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英国的殖民改革和促使布尔人大迁徙的因素
一 开普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布尔人的阶层分化
经济的多样化发展 南非的经济随着世界贸易的向东扩展而不可抑制地成长起来。南非的战略位置吸引多国的战舰和商船纷至沓来。开普港和南非其他口岸成为两洋航运的真正中心。英国上万移民的到来给南非的经济发展增加了动力。移民主要被安排在楚尔惠尔德地区安家,运送的船舶直接在伊丽莎白港停泊登陆。数以万计的移民及其家属的定居,急遽增加了当地对航运业和进口消费品的需求。1812年,由科斯腾航运公司为运输咸牛肉而专门开辟的从开普至阿尔戈阿湾的沿海航运业勃兴。货运激增,运价下降,大大促进了沿海和内地贸易路线的发展。从东部边区首邑赫拉夫里内特到开普敦的600公里路程,而今已不必全程使用牛车。南下的牛车到伊丽莎白港便可以由海路转运,既省时又加大了货载量。从而形成了一条以伊丽莎白港为起点,经赫拉夫里内特,北向奥兰治河地区延伸的新商路。内地出产的大批黄油、鲜肉和活畜等货物不必转道开普港,便可直接由伊丽莎白港直航毛里求斯。1830年停泊于新商港的远航帆船已有50艘。
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兴盛,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富裕阶级对奢侈品的需求猛增。以象牙制作刀叉和各式餐具的柄、台球和钢琴琴键,甚至仕女折扇的骨柄蔚为风尚;以鸵鸟羽作帽饰,以珍贵毛皮作服饰,成为欧洲中、上层妇女的流行服装。因此,南非生产的象牙、鸵鸟羽、珍贵毛皮、犀牛角供不应求,泊船等货,价格上涨,直接刺激着狩猎业兴旺和珍稀产品出口。开普的象牙出口值从1813年的3英镑猛增至1825年的16500英镑,势头未减。虽然开普西南地区的小麦、葡萄酒的价格长期疲软,但东开普的畜产品价格一直看涨。嗜好牛肉的英国移民增加(荷兰人爱吃猪肉),使鲜、咸牛肉销路大增。作为肥皂原料的油脂销路虽一时受进口的廉价肥皂冲击,但很快便瞧准欧洲社会燃点蜡烛成风[1],转产蜡烛,由伊丽莎白港出口,迅速打开了新销路。美利奴羊的饲养改进成功,使羊毛出口值在四年内几乎翻了两番,从1834年的14.01万英镑,猛增至1838年的49.1万英镑,1848年更增至295万英镑,超过肉类出口值,1860年输出羊毛值2500万英镑。[2]
开普东区的崛起 畜牧业的长期繁荣,不断吸引开普西区人口向东部边区迁移。东部边区的地方市场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1823年,赫拉夫里内特已形成为拥有1800人口的市镇;楚尔惠尔德地区的格雷厄姆斯敦从军事据点发展为拥有2500名居民的东南重镇;距奥兰治河边仅20公里的科尔斯伯格和克拉多克也成为新的地方市场中心。形成中的地方市场大大增加了对进口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兵器和弹药、牛车及其零部件、茶叶、咖啡、大米、白糖、白兰地酒、亚麻布制品和节日服装成为抢手的畅销货。行商的活动地盘也越来越广阔。行商多为犹太人和苏格兰人。他们集资三四百英镑,以地方市场为基地,装载两三辆牛车的货物,走乡串村,深入到最偏远的农场,出售各种衣料、杂货以至武器弹药;或按老主顾订货单送货上门,销售完货物回返基地的牛车从不空车,还要装载收购而来的各种畜产品、象牙和鸵鸟羽等。尽管道路遥远,路途多艰,在傍晚空寂的草原上,小车队时常邂逅黄昏出来觅食的狮子。犹太人行商不畏险阻,成为内陆农场主与沿海港口之间的经济中介人。经济史家纽马克曾指出,若无行商维系着迁徙者与沿海港口的联系,就不可能出现布尔人大迁徙。[3]确为不易之论。
经济边区向纵深发展 开普殖民地的这些经济变化,意味着殖民地的经济格局已由单一经济中心逐渐向多个经济中心转变。开普敦在南非“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改变。随着东南沿海航运的发展和新贸易中心的形成,北部地区的居住条件日益便利,越来越多的布尔农场主迁入北方。1824年英国殖民政府规定以奥兰治河为开普殖民地的北界,不许布尔人越界居住。1825年,许多布尔农场主不顾英国禁令,以躲避蝗灾和旱灾为名,赶着畜群涉渡奥兰治河浅滩。到19世纪30年代初,已有数以百计的布尔农场主赶着满载家具、农具的大篷车举家搬到北岸地区定居。以科尔斯伯格镇为基地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行商车队,尾随着向北岸迁徙的布尔农场主。一根根无形的纽带维系着他们与殖民地商业网间的联系。新形式的贸易中心成为开辟北部地区和向北扩张的经济据点。但是,最早几批到奥兰治河北岸定居的布尔农场主并没有任何显示要脱离开普殖民地管辖的迹象,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英国臣民,要求殖民政府给予他们新占领的土地以法律上的承认。每年他们都定期从北岸骑马涉河,到离南岸颇远的科尔斯伯格镇来缴税。
布尔农场主分化为不同阶层 随着开普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布尔农场主逐渐分化成不同阶层:已有富裕、中等富裕、较穷和赤贫之分,并出现不同利益的追求:一、富裕农场主拥有较多黑人奴隶和少数马来人奴隶以及大批科伊仆役(或称有色人仆役),资金充足。其中住在开普西区的,多经营蔬菜、水果、酿酒和谷物生产;住在东部边区的,主要从事畜牧业,也兼营种植业,一般拥有6000—10000头羊。二、中等富裕农场主多住在东部边区,拥有足够使用的科伊仆役,主要经营畜牧业,一般拥有3000—6000头羊,有的也向城镇奴隶主租赁黑人奴隶或马来人奴隶,经营少量种植业。三、较穷农场主大多住在北部边区(新区)和东部边区,没有也不使用奴隶,只拥有几个科伊仆役,缺乏土地,尤其是好地,一般只有500头羊或50头牛。四、赤贫农场主大多是刚从西区流入东区或北部的退伍军人和逃亡水手,或刚分家迁往新区的庶子以下的诸子,尚未占有土地。他们住在没有窗户的简陋茅屋,家具缺乏,衣裳褴褛,但没有丧失获得最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可能性,并未沦为雇佣劳动力。18世纪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巴罗曾生动描述过赤贫的布尔人如何终于“发家”当上农场主的过程:
他开始自己谋生时一无所有,通常是由他妻子的朋友借给他几头牛羊去饲养,每年下的羊羔和牛崽的一半,作为利息还给债主。除衣服、茶等以外,他的大部生活必需品须靠自给。活茬都让霍屯督人(科伊人)去干。霍屯督人除了肉(大多是羚羊肉)、马铃薯和毛皮外,不消费主人任何东西。他的房子和家具都是自造的。他不需置备各种农具。他唯一需要购置的最昂贵的东西是一辆价值400里克斯达勒(荷币)的牛车。他还需购买一枝毛瑟枪和少量火药、铅粒,这将给他全家(包括仆役)提供足够的野味。殖民地边区的南非小羚羊十分丰富,极易捕捉。[4]
南非的广阔土地可以随意占领,又有科伊人可供奴役,因而没有任何白人移民(包括穷途潦倒的退伍军人和流亡水手)愿意去充当雇佣工人。这就是南非布尔人和其他白人内部阶级分化迟缓,将近200年没有产生适量的雇佣工人的奥秘。然而,这种任何白人(殖民者)均有机会当地主的状况,只是有利于不断再生产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十分不利于开普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延误了南非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历史发展,并为后来的种族隔离制度埋下了根基。
[1] 维多利亚女王结婚时,用来照明的主要是蜡烛。
[2]Sannders,Christopher,& Nicholas Southey,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uth Afri ca ,London,1983,p.60.
[3] Neumark,S.,op.cit.,pp.145-150.
[4]Barrow,John,A Voyage to Cochinchina in the Years 1792 and 1793 ,London,1806,p.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