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凡是“结束”或“开启”千年的时代，都是特别惹眼的数字，深深提醒我们在漫长时间过程里的暂时位置。
——罗伯特·波拉克[1]
在人类生活的任何方面，理解进化问题都是绝对必要的。
——乔治·威廉斯[2]
伫立于千年之巅，人们禁不住要告别和狂欢。据说，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在澳大利亚洲的一个小岛上预定了门票，以期饱览新千年到来之际的第一缕阳光……而在“真正”到来的那一刻（1999年12月31日—2000年1月1日），有一个场面就更为有趣：一艘美国军舰紧随着地球转动的方向和时区的变换而使自身始终处于那一神圣的瞬间，它的船舷的一侧在20世纪，另一侧在21世纪，士兵们在两个世纪之间来回客串。实际上，这一告别仪式整整提前了一年，因为，按照公元纪年，新千年的真正起点应是2001年开始的那一刻。不过，这一场面倒是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启示：人总是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尽管时代的车轮已如此急迫，但人们并不能轻易地作别过去。
按照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的哲学逻辑，过去虽然是一个消亡了的要素，但它在每一瞬间都伴随着未来。而要展望未来，就必先理解过去。
可以说，一种具有变革力量的思想观念的兴起，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如果说17、18世纪的西方是以科学理性和“天赋人权”观念为主要标识的话，那么19世纪则是以“进化”以及“进步”观念的流行为其主要特征的。19世纪进化观念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3]
历史地看，从西方古希腊一直到文艺复兴，虽然有“一切动态哲学之父”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约前500年），他关于“万物皆流”和“对立面的统一”的观点，成为动态世界观的一种深刻而神秘的表达，但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一种静止的、没有进化的宇宙观，是关于“存在”的自然之梯，流行的是一种循环的自然图景。就像柏拉图（Plato，前429-前347）的理念哲学所主张的，一切现实的存在都不过是永恒的原型或思想的反映。
科学时代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Leibniz，1646-1716）提出世界绝对不间断性即连续性定理，从而将动态演化的思想引入到宇宙体系中。不过，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中，上帝已事先提供了一种和谐图景，一切现实的努力只是不断地进行矫正以接近这种“前定和谐”。同样，拉马克（Chevalier de Lamarck，1744-1829）提出的自然生成说，虽然主张一切有机体都是自然在长时期内逐渐生成的产物，但在他那里，这种与生俱来的主动进化的能力是每一物种从造物主的手中秉承而来的。这种主张显然是与这一时代居主导地位的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的“机械论哲学”相吻合的。按照这种机械论哲学的解释，地球是广延在空间的物质以自然的方式形成的，但却是上帝设计了物质进化过程本身及其运演法则。只有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主张生命从非生命物质中“自然发生”的唯物论纲领，才最终把上帝彻底排除在直接控制整个世界之外。这种无神论观点虽然和现代的进化论哲学很相近，但却没有发展成真正严格的科学理论。
而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认为，真实发生的生命进化细节不是神所能预见的，真正的问题是自然选择。就这样，达尔文率先进入到以往完全由神学家和道学家把持的知识领域，主张无论它们曾经多么神圣，都应该向科学开放。[4]这种认识生命现象的新角度，显示出一种真正的自然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式。在哲学上，正是进化观念的确立，才使得人们的意识开始从传统时代那种“静穆的伟大”与“和谐的不朽”的世界幻相中解脱出来，而不得不去面对一个稍纵即逝和随机变幻的外部世界。惟其如此，19世纪便被波耳兹曼（Boltzmann，1844-1906）称之为“达尔文的世纪”。
即便如此，就像这种“排除了设计的随机”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昭示的，达尔文本人的“荣光”后面，也是包含着诸多的“运气”成份的。1809年，亦即达尔文诞生的那一年，拉马克明确提出了第一个为后世所公认的进化学说，但在当时思想气氛还比较开明的法国，他所遭到的抵制与诘难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拉马克晚年双目失明，在贫困和嘲笑中结束了他寂寥的一生。当达尔文声势浩荡之际，法国人才想到他们还有一位比达尔文更早的进化论者。当他们想给拉马克重新树碑立传之时，却连尸骨也不知去向。如今，走进拉马克当年工作过的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拉马克的铜像以及他的小女儿生前常安慰他的话：“爸爸，后世的人们会颂扬您的：这将是对您工作的回报。”[5]实际上，站在今天科学发展的角度看，拉马克学说中的某些方面要比达尔文的进化论更具说服力。[6]我们也看到，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拉马克“至少在分子生物学的某一领域处于同查尔斯·达尔文具有同样的中心地位。”[7]
与达尔文同时期的英国学者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他与达尔文几乎同时得出了关于进化的详尽结论，虽然达尔文在接到华莱士独立地表达出自然选择观点的论文之后，设法让自己的论文和华莱士的一同发表，然而最后却是让达尔文独领风骚。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往往认为达尔文表现得宽宏而且谦逊，其实，从一些资料来看，达尔文在争取自己的这一优先权方面，倒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8]
另外，没有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遗传定律的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恐怕很难让人们那样心悦诚服地接受。要知道，在相当一段时期，尤其是在19世纪后期，社会上主要流行的并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种种非达尔文式的、具有进步论色彩的进化理论。只是到了后来（1900年），随着对孟德尔遗传定律的“重新发现”，达尔文主义者将它与达尔文进化论结合起来之后，达尔文的学说才开始大放异彩。而孟德尔，这位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其研究成果在敬献给瑞士的一位大学教授时，曾被当作废品扔进了垃圾箱。更不幸的是，孟德尔——这位当年的修道院院长，在与当局曾经进行的抗税斗争中，竟死于心力交瘁。
无论史学家们如何追究，达尔文进化论的日益流行却是事实。就像进化史家皮特·J.鲍勃（Peter J. Bowler）指出的，确实很少有人怀疑达尔文的理论对现代科学和思潮有过重大的影响，并且“即使那些不相信现代唯物论含义的学者也发现，确实很容易把达尔文当作科学如何影响现代价值观的标志。”[9]譬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曾说过：“达尔文之于19世纪，犹如伽利略和牛顿之于17、18世纪。”[10]
的确，由于进化论提供了“整个生物学的一个最伟大的统一原则”，从而使得几乎任何对生命的研究都试图与之联系起来。于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进化问题的研究成了生命科学中最受关注的一个课题，即已变成为进化生物学。生物学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也许从来没有过像由于达尔文学说的胜利而被历史如此热情地加以讴歌。由此而招来的盛名之重，甚至连那些本不是由达尔文所开创的学说，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也都冠以达尔文之名。
不仅如此，由于进化问题的扩展超越了生命科学，进入了其他领域，为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理论和宗教，以及各种自然科学带来了深刻的内含，从而使进化理论本身进化成为一种基本范式，或“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由此而产生的思想冲击，使得人们在对生物进化的看法上，就像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1920-）所说的：你“可以是达尔文主义者，也可以是反达尔文主义者，但很难成为非达尔文主义者。”[11]
其实，达尔文主义并非完美无缺。恰恰相反，它一直未得到充分而有效的证实。而这一理论之所以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很可能是因为它提供了一幅与19、20世纪极为相似的社会图像，并与当时流行的“进步”观念相互支撑，从而共同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取得了其支配地位。费耶阿本德（P. Feyerabend）告诉我们，人类对绝对真理的强求，不论听起来多么崇高，往往以专制而告终。[12]如果说在达尔文时代，进化论还是一种关于经验的假说的话，那么，如今的进化论在许多科学家眼里，则无疑于特创论者心目中的“圣经”，威严而不可侵犯。然而，任何经典的理论都不应成为科学崇拜的偶像！何况，进化论本身就是在冲破“神迹”中发育出来的。
尽管达尔文终其一生都未能使人们普遍接受他的理论，但进化论却丝毫未能减弱它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相反，它在20世纪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也许是进化论的一个令人难以理解之处。20世纪是科学观念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这表现在垄断科学界三百多年的牛顿力学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视野中变成了一个“特例”。然而，在当今这个充满“解构”的时代所流行的相对主义和多元化的时代大潮却未能使进化论获得其最终的断语。进化论似乎已注定要与我们一起走向21世纪。
话说回来，达尔文主义在今日的境况究竟如何，其实并不重要，真正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达尔文主义者的主张究竟是否合理。著名分子生物学家莫诺（Jacques Monod，1910-1976）曾在纪念斯宾塞（Spencer Herbert,1820-1903）的一次演讲中谈到：“生物进化论的另一个难以理解的方面是，每个人都认为他理解生物进化论！”[13]事实正是如此。在当今一般公众的心目当中，达尔文就是进化论的代名词，而进化论就是科学，甚至于认为这种科学就必然等同于真理。
进化论在“五四”之际传入中国，虽然当时引介的并不完全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更多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并且对进化学说的翻译和介绍是带有极大的功利性的，比如，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他不是“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是“取名深义”、“题曰达旨”，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取便发挥”。[14]但进化论与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社会主义学说一道，曾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并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命运，熏陶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令人遗憾的是，此后进化论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却多少显得不尽人意，并且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甚至一些进化问题的专家也常常显出严重的误解与不足，这就更遑论一些外行人士了。
为什么那么难以理解达尔文？当今进化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不到10年，他就使思想界不再怀疑进化的发生，但他一生都没有使人们普遍接受他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直到20世纪40年代，自然选择理论才被广泛接受；然而即使在今天，虽然自然选择理论已经成了我们进化论的核心，但依然存在对于自然选择理论的错误理解、错误引述和错误使用。……达尔文的理论表面上简单，但具有精致的复杂性及另外的要求。……自从达尔文以来，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依然叫人激动，给人启迪，令人崇敬……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赞同达尔文。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他的信念和这些信念中的含义。”[15]古尔德对于达尔文理论的过度推崇，自然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加以辨析，但他最后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必须理解他的信念和这些信念中的含义”——确是每一个关注进化问题的人都必须去认真面对的。
进化论流传至今，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关于“造物”的理论谱系。而作为这一衣钵的当然继承者的现代达尔文主义，就像一根四处挥舞的魔杖，几乎统摄了现有的全部进化知识，并试图垄断整个人类行为科学。实际上，关于进化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流行并不一定是思想的商标，寂寞往往是真理的伴侣；而与兴盛结伴而来的盲从则容易导致危险的堕落。米歇尔·古德曼（Michael A. Goldman）指出，“我们曾用达尔文塑造了一个偶像，在这一‘上帝’身上所刷写的每一个词都成为标准，但达尔文知道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将承受时间和新资料的检验。达尔文将迷惑于因为他的灵魂而展开的斗争，因为这种灵魂像科学一样，其力量不是来自于僵化，而是来自于流动性。而当一些当代最聪明的思想家探索达尔文的灵魂时，他们将不再等待着去下决心，那将会是十分幸运的。”[16]
从当前所译介的种种著述来看，关于进化的观点杂彩纷呈，相互之间充满着诸多的抵触与冲突，因而我们最为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像当今的达尔文主义者那样的狂热崇拜，而是一种审慎的鉴别与反思。当然，这就像达尔文当初冲破神学禁锢一样，需要付出与达尔文一样充足的勇气。然而，盛行于今的俗世主义的商业消费逻辑，使得人们很少能够顾及这些对人类来说极为基本的问题，而长期以来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念的机械理解与教条尊奉，使得人们似乎已不能够对作为这一历史观念的重要自然科学基础的进化理论，胆敢再发出质疑。这种沉寂状况与当今西方对进化论研究的热烈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所幸，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已开始涉猎这一本不该如此冷清的领域，例如，张昀、胡文耕、陈蓉霞、田洺、方舟子等人的部分译著及著述，使进化论这块园地已开始泛出一线生机。但愿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我们能够跟上这个时代。
笔者的专业是哲学，对进化问题的关注只是基于哲学工作者的一种自觉的“职业习惯”。毕竟，进化问题本身在现时代是事关人类生活诸领域并依然困扰人类的一个重大问题。笔者并不打算，当然也无力寻求一个关于进化的替代理论，而只是想尽量全面而清晰地为大家展示出几百年来从诗人到哲学家，从比较解剖学教授到哲学家，从生化专家到神职人员、道德学家等各色人等在这一问题上的洞察与偏见，以及他们的迷惘与分歧。就像当年达尔文所曾感叹的那样，本书同样将是关于“进化”的“一场冗长的辩论”。[17]同时，由于进化论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科学理论，而已演变为人类思想观念的一种基本范式，因而，在阐释进化论的“创世”故事之时，笔者将在挖掘当代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新成果，诸如创造进化论、过程哲学、系统自组织进化论、共同进化理论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澄清这一思想遗产背后所隐藏着的逻辑局限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问题，以期为人们重新思考进化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说得好：“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18]然而，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知识的贫乏，却使我在写作过程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好在科学并不拒绝外行，但无论如何，笔者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蹩脚的“进化游戏参加者”。为此，衷心期望各界人士提出批评意见。
谨以此书献给我所有的亲人朋友和这个即将逝去的冬天。
作 者
2000年 初稿
2003年 修订
[1] 罗伯特·波拉克：《解度基因：来自DNA的信息》，杨玉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第241-242页。
[2] 乔治·威廉斯：《谁是造物主》，谢德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第145页。
[3] 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12页。
[4] 皮特·J.鲍勃：《进化思想史》，田洺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7、24页。
[5] 浅间一男：《人为什么成为人：达尔文进化论质疑》，宋成有、刘甚秋编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第144页。
[6] 详见本书第三章之“一”、“五”，第五章之“三”。
[7] 斯蒂尔、林德利、布兰登：《生物进化探秘》，任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1页。
[8] 详见H.哈肯：《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戴鸣钟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第66-68页；洛伊斯·N. 玛格纳：《生命科学史》，李难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第516-517页；古尔德：《熊猫的拇指》，田洺译，三联书店，1999，第44-46页。
[9] 皮特·J.鲍勃：《进化思想史》，第30-31页。
[10]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6，第270页。
[11] 转引自田洺：《未竟的综合：达尔文以来的进化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第3页。
[12] 参见约翰·霍根：《科学的终结》，孙拥君等译，远方出版社，1997，第70页。
[13] 参见里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第20页。
[14] 参见张明国：《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特点及其原因》，《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6，3。
[15] 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田洺译，三联书店，1997，序言。
[16] Michael A. Goldman. Spandrels or selection？Natrue,vol.413, September 20, 2001,p.252-253。
[17] 达尔文：《物种起源》（修订本），周建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52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