2009），这些研究本身尚且存在争议，因而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

（二）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发展差异的不断扩大，关于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引起了学者极大的关注。郭腾云（2001）利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首次从数量上探讨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认为对外开放加快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布局。兰宜生（2002）用对外开放度指标分析了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度与各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东西部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差距是形成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赵莹（2003）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在目前偏向于扩大收入差距。何璋和覃东海（2003）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凹形关系。万广华、陆铭和陈钊（2005）建立了一个收入决定方程，其中包括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变量，同时使用改进的Shapley分解方法量化全球化的贡献度。研究发现，全球化变量与中国区域收入差距变量之间有着稳定的相关关系，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的区域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但是其他一些因素，如区位、城市化等对中国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却在衰减。李斌和陈开军（2007）利用变异系数度量了中国在1981—2003年间的地区经济差距及进出口贸易差异的程度，并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考察了中国地区间外贸水平差异与经济差距之间的联系，研究结论认为地区间外贸水平差异是影响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不过该文没有对贸易开放影响地区经济差距变动的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包群（2008）探讨了中国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空间差异，认为区域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较大空间差异，地区间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都将导致贸易开放增长效应的显著不同。这篇文章在理论上研究了贸易开放的区域增长效应的空间差异，然而在实证上并没有考虑区域数据的空间相关性，这可能会导致实证结论的偏差，而且地区间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的差异与贸易开放增长效应差异的互动机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黄新飞和舒元（2010）运用动态面板数据 UMM估计方法，对1992—200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与省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为正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相关系数最高。该文主要注重分析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并未就贸易开放对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机制以及省域面板数据的空间相关性做深入探讨。

综合来看，目前国内外有关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着眼于跨国差异方面，关于贸易开放与一国内部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较少。国内已有的关于贸易开放和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也大多是集中在贸易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上，而对两者影响机制的研究较少涉及。本书将从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融合的角度出发，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开放条件下引入空间效应和交互影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综合框架。在对贸易开放度的科学度量基础上，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和交互影响分析的技术优势，综合准确地考察贸易开放对区域发展各要素增长效应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利用实证结果，深入分析贸易开放和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系，系统讨论贸易开放和影响区域发展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国在日益开放的经济环境中更好地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笔者致力于将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增长理论糅合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分析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同时，由于该理论最近才开始成为研究的焦点，实证方面的研究做得不够，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考察的结果不一致，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也不一致。本书通过对中国省级数据的整理，利用中国省级区域总体层面和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在空间面板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础上做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实证研究，为贸易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

（二）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本书在考察中国贸易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关系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系统的历史回顾与总结，同时也对贸易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严谨的数量指标分析，以期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角度考察和映证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三）静态与动态、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本书不仅对中国整体和各省以及四大区域的经济数据进行静态的比较，而且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开放空间差异、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区域收入差距、三次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等情况进行动态考察，以便研究贸易开放对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

（四）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本书对贸易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考察既有来自整体宏观层面的分析，也有来自中观产业层面的分析，而在对贸易开放影响区域经发展机制分析时进一步深入到对经济行为人，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的分析。

四、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本书的研究技术路线图如下：

除绪论外，本书分为八章。

第一章对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系统的述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包括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贸易与经济增长思想，和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贸易与经济增长思想。其中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贸易与经济增长思想正是本书研究贸易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关系的理论源泉。

第二章是关于中国的贸易开放及其影响研究。首先对中国的贸易开放进程和开放成果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并对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接着对贸易开放度的测度指标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并利用选定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区域格局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第三章是关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首先对有关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述评，然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和实施过程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在此基础上采用一系列量化指标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现状和空间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区域贸易开放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第四章对贸易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一般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在追溯有关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融合关于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诸多假设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框架。在此模型中，包含了相关文献中三条最重要的假设。第一条假设是，贸易开放促成了经济活动从核心区域的扩散，这条假设来源于 Krugman 和 Livas （1996）的“核心—边缘”模型；第二和第三条假设是，贸易开放导致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区域增长比那些水平低的区域要快。

第五章在前述理论模型框架基础上，基于变量的空间相关性检验在模型中融入空间滞后变量，构造用于检验贸易开放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关系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并利用中国省级区域整体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普通面板、空间滞后面板和空间误差面板实证检验和比较分析。

第六章将深入到产业层次对贸易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首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地区差异和变化以及贸易开放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进行分析；接着，利用类似第四章的内生增长综合模型，构建基于产业层面的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方程，并在三次产业层面上进行实证检验；然后，基于检验结果，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

第七章在制造业行业层次上探究贸易开放在中国地区制造业增长差异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分布进行空间统计分析；然后，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利用中国省级制造业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方法来考察制造行业增长的差异问题，重点考察贸易开放和市场化进程在中国地区制造业增长差异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八章在总结前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中国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政策建议。

五、创新及不足之处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及特色具体表现为：

1．本研究将新经济地理学与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理论相结合，构建一个引入空间因素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模型，利用该综合性的理论和实证框架，考察贸易开放下影响区域发展的各要素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受到影响的程度和方向。

2．基于区域数据的特殊性，与通常采用的面板数据实证模型不同，本研究将空间因素融入面板数据模型中，利用最新发展的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贸易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进行交叉项分析，避免了以往多考查单个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作用这一做法的片面性，分析比较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各要素的相互影响和传递机制，以得到更加准确合理的分析结果，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思路和方向。

3．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对中国省级区域制造业发展差异进行分析，重点考察贸易开放和市场化进程对于地区制造业发展差异的影响，发现单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投资并不能有效缩小地区产业发展差异，关键需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利用效率。

4．系统的讨论了贸易开放和区域经济增长要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的作用，以及贸易开放与这些要素增长效应的相互影响和传递机制，为开放条件下如何缩小地区差异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当然，本书作为笔者对贸易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关系研究的初步尝试，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如对贸易开放度的测度仍然沿用单一指标——贸易依存度，没有在前人的研究上取得突破，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计量实证中采用的基础设施代理变量在产业层次上显著性较差，人力资本存量的准确度量需要细化，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1] 参见Ferranti, et al.（2005）；Rodriguez Oreggia（2005）；Markusen and Diniz（2005）；Rey and Mark（2005）。

[2]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