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杂谈

收藏是一种行为文化，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纪元前。

收藏者现在号称六七千万人，但是多数是搞大众收藏、民间收藏，搞高端收藏的人很少，是金字塔尖。除了财力、眼力，还需要学识、修养和品位。

真要搞收藏，历史一定要熟，中国各个朝代的基本特点要了然于胸。还要学艺术史，学一些古典文学，懂得一些哲学史，总之一定要看很多书，要接触真真假假的很多东西。

收藏是一种行为文化，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纪元前。

如今一说收藏，人们都觉得是一件非常高雅，也非常高深的事情。其实不尽然，因为，收藏的范围之广，几乎遍及了所有的物品。大家可以随便问，你只要能说出来的东西，大体就已经有人收藏过了。这不是奇谈怪论、危言耸听。譬如石头，地质博物馆收藏、陈列的主要就是石头，各种各样的石头。那么土呢？农业科学研究院、农业博物馆肯定有关于土壤学的标本收藏和陈列。当然还有更具人文色彩的，譬如中山公园社稷坛里众所周知的“五色土”，那就是过去皇家收藏陈列的土。它有很多的寓意：黄土代表黄帝，居中；青象征东方太嗥，红象征南方炎帝，白象征西方少昊，黑象征北方颛顼。即《毛诗·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收藏是个很大的话题。

历史上人们有目的、有系统的人文收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源于典籍文献。欧洲所有的经典博物馆，其早期的收藏都是源自皇家图书，然后逐渐扩展到精美的古典艺术品，并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扩展到那些能表现出奇异斑斓的强烈异域文明色彩的物品。所以，收藏最初始的动因可以概括为：首先是出自对先民的崇拜、敬畏，以及对于祖先创造的文明的珍视；其次是好奇，即对于未知世界、有待探寻的自然造化、人文遗产以及异域文化强烈的好奇心。

藏书是人们最早从事有目的收藏的一种典型行为。《诗经》就是个例子，可以看做是从民间的吟咏传唱，到有文字以后用文字符号记录下来的文化珍藏，后来刊刻成石经，印成了各种版本的书。所以，在全世界传统收藏中，很大的一类就是古籍善本，行里习惯叫版本收藏。它包括手稿、母本，以及各个时期印制最为精美的版本（图1、2）。因为收藏有一个特点，就是稀有物品对大众物品的排斥，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越稀罕的东西价儿越高。基本是这么个概念，但不是说其他的东西就没有收藏的意义，或者没有收藏的价值了，而是由收藏本身的价值取向决定的。因此，收藏可以这样定义：一件物品之所以具有了收藏的价值，不是其自身的特殊，就是同类物品在历史上的迅速减少，乃至濒临消亡。

在我国，最早的皇家收藏通常与国祚有关，譬如传说中的“禹铸九鼎”，象征商周天子威仪尊崇的类似“九鼎”那样的传国重器、封禅与祭祀有关的礼器、巫术用具等。而有记载、有系统的专题收藏应源自汉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后，遣使阙里，祀以太牢，并收集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物品陈设在夫子庙里。所以，这属于政府行为，并且一直发扬光大到清代，许多出土的国之重器常被皇帝指定陈列在孔子庙里，例如刻有中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的石鼓，“七七事变”前文物南迁时才从北京国学孔庙中移走。而曲阜孔庙、北京国学孔庙中至今还保留着历代帝王封赏的一些三代彝器。

汉代之后，艺术品的收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并最早与汉字艺术联系在一起。现存最早的纸本法书就是那件著名的《平复帖》（图3），作者是西晋的散文和书法大家陆机。这个被后世称为晋初开山祖墨的本子连同后来“二王”的真迹，如果没有历代人们的珍藏，你不能想象它们会流传到两千年后的今天。

中国系统的民间收藏热潮肇兴于宋代，是“金石学”的衍生。

宋代的赵匡胤是发动兵变当的皇帝，所以，尚文抑武是国策，也造就了有宋一代昌盛的文风。金石学是从研究当时出土的三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先秦的石刻文字发端的，随即便演变成收藏热，并从最初单纯的古文字考辨，迅速分支出器物、图案、分类等专门的研究学科。至今专业收藏机构的分类体系，就大体是沿袭宋代以来的习惯，按照金、石、书、画、瓷、玉、善本、文玩“八大类”排列。

金，当时就是指三代的青铜彝器，现在的专业收藏则泛指一切金属制品，除青铜礼器外还有兵器、工具、造像、铸币等；石，过去是指先秦石刻，后来发展到高古的石器、雕塑、画像砖石以及魏晋以降兴起的石造像。前面我们讲到了，法书的收藏要更早，至少不晚于两晋，唐代时已经非常盛行，并出现大量摹本。

这里应该指出，赝品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战国，但只属于个案。唐宋时期兴起的摹仿作品主要是研习与炫耀技艺的产物，亦非商业牟利，传播的途径也大多是进呈、馈赠等方式。但在南宋以后，特别是明代伴随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书画等艺术活动进入市场流通领域，恶意造假等假冒伪赝才成为古玩艺术品市场的顽疾。米元章说；“书画交易，各凭眼力。”可以认为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眼学的点睛之笔，而常见的“小米”题“大米”（大米即米芾米元章，小米为其长子米友仁）中的辨识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赝品已经很多了。

瓷器收藏是宋五大名窑兴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把玩玉器、收藏玉器则至少不晚于和氏璧流传的年代。其所谓“天下所共传之宝”当为国宝级文物之滥觞。这与“禹铸九鼎”、“问鼎”的情况不同，与传国玉玺的情况不同，因为与国祚无关，只是珍玩而已。

典籍和善本如今逐渐让位给图书馆档案馆去做了，博物馆一般不再作为大的收藏项目了，但重要的版本、手稿什么的，博物馆绝对不会交出去的，它仍然是专业收藏机构和收藏家一类重要的收藏。

文玩的收藏则涵盖越来越广，也与其他门类有重叠，例如砚石、章料等通常不归入石器类，而是属于文玩。因此，这个门类一直延伸到几乎所有的小型工艺品。

当然，传统意义上的“八大类”也一直在变化。除了前述提及的收藏范围的拓宽，像书与画后来就合并了，因为“书画同源”，保管的基本要求也一样。书法和绘画包括写经、碑帖这些东西，很多都是早年相当大的一类，现在通常都合在一起了，变成了一大类——书画。而自从王世襄《明清家具研究》以后，家具迅即成了一种新的收藏门类了。我1979年到首都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古典家具这个词还没有人提，古旧家具也不在博物馆藏品总账中，各办公室里用的大多是硬木家具，保管部一进门就是一对紫檀顶箱大柜（图4）……为什么呢？这些东西当时都不算文物，只是作为古旧的日用品——兼具陈设作用的古代日用品而已。因此，王世襄先生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典家具的地位提升了，致使这些东西逐渐变成了高端收藏品。这无疑有利于它们的保护，以及工艺的传承。

还有一个后来兴起的收藏大类就是钱币，在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都是一项大宗收藏，仅国家博物馆中等级藏品的总数就超过20万件，数量非常大。

钱币这东西很有意思，前几天看电视剧《封神演义》，居然剧中表现商朝末年的时候就屡屡出现拿青铜铸币买东西的场景，这不见鬼了？奴隶时代不可能有市场，也就不会有青铜铸币的大量流通。中国出现具有流通意义的金属铸币是春秋战国时代。再早为什么不会发生呢？因为天子与各诸侯国之间主要是朝贡关系，不需要钱来结算。而奴隶不会有钱，奴隶主不需要用钱，自由民又极少，没有这个需求。商周青铜器上的“贝”其实并非确定意义上的货币。所以，剧中姜子牙劝文王的“大农、大工、大商”就很滑稽了。因为那时还没有商业这个词。

大家知道，自从禄父反周失败之后，商王朝的殷姓遗民就大都被迁移到成周附近以便监管，并被永久性剥夺政治权利，因此他们依仗财力开始从事手工业和贸易活动，逐渐占据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还造就了当时的一组贬义词——商人、商旅、商贸和商业，而商业活动直接的产物就是货币。同时，货币一经产生，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就迅速显现，以致墨子不禁慨叹，今仕之用命，不如商人之用一布（布，当时一种流通的金属铸币）之慎也。但对于中国金属铸币的系统研究和收藏是清代以后才发生的。近些年，一枚珍稀的古代金属铸币拍卖到数十万、上百万元已经屡见不鲜了。

既然提到拍卖，这里我们也就有必要顺便来探讨一下拍卖与收藏的关系。

我从事艺术品的商业运作比较早，大概在1985年以后。上世纪末，我们在孔庙西配殿开了个画廊，像靳尚谊先生、詹建俊先生等许多美院老师的作品都展出过，也卖掉了一些。卖得最高的一幅作品两万美元，当时约合20万元人民币，以致圈子里震动很大，谁也没想到一张画能卖这么多。可是社会上关心艺术品的人仍然寥寥无几。1993年北京先后出现了两家专业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从那时起，文物艺术品交易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究其原因，大抵跟成交记录的不断刷新关系至密。

现在，大家跟那个时候人们的观点肯定大不一样了。我搞画廊的那个时候，我们是拿着中国画到日本去卖，因为日本人有钱，拿到日本能卖个好价钱。当时《北京晚报》的记者写了一整版文章骂我们搞炒作。因为，同时在东京的吴作人作品展览门可罗雀，而我们采取商业运作，开幕式举办了个三百多人参加的大酒会，加山又造先生致开幕词，平山郁夫先生给剪彩，展卖的不过是咱美院黄均副教授和历博陈大章先生的作品。卖得价钱很高，卖得也很好，影响自然就很大。同样的，在现代社会，艺术品如果不与经济价值挂钩就很难使老百姓瞪大眼睛去关注。例如，过去国家文物局搞了个七人书画鉴定组，把省市博物馆的藏品基本过了一遍，但很多意见无法达成一致。上海博物馆馆藏有一件宋徽宗《柳鸦芦雁图》，七个顶级专家有的说真，有的说徽宗“天下一人”的押真，有的说柳鸦真，芦雁是宫廷画家代笔。如此重要的作品，如此大的不同意见，如此记录在案就算完了，却没有哪一家媒体炒作过。为什么呢？至少跟这幅画是博物馆的旧藏，不会拿出来卖，真伪问题也就讨论讨论算了有关系。譬如还是宋徽宗的作品《写生珍禽图》，嘉德上拍，一锤子下去2530万——个十百千万的，都八位数了，你得数一会儿，所以闹得老百姓全知道了。很多人给国家文物局写信，说，中国人现在有实力呀，2530万让外国人买走了，你们都干嘛吃的。急眼了，为什么？还是那2530万闹的。最后专家说了，这东西最多是明初人仿的！一下子，都不说话了。闹半天外国人（比利时尤伦斯夫妇）买一个假的，那还说什么呀？

其实，搞艺术的不能这样看问题。起码它是有一个图式的作用，即使定论是明初的，但仿的人还是照着当时他还能见到的风貌，或者就是照着《写生珍禽图》临摹的。咱们现在见不到原作了，那个东西也就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所以，2009年保利春拍时，这件作品又以5510万落槌，再创记录。就像《兰亭序》似的，传世的哪个是真的？它那个范本作用是很重要的就是了。所以，收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经济价值直接拉动了社会的关注度。这非常重要，比你印无数宣传册子去宣传保护文物不差。过去把文物当“四旧”，老百姓怎么能重视？北京史思明墓的遭遇就是一例。当时在“文革”期间，出土的玉册被扔得到处都是，最后只收集到零星的十几片。如果不是在残存的玉册上面发现了史思明之子史朝义的哀悼字样，这个墓葬就会沦为无主墓，出土文物的价值也就有限了。现在不会了，出土个陶罐子老百姓都首先会想到它可能很值钱。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非常看中我们先民的这些遗存的时候，经济杠杆就尤为重要——先不要损坏，因为它很可能非常值钱。所以，文物艺术品拍卖对于传播艺术，传播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拍卖也使得艺术品投资甚至投机活动兴起，使得高端文物艺术品的收藏真正成为有钱和有闲阶层的专利区间。但是，收藏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因为还得有学问，要不然你净买假，尤其是顶级古代文物艺术品。

应当提及的是，早年还没有“文物收藏”这个词义。

文物最早出现在文献里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文明遗物的含义，而是礼乐典章制度的总和。所谓：“夫德，简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后汉书·南匈奴传》里也有类似一句话，是说，匈奴受汉文化影响，开始“置衣衫，备文物”。这里的文物一词都是指的典章制度，而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历史的遗留物。这个词义的变化不晚于唐。杜牧有句诗：“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其中文物一词确定的是指六朝的文明遗物。此外，早期的艺术品同时也是生活用品，或者兵器等等。而中国人习惯于厚葬制，尤其是先人使用和珍爱的这些东西，一般都是随葬入土的，还没有收藏先人遗物的习惯。

当收藏日益成为时尚的时候，我们似乎更有必要先来审视一下我们的祖先到底有哪些东西更值得收藏。

华夏民族的发明真的很多很多，所谓“四大发明”其实是西方人站在资产革命的特定立场上归纳出来的。这里仅举两个远比“四大发明”重要得多的伟大发明：一个是丝织品，一个是瓷器。这两件东西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说到多大都可以，因为，它们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或者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中国人突发奇想地把虫子的茧做成衣服穿自己身上了，还华美无比。当年，罗马帝国的骑士们第一次从中亚带回这些丝织品时，恺撒都看傻了。所以，我曾跟同学们开玩笑说，为什么奥林匹克是裸体者的运动？因为，那个时候的希腊人只有粗纺的羊毛、亚麻，那种衣裤穿在身上不用跑马拉松，跑3000米试试，腿都会磨烂了。所以，中国的仙女穿着华丽的丝绸，怎么穿着怎么漂亮，希腊的美女只好不穿。可见丝绸对人们生活品质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以致出现了两条商路专做丝绸贸易。所以，主动发掘帝陵的提案一律被否决了，就是因为定陵发掘时，整匹的丝绸刚出土时鲜亮极了，几乎瞪眼看着就黑了、粉化了。因为，许多有机物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历经几百年上千年一点都不变，只要重新回到了空气中，它会突然把几百年几千年的寿命浓缩在几分钟之内就结束了，所有的纤维都迅速粉化。所以，再不要尝试了，除非有了完善的保护措施。

还有一个是瓷器，收藏界习惯叫陶瓷，但陶和瓷本质上不同。陶在任何古老的民族都有，现在流行西来说。应该这么看，古埃及最早出现陶器，但是传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就是所有民族的文明进程中，都会在一个特定阶段通过实践或者偶然的发现把陶器发明出来。中国最早见到的陶器是一万年多一点，埃及和整个东欧地区要早大概几千年。中国的陶器即使在鼎盛时期，也达不到古埃及和古希腊等文明古国同期陶器的工艺水平，我们千万不要民族至上。同时，中国彩陶文化的著名发现地几乎是叠压在古丝绸之路上的，越往西的越精彩——马家窑的最棒，再往东几乎就不行了。而马家窑彩陶中大量几何纹饰构图的器物，与更早的中亚彩陶又太像了。但是中国突破性的是制瓷。制瓷在中国发生得很早，已发现在商周时期就有带釉的高温瓷器了，宋代达到青瓷的鼎盛时期。宋以后彩瓷开始占统治地位。大家是搞艺术的，应该注意到，所有的艺术品瓷里单色釉最难烧。与声乐中的清唱一样，无伴奏，有一点瑕疵都听得清清楚楚。彩瓷就像交响乐伴奏的大合唱，能遮丑。图案、画工、色彩还原好，对器型就不那么苛求了。

宋代青瓷的造型艺术直接来源于夏商周的青铜彝器，是秉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实用造型艺术精华的再创造。譬如首博藏品中有一个钧窑的胆式瓶，线条太美了！后来的元青花玉壶春瓶，明洪武到永宣的青花玉壶春瓶，跟宋代这个瓶子的造型根本没法比，至少在造型艺术方面差太多了（图5、6）。

瓷器烧成后，其特有的稳定性和硬度等特性，已经随着近代工业的突飞猛进被开发、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去了，例如，航天器的隔热瓦，坦克上的防护装甲，甚至防弹服等。所以说，中国人的这项发明真的不逊于“四大发明”中的任何一项。它对于人类生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同寻常。因此，作为发祥地，中国古代瓷器在世界的影响力也特别大——中世纪的欧洲有国君用自己的一队近卫骑士换取一对瓷瓶的记录，而现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最高的单件中国古代艺术品拍卖成交记录也是瓷器——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大罐，成交价2.4亿。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文物艺术品的价格还会提高。

当然，市场表现力是一个问题，学术是另一个问题，比如“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大罐”。这个东西说是元青花瓷，我看值得商榷。实物我没见过，但道理应该能讲清楚。因为元朝的统治是很严酷的，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以，不会把汉民族的传统故事弄到像样的瓷器上面去。他要画何妨画个成吉思汗统一大漠，画些个铁木真的故事，这样不是更顺理成章嘛！这个题材与什么时候的更合拍呢？肯定是明初洪武至永乐——那个大力褒奖军功贵族的年代。类似的南京博物院有一件藏品是“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明明是永乐墓出土的，也说是元青花。还有类似的几件景德镇产“元青花”人物大型器，我认为定为上限在洪武晚期，下限到永乐比较合理。梅瓶古时叫经瓶（图7），可以理解为装酒的制式容器，元大都出土过完整的内府梅瓶，就是白瓷的，这与蒙古民族尚白是一致的。根据历史记载，当年景德镇的督窑官是色目人；根据现存比较确凿的元青花器的构图，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显的中亚风格。因此，元朝的青花瓷器主要应该是出口瓷，所以，在伊斯坦布尔可以见到更多的元青花是有道理的。

梅瓶、玉壶春瓶进入高端收藏是清代发生的。当初杭州南宋宫殿遗址附近出土过很多梅瓶，全是碎的。有人还问，这么好的梅瓶怎么都砸了？陈设器当然不会都砸了，但这东西就是个酒瓶子，皇上不会犯买椟还珠的错误，酒喝完了，自然就从后院墙飞出去了，碎了。就跟时下黄永玉先生设计的酒鬼酒瓶子是一样的，就跟皮尔卡丹设计的奎森迪奥的香水瓶子是一样的——名人设计的容器，很好看，很别致，但功能无非是个容器，从来就不是作为艺术陈设品的，只不过是为皇家特制的，格外讲究而已。满族人进了北京城后，看到像模像样的人家都在家里显眼位置供这么几个瓶子，也就效法着成了陈设品（图8）。其实人家是为了供瓶子吗？是供着皇上赏的酒。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这样的明代官窑空酒瓶子拍卖的通常开价都在七位数以上。所以，收藏本身无所谓高低雅俗，摆一个永乐青花梅瓶与摆一个路易十三空酒瓶子没有本质区别，你懂得其中之美，你有目的去阐发内里的文化内涵就算是做到位了。我有个朋友收藏茶壶，家里边林林总总，摆放着好几百个历代茶壶，一两面墙都是，从明清喝酒用的执壶，到民国间流行的软系提梁壶；从做工古朴的，到女孩子用的进补药壶。个个儿叉腰戳指般，很有些味道，也很有意思。

这几年收藏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同时，国宝这个词也被媒体用得很滥，仿佛是个古董就是国宝。其实在文物行里国宝的界定非常严格。一件文物够不够国宝，通常除了显著的历史、艺术价值之外，多为孤品，或者典型到超乎寻常了，博物馆习惯上就定为一级甲。首都博物馆陈列着一个北京琉璃河西周遗址出土的“伯矩鬲”（图9），就属于这种国宝级文物。因为，从河南到辽宁一线出土过有伯矩款的各种青铜器大概不下40件，其中鬲不止一件，但唯有这一件进入了国宝行列。这是由于它做得太精美了，不仅器身是高浮雕的，而且三面的牛角都是高出戟，工艺的难度可想而知。按理说西周时期的工艺达不到这种水平，可这件器物竟然做到了，还是墓葬里伴随出土的，所以具有很高考古学意义，具有很高的器物学、器型学的意义，当然是国宝。同时，中国文物狭义的国宝中，很大比例来自青铜器。

前面我们谈文物的分类时说过，金石并称，金居首位，过去特指三代的青铜器，也是传统收藏中最重的。

青铜器除了造型厚重、工艺精湛、图案凝练并具有图腾式的美感之外，还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人类历史上，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出现青铜，比中国早得多。但在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所能见到的青铜器大都是工具和兵器，唯独中国人把青铜器做得这么美，做成了无比恢弘的艺术品群。所以，当全世界的收藏家、收藏机构若想尽可能完整地讲述人类发展的这一段进程时，无论如何也躲不过青铜时代，而整个青铜时代能让人看得目瞪口呆的东西，也只有中国的青铜礼器。所以，站在国际古代艺术品的大舞台上，中国的青铜礼器永远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比较像样的大件青铜礼器在拍卖会上就没下过百万美元。因为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还不让拍卖，所以很多人看不出它的真实价格。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发展史认为，石器时代与氏族公社等长，青铜时代与奴隶社会等长，铁器时代与封建社会等长，所以，整个奴隶社会时期也可以叫做青铜时代。可中国的青铜和铁器几乎并行发展了一千年，铁器始终都没能彻底打倒青铜器。为什么呀？中国早期社会发育太快了，太奢靡了，而青铜器特有的那种华贵是铁器没法比的。这其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欧洲中世纪之前的金属制品都是铸造的，铸铜工具和兵器、铸铁工具和兵器都很脆，骑士们打仗夹一个铸造的大矛骑在马上冲过去一撞，要不把你撞下去，要不把我这矛给撞碎了。可中国很早就有一些军工名家，无论是采用不同金属配比铸的铜剑还是锻造的铁都有极好的弹性，其硬度和韧性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低碳钢。所以，春秋战国就有了大量的铁器，可直到汉唐之际青铜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帝王的禁军，贵族的卫队，大多延用青铜兵器（图10）。既然性能与铁器相差无几，还显得华贵、好看，为什么要淘汰呢！因此，秦俑坑出土的兵器中青铜的还是占主流。

青铜时代还有一个特点，即兵器和工具的出土量相对礼器来讲不成比例。道理在于，那是奴隶时代，发个锄头就种地，发个武器就打仗，而所有的工具和兵器的所有权并不属于使用者，坏了回收重新翻新，因此，普通墓葬中一件青铜兵器和工具也没发现过。但贵族们祭祖的、祭神的、宴乐的礼器、乐器却会大量随葬。河南三门峡发掘的虢仲墓、虢季墓，每个墓中出土青铜器三四千件。虽然出土量很大，可毕竟属于贵金属，平民手里就连青铜铸币也少得可怜。《史记》里有一段就说，刘邦要去服徭役了，大家相送，每人凑三钱，萧何比较阔绰，给了五个钱。就多给了两个大铜钱，都值得太史公给记上，可见直到秦末这一情况都没改变。

在座的大家都是搞艺术的，都应当能感受到上古青铜器的那种美感是后世做不到的。当然，青铜礼器的形成经历了很漫长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爵（图11），在夏代中晚期还是挺丑陋的，一直到了周初的时候才发展成我们现在认可的那种标志性的器型——流变得短而圆润，尾适中了，腹变圆了，变得很美，成了上古酒杯的典型器。后来这个器物还抽象出一组表明社会等级地位的专有名词——爵士、爵位……

说白了，爵就是贵族专用的酒杯，爵士就是可以使用这种酒杯的人的泛称；爵位的直译就是与天子一起喝酒时你的爵杯所能摆放的位置。距离天子越近的地位自然越高，于是公、侯、伯、子、男的身份也就分出来了，固定下来了。这就是青铜文化带着后人抹不去的烙印之一，使人回溯起来趣味无穷。

正是缘于这些，收藏成为了文化行为。收藏者现在号称六七千万人，但是多数是搞大众收藏、民间收藏，搞高端收藏的人很少，是金字塔尖。除了财力、眼力，还需要学识、修养和品位。大家也许听说过张伯驹先生，他最早的收藏是从琉璃厂买了幅康熙题的一个匾额“丛碧山房”，后来取别号丛碧。我前几年陪他女儿传彩阿姨去上海卫视做节目就带的那幅字——康熙早期的，不怎么样，但那是张丛碧先生最早的收藏。他不是上来就买《上阳台帖》、《平复帖》，起步很低。我过去开玩笑时说，张伯驹是大收藏家，别人比不了，他爸爸开银行，舅舅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除非他不玩儿收藏，一旦喜欢上谁拦得住？但他学问真的好，不仅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解放后曾任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北京书法研究会副主席、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刊有丛碧、春游等诗词集六卷，还妙解京昆：著有《京剧音韵》，并能唱余派传统全本戏40余出。早年更曾主唱《失空斩》，自扮诸葛孔明，余派须生创始人余叔岩饰王平，杨派武生创始人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演赵云，程继先为马岱，轰动一时。民国初与溥红豆（溥侗，清宗室，曾袭镇国将军爵）、袁寒云（袁克文，袁世凯次子）、张汉卿（学良）并称“四大公子”。然红豆馆主专攻戏剧，于旁的学问不甚了了，享誉者“李龟年”尔；袁寒云才华过人，精通版本之学，但英年早逝，留给后人的东西便有限了。张学良自其父惨死于日本侵略军的阴谋后，愤而从戎，为中华民族做出过极大贡献。再就是张丛碧，终于成为一代学人，一位爱国的大收藏家。他的著名收藏有西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子昂章草《千字文》等，都先后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这就是所谓的大学问、大品位造就的大玩儿家。

有的人动辄号称几十万件收藏，但假的一地，真的罕见，这怎么能叫收藏家呢？有个人打几次电话叫我到他那儿看东西，说他藏有一千多件官窑瓷器，元青花以降不断代。大家信不信我不知道，明成化斗彩都十几件，我敢去吗！成化斗彩不出当朝就很罕见了，文献记载嘉靖御案一对成窑斗彩鸡缸杯，时值十万金。十万金是什么概念，当时斗米不过几文钱，一千钱合一两银子，你算这账，它该值多少钱？有清一代皇家几乎搜尽天下珍玩，故宫有一只半，首博有一对黑舍里氏墓出土的成窑斗彩葡萄杯（图12），天津艺博、上海、沈阳故宫也有几件成窑，剩下全国几十个博物馆百几十年都没收到，您三年二年弄来十多件，除非成化以后的皇陵被盗。

理论精研需要很多苦功夫，但有些事情要仔细想想是否合情理。前两年有一个华裔商人非常喜欢瓷器，在菲律宾海边地摊上买了几个明代中国沉船的外销瓷盘，上面满是海石花，洗掉后品相很好。后来他听人说这路外销瓷器价值不很高，属于大陆货，于是到处搜寻高值品，终于花30多万买了个小杯子，上面也都是海石花。我说假了，他不信，找故宫叶佩兰老师，也说假了。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是永乐压手杯，御用的东西，除了皇上别人没有对吧？可谁听说永乐皇上出过海？他问，那这上面的海石花不会假吧？我说，知道扇贝怎么养的吗？拿个网兜儿拴浮漂上沉海里并不难吧！

明清官窑瓷器，大都是清朝灭亡前后从宫里流出来的，别人家里没有，也不能用，这叫御制的碗，你官再大，家里弄一官窑碗，这就该杀头了，这叫逾制了。现在拿官窑不当什么，过去出了宫就是天大的事儿，也就是民国前后溥仪偷出来一些，太监们偷出一些小件儿。再远是八国联军抢走的，更早是英法联军劫掠完还把圆明园烧了灭迹。

类似这种事情在收藏爱好者中发生的太多了。南京有个藏家说买了个乾隆的印，我一看，“皇帝之宝”。故事说，谁谁他爷爷原来是孙殿英手下的连长，把乾隆墓崩了以后，蒋介石要杀孙殿英，于是他把部下遣散了，没人证了，他们家也就分得了这个玉印。我说，“皇帝之宝”为什么不刻上皇帝的名号？他是打算一代一代往下传，希望江山永祚，怎么会随葬埋地下呢！清代朝廷的印玺现在还在交泰殿箱子里搁着呢，摆放的地方都没变，哪里会又冒出来一个。我给央视二套做艺术品投资节目时说过，《铁齿铜牙纪晓岚》一上来就拿一翡翠扳指说事儿。戏中六王爷指认说，这翠扳指是康熙爷传给雍正，雍正又传给乾隆的，看见这扳指就是表明皇上在这儿呢。可能吗？扳指是射猎时拉弓用的，不打猎的时候他一个皇上带着那玩意儿干什么呀！清朝末年才出现有一些没落贵族带着个大扳指满街逛荡，是为了炫耀他能跟皇上一块儿去春狩秋围，并不是显摆他的扳指值钱。跟现在车后座子上有事没事摆套高尔夫杆子同理，真的是大款他会所有，用显摆吗？皇上不用花钱买东西，他不管这些个物件儿值钱不值钱，真要是康熙爷喜欢的玩意儿，二话别说一准儿随葬。尤其扳指这东西，您老子跟您俩手指头不一般粗您能带嘛？误导人。出土个皇上的闲文章，就算“乾隆五玺”都靠谱儿，就是不会出土传国的大印（图13）。

许多人常愤愤不平地说，你们专家经常东西还没看清就说假，一点儿都不负责任。其实这还算好的，很多时候专家不用看也知道真假。有一位，祖上三代贫农，说他家打土豪时分了个画案，紫檀满工，查了，跟故宫出版的那个雕龙画案一模一样。这东西还用看吗？过去没有家具厂，家具是随房子的大小、功用和木料配套做的，细木工一个师傅一件活。画案这东西不是大路活，极少同时做几个，因此传世的明清大案（图14）只能是大体仿佛，不可能跟哪件一模一样，这就是道理。道理都不通，细看也看不出真来。那年有个拍卖公司拍了个几百万的黄花梨大柜，据说山西一位煤老板买了。当时朱家溍先生也看了，说这东西做得真好！我问，对吗？朱先生说不对。我问为什么？他说，宫里的也没有这么细。柜门打开一看，活做得真是细，连铜合叶都剔槽镶进去再覆小板儿粘好。这就叫蛇足。因为宫里的柜子也不做这么细，背板也不会用黄花梨。道理很简单，皇上是不会开柜子拿东西的。

关于赝品的问题社会上非常关注，我认为要具体分析和对待。一般来说，粗仿的东西不好，形制、纹饰哪都不对还有什么意义？高仿到乱真了的，启功先生叫“下真迹一等”的也很有价值，至少可以陈设，这与明星们有时上台戴一身假宝石饰物一个道理。尤其书画，一般室内光线不直射的情况下紫外线照度也超过400微瓦/流明，长时间挂着的字画会变黄、变脆，因此，古代真迹、名人墨宝不宜长年悬挂；瓷器不怕光照，但易碎，价值高的也不宜陈设。我见到很多大家的室内陈设也常摆一些高仿品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过去高手造假也是技艺的体现，要不当年张大千怎么混呢？他就是做假出身，仿石涛、石溪，如今比真石涛、真石溪一点儿不便宜。您说得按赝品对待，画个大红叉子，那不把几百万真金白银都画没了！早年人美出过一本张大千画集，有人想买其中流散到民间的几张，就拿着画集请何海霞先生看。何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常到他双榆树附近的家去，何先生一看这画册乐了，说，这上边没有大风堂，都是我们画的。

所谓真伪问题，经常是新闻界、老百姓特较真儿的一个问题，收藏圈子里则不能一概而论，要一事一议，酌情对待。我在岳阳看过一对儿从台湾“回流”的乾隆款大葫芦瓶，从箱子往出一抱我就说放回去吧，底上还有一个窟窿对不对？他说是。我说那是台灯座，那个孔是穿电线用的。大伙儿别笑，这是真事儿。早年工美出口换外汇的许多工艺品这几年都当古玩回流了，包括故宫早年监制的永乐压手杯，北京文物局复制工厂做的青铜器……所谓“一眼假”的大体就是这样的东西。诸如满绘的彩陶罐子，是造假的人不明白高古的时候没有高家具，人们席地生活，看不见的地方不会费劲地去画。商代青铜斟酒器多为高圈足，上面还会有个并不一定对称的十字孔，是在炭火上温酒透气用的，否则就把火憋灭了，人会煤气中毒。粗仿的青铜器大多是胶调广告色画上去的锈色，开水一冲就成绿汤子了，氧化铜比青铜都稳定，自然不会被开水冲化；而树脂等高分子材料的仿制品导热性能差，一上手就能感觉出来。粗仿的古代字画通常是双钩填墨，太阳光下一照是可以看出来；做旧通常只是颜色染黄了，但纸张纤维的绒毛还在，弹性也很好，仔细看是可以看出来的；另外大多是用墨汁，会出现轻重不同的跑墨，湿手蹭甚至手指会黑，而真的古画过水都不跑墨，因为那时没有墨汁……类似这样的辨伪常识很多，社会上的收藏爱好者却仍然常犯这样的错误，很多情况是侥幸心理、捡漏心理在作怪。真要搞收藏，历史一定要熟，中国各个朝代的基本特点要了然于胸。还要学艺术史，学一些古典文学，懂得一些哲学史，总之一定要看很多书，要接触真真假假的很多东西。

以宣德炉为例，首博陈列的那件东西我认为就是真的宣德官造。简单说，从造型艺术上看，其素面朝天，但古朴大气，极具张力，且做工精妙绝伦。盈尺大小的器物，拍出照片却像个大鼎。款书“大明宣德年制”（图15）六字排列在半寸见方的空间，但厚重异常，放大看像大楷，再放到一米以上就跟题匾一般，这就叫明风灿然，是后世所没有的。近年苏州、扬州仿，过去民国仿、清仿，就是明代后来的官造也无法比。提出这个观点，谈出这些看法需要美学史的支持、书法史的知识以及大量的积累。

有同学提问，问我走过眼没有。我先给说一前提：凡是说没走过眼的人，不是欺世盗名，就是现在还糊涂呢。所有的专家，顶天的大专家都走过眼，这是事实，不过实在没有必要论战就是了。

走眼会经常发生。当时蒙住了，一看这东西确实好，后来能悟出来就算好样儿的了。开始时必须得经高人点拨才知道这东西不对，为什么不对，也有可能你凭一己之力永远也闹不明白。我举一个例子：首都博物馆有一件吴昌硕五尺整纸的藤花，画得很精，一柱香的长题。当年是原文物局老专家李孟东先生定级的时候说假，最后定成参考品。首都博物馆1983年开馆的时候，拿出来挂在接待室里了。后来谢稚柳先生来看到，急了，拍桌子了，说你们就这样对待吴昌硕？这么好的作品就这样乱挂！谢老，中国书画鉴定界三座大山之一，谁搬得过呀。得，东西当面撤下来先收起来。过几天又请李先生，李孟东说，这还有什么看的，但凡有这方章的全是假的，这章是我刻的，我还不知道谁画的。

专家是泛称，是相对的专，真走眼是因为刚好遇上短板，或者没跟上造假的新形势。还有特殊的情况——俩专家因为不合故意抬杠，你说真，他就说假，俩顶级大专家，都头头是道，您说该听谁的？文博界惯例，记录在案，存疑。

我看走眼的时候很多，可以说经常看走眼。之后慢慢琢磨，试着逆向思维，不看它像不像，而是仔细看它哪儿有问题。作假的基本原则就是仿真，并且尽可能跟真的丝毫不差，一些器物运用科学手段可以做出乱真的，但通常是做旧容易出破绽。

我见过一个永乐的青花大盘子（图16），一束莲的图案，当时开价是30万。我说贵了，认为十六七万还可以接受。他考虑一段时间同意了，我就又去了一趟。真要掏钱，自然倍加仔细。永乐时期青花用的苏青，停笔、转折、顿笔的地方，会有一个自然的缩釉现象，这是苏料绝对会有的特征。所以，要在阳光下仔细看。拿放大镜细看的结果，小坑儿确实有，但是用竹刀剔刻的。仿制者在胎子上先刻一小坑儿，涂上青料后不仔细看很难发现。整个盘子上百个缩釉的小坑儿，只有俩地方出刀锋了。即使有一个地方出刀锋了，也不敢买不是！所以，有时候得反复看。我家现在还挂着一大假活，一张大风堂的荷花。拿回来就知道错了，假了，挂着留个纪念和警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