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世纪前南非原住民的社会经济结构对南非历史的影响

对南非历史发展影响的四个方面　南非早期社会的经济结构对南非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南非最古老的桑人民族过于长期停滞在狩猎—采集经济，使林波波河以南264万平方公里的南部非洲地区，成为非洲大陆最晚完成向生产食物过渡的地区。长期依赖数量无法控制的、毫无保障的天然的现成食物，极大限制了南非早期居民人口的增长。在19世纪以前，南非次大陆一直是非洲人口分布最稀疏的地区之一。狩猎—采集经济仅能满足最低限度生活资料，几乎无法积累任何社会财富，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南非的原始社会晚期延续时间特别漫长，桑族猎人的原始社会甚至没有出现任何瓦解的迹象。

二、南非部分居民从狩猎采集经济向畜牧经济过渡，并没有导致定居生活。牧人与猎人一样继续在南非广阔的土地上漂泊。科伊人没有种植任何作物，使他们处于十分不利地位，既无法离开草原，也无法长期停留在草原上任何一个固定地方，只能长年累月地迁徙，过着极不安定的游牧生活。他们没有游牧民族必备的马匹。他们周围没有一个可供劫掠的农业世界。他们保证食物供应的传统方法是不断地迁徙，占有广大土地放牧牛羊。长期在广阔无垠草原上迁徙，使科伊人生产力提不高，人口增长也与桑人一样缓慢。人口密度很小，经济联系发展缓慢，既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分工，也不可能有效地发展贸易。科伊人在过渡到单纯游牧经济以后几百年，在与班图人接触以前，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变化。南非讲科伊桑语的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始终没有出现过国家组织。

三、从公元2、3世纪最初一批班图黑人渡过林波波河进入今日南非境内时起，居住在德兰士瓦北部，基本从事单一农业的班图黑人社会的发展速度也很缓慢，人口也较稀少。只是到了公元二千纪中期（可能不会早于15世纪），班图黑人在德兰士瓦南部、奥兰治和纳塔尔的北部与从事牧业的科伊人互相融合，班图黑人的畜牧业获得大发展，由单一农业经济过渡到牧农混合经济以后，南非的历史步伐才逐渐加快。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矿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畜牧财富的增加使家长制家庭公社占优势地位。17世纪美洲玉米被引进，18世纪开始在北部地区普遍种植，推动了牧农经济中种植业的进一步发展，加大了种植业的比重，巩固了部落的定居生活，使班图人口获得第二次大增长。班图人口密度增大，牧农经济结构中的多种经营促进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终于使班图黑人的原始社会开始解体。此外，殖民入侵威胁的外部刺激也促进了19世纪初北部地区班图黑人国家组织的出现。从此，南非的历史进入巨大变革的时期。不言而喻，牧农混合经济结构在提高南非社会生产力，加速社会发展速度，促进人口增长，加强班图黑人社会组织的力量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

四、南非原始社会中的三种不同经济结构对南非三个原住民民族的发展产生显著的不同作用。三个民族在生产力水平、人口数量、社会组织发展程度、民族力量等方面都显出巨大的不平衡。桑人和科伊人民族力量薄弱、人口稀少、组织程度很低，使荷兰殖民者在南非南部地区的殖民扩张活动比较顺利。他们在扩张到大鱼河之前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南非南部地区既处于大西洋—印度洋新航线的要冲，面对着东来的欧洲殖民侵略势力，它首当其冲；而科伊人和桑人抵抗力量又较弱，它成为非洲大陆最早沦为欧洲人殖民地的地区不是偶然的。在北部地区我们将看到殖民主义者遇到了班图黑人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甚至是国家力量的抵抗，殖民活动屡次受挫。北部地区在1836年以前一直维持着独立。

对自然地理环境作用的估计　为什么南非早期社会不同的经济结构对南非历史和各民族的发展会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自然环境是人类历史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生产力越不发达，自然环境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越大。地理环境对南非的影响就特别巨大。生产力内部结构中的具体经济技术结构（狩猎经济结构、牧业经济结构、牧农混合经济结构、农业经济结构等）主要反映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结构越能适宜自然环境，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充分利用自然，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它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而各个民族在生产过程中形成或变更某种经济结构，则是人们在与自然斗争中，对自己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调整，同时也是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反过来影响自然环境的一种人类的自觉行动和历史首创精神。因此，研究和探索各民族的这些具体经济结构，不但有助于阐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而且有助于深入了解各个民族的历史特点，民族力量的源泉和不同的历史命运的深远的原因。这就是这一章拟从南非土著民族早期社会的经济结构中追根溯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