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他属于3H时代

梅洛-庞蒂和法国现象学共命运，与这一思潮完全同时代：他虽然没有参与到对德国现象学的最初引进中，但自从独立的法国现象学运动开展以来，他始终就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员，而当他生命终结之时，也适逢现象学让位于结构主义之际。现象学能够进入到法国，与胡塞尔1929年在巴黎的演讲关系密切，尤其与列维纳斯等人在此前后进行的译介工作分不开。不过，在法国形成独立的现象学运动，或者说借助于德国思想来开展出法国特色的现象学，时间表则要靠后一些。这一运动开始于1936—1938年，在二战期间秘密地存在，在战后达到巅峰状态。这种独立展开与萨特在听取了雷蒙·阿隆的建议后，开始对现象学产生狂热好奇心联系在一起。阿隆本人在接受德国思想时，徘徊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李凯尔特（1863—1936）及韦伯（1864—1920）等人的新康德主义之间，但他同时明确地表示，“通过研究现象学，我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相对于我的新康德主义教育的解放。”^[1]

我们应该谈到现象学被引进法国之前，也就是说梅洛-庞蒂和萨特求学时代的法国哲学现状。当此之时，法国哲学的主流是新康德主义者（或新批判主义者）布伦茨威格（1869—1944）的观念论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这两种可谓势不两立的哲学都对梅洛-庞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学者这样写道：梅洛-庞蒂、萨特同所有同辈学人一样，天然地接受了双重遗产，一方面是布伦茨威格的“反思哲学”，它是笛卡儿式和康德式观念论的继续，它认为意识单独构成了实在；另一方面，更隐秘的是柏格森的“直觉哲学”，它相反地是一种实在论，它在外部实在中看到了意识的直接与料^[2]。按照梅洛-庞蒂本人的回顾，到1930年他完成哲学学业时，从法国哲学思想的角度看，唯有两种主导性的势力，即布伦茨威格和柏格森两股势力。在梅洛-庞蒂眼里，布伦茨威格思想最具优势，而柏格森的思想则相对处于劣势。但前者是法国现象学力图抛弃的东西，而后者则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布伦茨威格是“科学哲学”的著名代表，其影响主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要表达的是笛卡儿式的、康德式的理性主义传统，强调认识论和反思方法的优先性。他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并不在于他的思想有多么原创，而是由于“他的卓越的个人才华”，尤其重要的是他掌控着教师资格考试。梅洛-庞蒂把这位索邦大学教授描绘为“一个通晓诗歌和文学的哲学家”，“一个特别有学问的思想家”，具有“值得关注的个人知识和个人天赋”。然而，“这一哲学的内容是相当浅薄的”^[3]。布伦茨威格哲学其实是康德哲学和笛卡儿哲学的一种混合物，“布伦茨威格向我们传播了康德所理解的那种观念论传统。这种观念论在他那里是缓和的，但大体上是非常康德式的观念论。透过布伦茨威格，我们得以认识的是康德、笛卡儿，也就是说，这种哲学主要就在于一种反思的、向自我回归的努力。”^[4]与布伦茨威格势力同时的是柏格森势力。柏格森有其独创的思想，但在传播途径和哲学权力方面显然不及布伦茨威格。他从来没有在大学里教过书，从未成为大学的一部分。他没有在索邦大学呆过，因为它以其理性主义姿态对柏格森的思想怀有某种敌意。尽管他是法兰西学院教授，但到1930年就不再教学，他把位置让给自己的学生勒·鲁瓦以便专心致志于著述。这样一来，到1930年，柏格森的影响还不是那么重要。然而，经过历史的选择，布伦茨威格对后世几无影响，而柏格森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声誉。后者的哲学倾向与前者完全相反，表现出明显的反康德主义和反笛卡儿主义倾向。梅洛-庞蒂这样谈到柏格森当时尚不明显的影响：“但还是要谈谈这种影响和通过它可能引出的方向。如果它对我们产生影响，它应该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康德主义和笛卡儿主义通过布伦茨威格把我们引向的方向。”^[5]总之，柏格森哲学开辟出的是一个与观念论完全相反的方向。

在告别布伦茨威格并且沿着柏格森的路线发展法国特色的现象学之旅中，梅洛-庞蒂和萨特既是同道又颇多分歧。他们共同开辟出了新康德主义观念论和柏格森主义生命哲学之后的新天地，这其实是一种引进德国哲学以便消除笛卡儿理智主义传统的努力。达斯蒂尔表示：“梅洛-庞蒂思想处于两种思想传统的合流处：从笛卡儿到比朗和柏格森的法国哲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这两股潮流同等重要，一开始就必须强调理解梅洛-庞蒂思想要求对这两个源泉的深入认识。”^[6]简单地说，梅洛-庞蒂和萨特等人看出了柏格森主义与现象学—存在主义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他们利用外来的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同时借助于本土的试图超越笛卡儿主义的柏格森哲学，促成了法国哲学的一个新时期，这就是所谓的3H时代，即法国哲学受到德国哲学家Hegel（黑格尔，1770—1831）、Husserl（胡塞尔）和Heidegger（海德格尔）思想左右的时代。

萨特、梅洛-庞蒂等深受上述三位德国哲学家影响的一代法国哲学家，都在20世纪初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产生广泛影响。德里达说萨特关于人的实在的理论是一种“哲学人类学”，是“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式的人类学”^[7]。这表明萨特集中体现了3H的影响，梅洛-庞蒂也完全一样。他们在学生时代受到新康德主义较大的影响，后来则更多地倾向于柏格森主义。尽管他们要求彻底地清除前者的观念论，但对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持有保留态度。当然，梅洛-庞蒂在反康德主义方面走得要远一些，原因在于，萨特公开地忠实于意识哲学，而就梅洛-庞蒂来说，虽然其早期思想中可能隐含有意识哲学，但至少他的公开立场是反意识哲学的。现象学在1960年代初结束其支配地位,3H时代让位于3M时代：受马克思（1818—1883）、尼采（1844—1900）和弗洛伊德（1856—1939）三个怀疑大师（trois maîtres du soupçon）影响的新生代哲学家开始主宰法国哲学和思想舞台。

把法国本土资源一并考虑上,3H时代也可以说是柏格森与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一起统治法国哲学的时代。我们大体上在这样的背景中来看待梅洛-庞蒂的哲学。梅洛-庞蒂在后来的回顾中表示：“如果我们曾经是柏格森的重要读者，如果我们曾经更多地思考柏格森，我们应该被吸引到了一种哲学，我说更多地被他引导到了一种更为具体的哲学，比布伦茨威格引导我们的哲学更少反思的哲学……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过他，我们应该已经学会10年或15年之后由我们当作生存哲学的发现而考虑的某些东西。”^[8]这无疑表明了3H一代对于柏格森哲学的认同，这种认同既意味着告别布伦茨威格的新康德主义，又意味着引进现象学—存在主义。按斯皮格伯格的看法，柏格森主义是现象学进入法国的有利因素：“当现象学在法国舞台上出现的时候，柏格森主义仍然是占据支配地位的哲学。这两种哲学之间的某种相似是明显的……现象学很容易被放宽限制的柏格森主义通过。”^[9]当然，法国哲学界并不打算客观地引进德国现象学，而是要赋予它以非常强烈的法兰西色彩，那就是对于具体问题、感性世界和生活领域的极度关注。

3H并列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本来要谈论法国对现象学的引进，我们却首先得谈到对黑格尔哲学的引进。原因在于，引进黑格尔哲学的直接原因是要为现象学—存在主义造势。也就是说，在法国特色的现象学中，新黑格尔主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引进黑格尔的最简单而直接的理由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变得十分重要，而黑格尔哲学则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由于这种引进明显地走向对具体经验的关注，于是成为克服新康德主义和笛卡儿主义的纯粹意识和纯粹观念论的利器，并为现象学—存在主义顺理成章地加以利用。法国现象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与存在主义的不可分割，因此更重视具体经验而不是纯粹意识。从总体上看，它要么通过克服布伦茨威格哲学而直接扬弃笛卡儿的观念论，要么通过创造性地修正胡塞尔哲学来予以克服。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人并没有直接地阅读黑格尔的浩瀚的原始文献，他们往往是在科热夫、伊波利特和让·华尔（1888—1974）等新黑格尔主义者的研究的基础上，实用地采纳某些东西来为现象学—存在主义作论证，他们充分地发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以及在此之前的工作，创造性地利用他关于人的具体经验方面的论述，比如苦恼意识之类。

梅洛-庞蒂在他根据伊波利特的一次讲座而“自由发挥”出来的《黑格尔哲学中的存在主义》一文中指出：“黑格尔是一个世纪以来所有堪称伟大的哲学，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尼采哲学、德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哲学的源泉。他开启了探索非理性并将它整合到某种扩大的理性中的尝试，这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任务。”^[10]他表示自己不谈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只关注具体经验，即在这种意义上谈论黑格尔的存在主义：不打算把各种概念连接起来，而是在它的所有部分里揭示人类经验的内在逻辑。我们知道克尔凯戈尔对黑格尔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主要攻击的是他晚期的绝对唯心主义。梅洛-庞蒂表示，“如果说1827年的黑格尔受到唯心主义的指责，我们却不能同样地说1807年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乃是一种战斗的而非胜利的哲学。”^[11]从《知觉现象学》之后的一些著作可以看出，黑格尔对梅洛-庞蒂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黑格尔哲学就这样在法国哲学家的合乎情理的“活”学“活”用中“首”“尾”脱离了。

这样理解的黑格尔哲学实际上是从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理论通向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理论的桥梁。由于关注具体经验，法国哲学对德国现象学的引进，并没有遵循学术思想本来的逻辑——法国最先引入的是舍勒和海德格尔，而不是现象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胡塞尔。就引进胡塞尔而言，更多地是接受他后期对于生活世界的关注，而不是其先验观念论，于是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或者弱化了其思想中的先验唯心论成分。舍勒对情感和价值的关注，海德格尔对在世存在的关注，胡塞尔后期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更切合法国人对于具体而非抽象的关注。这种具体关注导致现象学始终与存在主义相伴随，并由于存在主义运动而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也因此走出了狭隘的学术圈。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对此做了大量的有益的促进工作，但萨特的思想在当时无疑产生了更重大的影响，他充分地利用具有介入功能的文学手段，极大地扩展了存在主义思想波及的范围。

[1] 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Julliard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2] 达斯蒂尔：《肉与语言：论梅洛-庞蒂》，Fougères: Encre Marine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3] 梅洛-庞蒂：《旅程二：1951—1961》，Verdier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4] 梅洛-庞蒂：《旅程二：1951—1961》，Verdier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5] 同上书，第252页。

[6] 达斯蒂尔：《肉与语言：论梅洛-庞蒂》，Fougères: Encre Marine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7] 德里达：《哲学的边缘》，Minuit出版社1972年版，第137页。

[8] 梅洛-庞蒂：《旅程二：1951—1961》，Verdier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9] 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93—594页。

[10] 梅洛-庞蒂：《意义与无意义》，Gallimard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11] 同上书，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