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一部传奇历史

曹布拉

柯文辉先生的这部传记，在时间上稍晚于金梅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中国大陆出版单位密集地推出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传记这一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位历史人物发生兴趣：在作者与读者两方面都是如此。

柯文辉的这部传记与金梅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有不少相似之处：首先，两著都具有历史的视域，都在“述”中夹“评”，易言之，即都不满足于对传主生平作详尽的叙述和再现，还要在这种叙述中表达出作者的见解和看法；其次，作者也以辩证的眼光透视传主，在充分肯定传主历史贡献的前提下，并不讳言他的历史局限与不足。

如果说金著体现了一种严谨的“学者型”现实主义风格的话，那么，柯著则呈现出一种抒情的“诗人型”的浪漫主义风格。也就是说，在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时，金梅一般用冷静、客观的笔调作深入细致的描述，而柯文辉却抑制不住胸中涌动的诗情，这种诗情从他的笔端放射出来，构成了一种浓浓的诗的氛围。他的叙述语言和评论语言都是诗化的，浸透着、映射出作者的热情和审美感受。简言之，柯文辉在这部著作里营造一个艺术的、诗的氛围。也许他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传主本人是一个诗人，故而须得用诗的语言来评述传主，才能使主客体两者融合无间，才能更贴切、更传神地表现出传主独特的精神风貌。

文学传记是真实的历史与表现历史的文学性的有机结合的一种体例，其首要标准是真实，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而由作者随心所欲地去编撰或改写历史，真实是传记的灵魂，是传记的质的规定性即本质属性，倘若偏离了这一点，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就不能算作“传记”，即使在此前加上“文学”的前缀词；第二条标准是：文学传记要具有文学的品质，传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为生动、形象地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以文学的手段来营造或烘托氛围，以美的语言描绘传主的各种活动及传主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等。

笔者以为，柯著较好地把握住文学传记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将二者统一为浑然的整体。在这部文学传记中，凡涉及到传主的大小事件，传主的行为活动和思想活动等，作者都尽量做到言必有据，^[1]没有凭空虚构或杜撰之嫌。同时，作者在为传主作传时，又明显地带着一种主观的色彩，即作者是力求以主观的“表现”而非客观“再现”的方法，来刻画传主的形象，描绘传主的神采，表达出作者对传主的种种活动而产生出的感兴、联想和理性思考。阅读这部传记，我们能处处感到作者的存在，处处感到作者喷发的灼热诗情，处处感到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处处感到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

李叔同是全才型艺术家，他在艺术的多个门类中成绩斐然，但一般的传记作者不太有可能具备与传主相似的艺术造诣，因此，在评论传主的艺术成就时，如果面对某一陌生的或不甚擅长的艺术门类，或言不及义，或一笔带过，若勉强评论，往往会陷入隔靴搔痒或力不从心的窘境。从本书来看，柯文辉熟悉美术、书法理论，又跟众多美术家有交往，因此，他除了依靠自己深厚的艺术素养对李叔同的绘画进行举重若轻的精彩评析之外，还引入或“借用”了其他艺术家的审美经验来丰富对李叔同的艺术成就的认识。这使得他的这部传记对传主的艺术评论具有了一种“全面”和“内行”的性质——这也是柯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所谓“全面”，该著对李叔同——弘一大师的绘画、书法、诗词、戏剧、音乐等都作了全面的、深入肌理骨髓的评论；所谓“内行”，作者的这些评论，是一个艺术家的评论，是审美的批评。如他在评析李叔同的油画作品《裸女》时，先详细地描绘了画中人物的身体各部位的微妙姿态后，接下来是如吟如歌、笔墨酣畅的独白：“头、臂、腿、胸，各大局部都有冷暖色相调济，有的外伸，有的内敛，通过对比，互补，撞击，模糊里的清楚，明朗处的模糊，重量感，体积感，多样统一，调子雍和润畅，又时出涩笔，洒上许多低音，举重若轻，手师心，眼师物象，又能入能出，达到自由状态。肌肉背后，骨的坚实，柔韧，血的奔腾，都见活力。笔触有弹性，或砍或擦或写或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己的审美感受后，作者接着又写道：“美术理论家，水粉画家朱金楼兄在1980年告诉我：30年代前期，上海美专存有弘一大师大于真人的油画人体写生，对肌肉的表情开掘很深，没有下过功夫的人，绝对达不到那种神奇而又松秀的笔触。……”“1984年8月31日，我和刘海粟先生一道在青岛山海关路南侧海滨散步，他说：‘弘一法师是真正的大海！广阔深沉。……（某次）刘质平先生拿来三张油画，来给我欣赏，其中两张是西湖风光，用色艳而不俗，微妙的笔触表现出他对大自然的高度敏感。还有一张很大的人体，仅成上半身，大于真人，因为兴尽，没有继续完成。画法大体写实，又有画家的情绪渗透在线条中，有点像雷诺阿，却比雷诺阿用色上更重视团块的对比。我平生看油画，不轻易佩服什么人，但对弘一大师实在佩服，慢说在中国，大而言之在亚洲，包括培植过他的日本，也没有人超过他。……就以西湖来说，我画过很多张油画，写实的如《南高峰》，写意一些的如《回光》等等，都不满意，故而深知表现出秀雅高洁的东方情调之难，才知弘一大师的成就惊人……”这类文字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如诗如画，既富音乐的韵律，又似歌剧的咏叹，十分贴切地传达出传主的风采神韵，让读者在一种浓浓诗情的熏染下，进入一位历史人物的传奇历史。柯文辉的这部传记还写出了“传主在当时和后世的深刻影响。在李叔同的直接指导下或间接影响下，甚至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共性的文化群落，著名者有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李鸿梁、姜丹书、堵申甫，以及三四十年代的叶圣陶、朱光潜等。其共性可用朱光潜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们都是追求博爱的人道主义者，都是德才兼备的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强调人格独立，境界高远。他们和弘一大师一样，都是虔诚的爱国者，民族文化的传人和创造者”（见序一）。这一点，恐怕也正是作者对于传主的历史价值的一种深刻体认。

笔者注意到，本书对弘一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征引了林长弘先生《记抗战中的弘一大师》一文，说弘一曾严词拒绝日本军司令发出的赴日邀请，又组建“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救护伤员，掩埋死难者等。作者同时也说：“见日本军官及组织救护队事，未见其他史料，两事在不同时间地点，因对林文不忍割裂，并抄如上，愿长者更述其详。”以这样的留有余地的态度来对待尚无确实旁证的材料，显示出作者在张扬着充沛的诗性同时，仍固守着学者的理性态度。

柯文辉这部文学传记的成功，表明了历史人物传记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风格。

综观近二十年来以李叔同——弘一大师为描写对象的长篇作品，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类著述在学术和艺术诸方面逐步前行的轨迹。

[1] 所谓“言必有据”，指的是作者下笔都有史料方面的根据。至于所引的某些史料不那么准确，或在学术界存在争议，那是另一个问题，则与凭空的“虚构”或“杜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