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3H时代的哲学家
——梅氏生平、著作及学术背景
一、生平与作品简述
莫里斯·梅洛-庞蒂是法国著名的现象学家，于1908年3月14日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罗舍福尔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祖父是医生，父亲则是一位军官。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和母亲、哥哥、妹妹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封闭的亲密氛围中长大，以至于到后来还迷恋其童年生活。这让我们想起萨特（1905—1980）的童年。萨特的父亲也是一名军官，在萨特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和外祖父母、母亲一道生活，直至母亲改嫁。尽管有外祖父的宠爱和教育，萨特在成年后却不像梅洛-庞蒂那样愉快地回忆起童年。他后来说，他那个时候没有朋友，只能在书中把大作家们当作最初的朋友，“一直到十岁，我孤独地生活在一个老人和两个女人中间”。
虽然说这两个文人都有“军人血统”，但在日后服兵役时的地位却不一样。梅洛-庞蒂两度服兵役，共计两年多，做了一年多的陆军少尉；而萨特始终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两次军旅生涯共计三年多，一次是服务于气象部门，另一次则有十个月在战俘营中度过。梅洛-庞蒂于1919年就读于勒阿弗尔中学，而这正是萨特11年后任教的同一所中学。梅洛-庞蒂于1923年转学巴黎路易·勒格朗中学，1926年进入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是他的哲学生涯的真正开始。当被问及是如何进入到哲学生活中的时，梅洛-庞蒂这样说道：“至于传记问题，我这样回答：在我进入哲学班的时候，我已经明白我想要从事的是哲学。因此，我从未有过最低程度的怀疑。”[1]他晚萨特两年入高师，不过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却只晚了一年。萨特考了两次才通过，他却是一蹴而就：他于1930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7月获得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证书。
在梅洛-庞蒂和萨特读大学的那个年代，德国现象学在法国已经有不少介绍，著名的有神论存在主义者马塞尔（1889—1973）也已经提出了具有自己独立贡献的现象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比梅洛-庞蒂早两年出生、但成名较晚的列维纳斯（1906—1995）在他获得学士学位时，已经完成了以胡塞尔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并且已经到德国接受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当面教诲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梅洛-庞蒂这个未来的现象学大师似乎还没有注意到现象学及其前景。1929年，他在索邦大学笛卡儿圆形教室也听过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讲座，却没有立即认可现象学这一影响着整个人文哲学甚至是人文科学的新思潮。该讲座由列维纳斯和一位同事于1931年翻译成法文出版，名为《笛卡儿式的沉思》（德文版作了修订，迟至1950年才出版，而根据这个德文版翻译的另一个法文版本《笛卡儿式的沉思与巴黎演讲》于1991年由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讲座在法国的出版对包括梅洛-庞蒂在内的法国哲学家影响非常大，因为迟至1951年才有第二本法文版的胡塞尔著作出版，这就是由刚刚去世的著名解释学家保罗·利科（1913—2005）翻译的《观念》一书。
在大学及教学实习期间，梅洛-庞蒂与年龄稍长的萨特、尼赞（1905—1940）、雷蒙·阿隆（1905—1983），伊波利特（1907—1968），与自己同龄的西蒙·德·波伏瓦（1908—1986）、列维-斯特劳斯（1908—）等人初步相识，不过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些结识为日后的诸多恩怨埋下了伏笔。在服兵役约一年以后，他开始到中学任教，先后在多所公立高中教书。在波维和夏特尔等地任教期间（1931—1935），他开始接触胡塞尔的一些著作，开始透过文本来把握后者的思想。他于1933年以《关于知觉本质的研究计划》向国家科学资金管理处申请资助，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进修了一年，第二年又以《知觉的本质》申请延长资助，但没有获得批准。从这两份计划中，我们可以发现梅洛-庞蒂现象学之旅的起点。
严格来说，这两份计划大体上还属于关于知觉问题的心理学研究范畴。从前一个计划的内容看，作者显然不是从现象学，而是从德国格式塔心理学的角度获取资源来研究本己身体的知觉，从而对立于新康德主义或新批判主义对知觉的知性解释[2]。但在第二个计划中，则开始关注德国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的有关思想，认识到不借助知觉哲学对知觉问题的探讨是不全面的。他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有双重意义：首先，它是一门新哲学，促成了一门有别于批判主义的认识理论的诞生；第二，它对心理主义不感兴趣，不以取代心理学为目的，但它要对心理学进行改革，并因此对心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3]。在所列参考书目中，除一些直接以知觉问题冠名外，绝大多数涉及的是格式塔心理学，以及儿童心理学、生理学著作，涉及现象学的只有胡塞尔的《观念》及胡塞尔弟子芬克（1905—1975）的两本书。
梅洛-庞蒂跨入现象学大门的时间看来要迟于萨特。在他重点关注德国格式塔心理学的同一时期，萨特已经密切关注德国的现象学。受雷蒙·阿隆的影响，萨特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象学，并于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到德国进修一年，听胡塞尔的讲课，阅读和研究克尔凯戈尔（1813—1855）、海德格尔、胡塞尔的作品，并很快写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发表于1939）和《论自我的超越性》（发表于1936）。需要说明的是，与萨特和梅洛-庞蒂把现象学作为克服新康德主义的利器不同，阿隆的历史哲学同时接受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东西。萨特回国后依然在外省做中学教师，而梅洛-庞蒂于1935年回到了巴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担任了4年的辅导教师（1935—1939）。梅洛-庞蒂显然要比他的后辈哲学家德里达（1930—2004）幸运得多，后者在这里干了19年（1964—1983）差不多同样的工作。
在回到巴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梅洛-庞蒂和拉康（1901—1981）、巴塔耶（1897—1962）等人是科热夫（1902—1968）讲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忠实听众，并深受其影响，辩证思维也因此成为了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萨特因为身处外地而没有能够听这一讲座，他通过梅洛-庞蒂等人了解到了这方面的东西。在此期间，梅洛-庞蒂开始向一些学术刊物如《理性主义》、《心理学杂志》等投稿，主要是一些书评。他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是他在1935年为德国著名现象学家舍勒（1874—1928）的《基督教与怨恨》写的书评，他尤其关注舍勒对于情感意向性与纯粹意识意向性的区分。1936年发表了对马塞尔的《存在与拥有》一书的评论，关注该书对肉身化主体、活的身体的分析。同年还发表了有关萨特的《论想像》一书的评论，看到了萨特在这一问题上对于现象学的独特贡献。这些书评涉及的相关哲学家及其作品对于他日后提出自己的身体现象学思想至关重要。
梅洛-庞蒂于1938年完成其第一部专著《行为的结构》，该书四年后在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发表（1942）。这本著作显然与他广泛接触格式塔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有关，现象学开始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似乎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从附录中可以看出，他主要参考的是考夫卡等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著作，当然也引用了胡塞尔和舍勒的一些东西。胡塞尔于1938年去世，梅洛-庞蒂在1939年阅读到了《国际哲学杂志》悼念胡塞尔的专辑，并开始了解到《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要传达的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同年4月，他花了六天时间到比利时卢汶的胡塞尔档案馆查阅其未刊稿，并第一次见到了胡塞尔的最后一位助手芬克。这些未刊稿，尤其是《观念二》、《观念三》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这在许多作品中都反映出来，他从中发掘出了胡塞尔哲学中的许多“非思”因素。当然，这一切都源于他本人的创造性读解或误读。
梅洛-庞蒂于1939年9月—1940年9月再度服兵役，任陆军少尉。他比萨特和列维纳斯幸运，没有被俘过，比尼赞更幸运，能够保全性命。退役后，他在巴黎的加尔诺中学任哲学教师。1941年，他与在巴斯德中学任教的萨特等人创立了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抵抗运动组织，主要工作是办一份同名的刊物。梅洛-庞蒂后来回忆说，这个名称是萨特提出来的。尽管萨特在这一时期离马克思主义相当远，但他坚持这一事实：社会主义应该绝对地与自由相容。因为法国共产党不愿与该组织接触，由于其成员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知识分子，该组织不久就宣布解散了。梅洛-庞蒂在1942年曾参与胡塞尔手稿转移到巴黎保管的计划。他1944年在孔多塞中学负责高师考前辅导班。1945年，他出版了代表性著作《知觉现象学》，同年7月将《知觉现象学》作为主论文、《行为的结构》作为副论文提交答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
也是在1945年，梅洛-庞蒂与萨特、波伏瓦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萨特任主编，但把许多事情都委托给了他，而他经常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政论文章。他和萨特差不多同时结束中学教师生涯，但后来的道路却完全不同。萨特在1944年辞去教职，专心于著述和《现代》杂志的筹办，而梅洛-庞蒂在1945年开始其大学教师生涯，一步一步地走向最高学术殿堂。于是前者成为了非学院派的自由作家，而后者则成了一个学院派人物。1945—1948年期间，梅洛-庞蒂任教于里昂大学。1945年起任讲师，1947年兼任高等师范学校讲师。1947年，他在法国哲学学会发表了题为《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的演讲，并于同年出版了《人道主义与恐怖》。后者是他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汇集，涉及到马克思主义问题、人学问题等，它在苏联问题上保持一种含混姿态：既批判极权主义，又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同时对苏联的许多做法（诸如对布哈林的审判）表示同情。顺便说一声，萨特正是在梅洛-庞蒂的这些文章影响下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1948年，梅洛-庞蒂出版了论文集《意义与无意义》，同样是《现代》杂志上的论文汇集，涉及到哲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问题等。他于这一年升任教授，并成为旨在把非共产党系统的左翼联合起来的“革命民主联盟”的发起人之一。1949—1952年，梅洛-庞蒂任索邦大学主讲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授。1950年1月，他和萨特一起揭发苏联设置集中营,6月，因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局势看法不同，他和萨特发生了重大分歧。这个时期，萨特一改往常与共产党保持的距离，开始靠近共产党，而梅洛-庞蒂在政治上开始保持沉默，并因此成为党内知识分子攻击的首要目标。他于1951年在第一届国际现象学会议上作了题为《论语言现象学》的报告，开始撰写未能完稿或者干脆就是放弃了的《世界的散文》，后者源于他对萨特的《什么是文学》（最初于1947年发表于《现代》杂志第17—22期）的回应。针对萨特严格地区分散文和诗歌，并且要求文学介入社会和政治的立场，梅洛-庞蒂认为伟大的散文也是诗歌，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工具。这两个作品以及他在索邦的讲座开始了语言学转向，这不仅深化了他自己的哲学，而且对于整个现象学运动的进展，甚至对结构主义运动的出现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梅洛-庞蒂从1952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继任拉威勒的教席，而后者的前任是勒·鲁瓦，勒·鲁瓦的前任则是著名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梅洛-庞蒂对柏格森赞赏有加，并且在身体问题和存在问题上明显受到他的影响。1953年1月15日，他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演讲，萨特前往旁听。该演讲名曰《哲学赞词》，亦名《哲学之肉》，坚持哲学家在不脱离自己的处境的同时，保持与现实的适度距离。在他们两人后来的被视为“绝交信”的通信中，萨特认为该演讲表明梅洛-庞蒂以做学术为借口逃避政治和现实。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最初围绕语言、历史问题展开，后来则转向自然和存在论问题。这些探讨的确越来越走向纯粹学术，因此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即人道主义”的口号和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宣传存在主义的理念格格不入。问题的另一面则是：萨特以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放弃诺贝尔文学奖，而梅洛-庞蒂却进入了最高的官方学术殿堂。
围绕萨特1952年发表在《现代》杂志（第81、84、85期）上的《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梅洛-庞蒂的学生和追随者、该刊重要编辑勒福尔（1924—）在第89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萨特》的论战文章，萨特则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回应勒福尔》。萨特重新支配《现代》杂志，并否决了梅洛-庞蒂提出的在该刊上发表论战文章的要求。到同年5月份，两人最终决裂，梅洛-庞蒂辞去《现代》杂志编辑职务，勒福尔也在此前离开了。梅洛-庞蒂于1955年出版了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作《辩证法的历险》，借助于卢卡奇及其老师马克斯·韦伯关于合理性的思想来探讨社会历史问题，并指责萨特是“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西蒙·波伏瓦在《现代》杂志上以《梅洛-庞蒂与冒牌的萨特主义》进行激烈的反批评。此后，两位法国现象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几乎形同路人，只是在个别场合偶尔见上一面。1959年，梅洛-庞蒂参与创立统一社会党，开始撰写《可见者与不可见者》。这本以存在论为目标的著作未能完成，和《世界的散文》一样，最终由他的文稿执行人勒福尔整理出版。他在1960年出版了论文集《符号》，由后期的哲学论文与政治时评构成。1961年1月，他的《眼与心》发表于《法兰西艺术》杂志，同年5月3日，他因病逝世于巴黎家中，当时正在准备第二天的课程。《现代》杂志随后以184和185合卷的方式刊登了“梅洛-庞蒂纪念专集”，收录了他本人的《眼与心》和萨特回顾性的动情之作《梅洛-庞蒂永生》等。
梅洛-庞蒂生前发表的著作不算太多，但加上死后经人整理出版的未完成作品和有关课程笔记，应该说为我们了解他的思想留下了蔚为大观的材料。按出版先后，以著作形式出现的作品是：《行为的结构》（1942），《知觉现象学》（1945），《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哲学赞词》（1953），《辩证法的历险》（1955），《符号》（1960），《眼与心》（1964），《可见者与不可见者》（1964），《法兰西学院课程摘要:1952—1960》（1968），《世界的散文》（1969），《论自然：法兰西学院笔记与讲稿》（1995），《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1996），《1959—1961年课程笔记》（1996），《旅程》（1997），《旅程二》（2000），《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索邦1949—1952课程》（2001），《马勒伯朗士、比朗和柏格森那里的心身统一》（2002），《1948年漫谈》（2002），《个体与公共历史中的创设；被动性问题：法兰西课程笔记，1954—1955》（2003）。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前面所列的是梅洛-庞蒂著作在本土出版的情况，有些课程或讲座其实早就以单行本或文集的方式翻译成英文出版了，比如后来收入在《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索邦1949—1952课程》中的《人学与现象学》、《儿童与他人的关系》。
如果我们想初步把握梅洛-庞蒂的思想，或许只需要阅读《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即可；如果想全面地评介其哲学思想，洋洋巨著《知觉现象学》也差不多够了；但要真正把握其哲学意蕴，还得关心风格各异的《符号》、《世界的散文》、《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眼与心》诸卷；如果要领略其哲学情怀，我们必定提到他的隽永短篇《哲学赞词》；如果要全面把握他的政治姿态、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历史哲学，《人道主义与恐怖》、《辩证法的历险》和《符号》必不可少；如果要探寻其哲学的“全部起源和秘密”，我们不得不回到他的第一部力作《行为的结构》；他在索邦和法兰西学院的讲课大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他的《旅程》、《旅程二》则为我们展示了他的思想的“道成肉身”之旅。最近几年出版的有关课程笔记毕竟是学生的笔记，其准确性或许有疑问，但对于理解他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后期思想倾向无论如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梅洛-庞蒂的上述作品中，翻译成中文的有：《眼与心》（收入《眼与心：梅洛-庞蒂现象学美学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哲学赞词》（商务印书馆，2000）、《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符号》（商务印书馆，2003），《行为的结构》（商务印书馆，2005）、《世界的散文》（商务印书馆，2005），《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也即将出版。这些中文译本涉及到了梅洛-庞蒂从早期到后期的全部思想，可以为一般读者提供理解其思想的基本保证。当然，这些翻译都多少有些问题，包括我本人的译本在内。所以，读者如果能够同时参照法文原著，可能会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思想，至少也应该参阅英文版本。
[1] 梅洛-庞蒂：《旅程二：1951—1961》，Verdier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2] 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7页。
[3] 同上书，第87—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