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她不需要吹响号角，她是制造号角的人

1

在那些光晕过于柔和的黑白相片里，凯特·肖邦梳着发髻、穿着严严实实的维多利亚时期的长裙，凝视着镜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来自过去的人物。就像在老照片里看到那些穿旗装、裹小脚的女性时，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晚清的、属于19世纪的不幸女人，而很少会想到，她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是某一个领域，或是自己生活中的勇者，更不会去想，她和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关联。

当你带着后见之明，再看一眼照片，这次读出了凯特·肖邦美丽光洁的容貌，明亮而智慧的眼神。然后呢？疑问仍接踵而来。照片中的女性到底是谁？一百多年后，为什么我们要阅读这个陌生的名字？图像可以提供的信息毕竟有限，要想知道凯特·肖邦，还得进入她所生活的世界。

1851年，凯特·肖邦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当时的美国，建国不到百年，领土还在扩张中，在大部分州，使用黑人奴隶来种植棉花等作物，仍然是重要的经济形式。十年后，以废除奴隶制为名，南北战争爆发。那仍然是一个拓荒的、积累和成长中的国家，还远远没有成为世界强国，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美国还没有建立起伟大的文学体系。虽然爱默生、惠特曼、马克·吐温都已出现，但是对于很多读者和写作者来说，最值得向往、象征文学最高标准的还是欧洲文学。

凯特·肖邦就是如此。她成长在一个有黑奴的白人家庭，父亲是爱尔兰裔，母亲是法裔。由于父亲早逝，凯特由母系家族抚养，她在女性的力量中长大，也在双语环境中长大。当她未来开始写作时，文学上对她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小说家莫泊桑。

十八岁时，凯特遇到了奥斯卡·肖邦。她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要结婚了，和那个对的人。这并不像我曾经以为的那么奇异——我感觉很平静，很镇定，所有人都惊讶极了，因为我的秘密保守得太好了！”第二年，他们结婚。肖邦，变成了凯特的姓。

婚后，凯特随奥斯卡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奥斯卡在那里经营棉花、玉米、蔗糖等生意。凯特先后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有人回忆说，凯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个子不高，有点丰满，但很好看，一头浓密的棕色卷曲长发，率真、明亮的棕色眼睛。朋友记得她端庄的仪态和爱尔兰式的俏皮机智，她很爱笑，也喜欢音乐和跳舞，但尤其喜欢智性的谈话。在这些谈话中，她很直率，也很有见地。

路易斯安那曾是法国殖民地，聚居了大量法国移民，奥斯卡·肖邦的父亲就是从法国迁居而来。19世纪70年代，南北战争结束不久，南部各州在重建中，经济和种族问题非常严峻，路易斯安那也不例外。但是作为州中最大的城市，新奥尔良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有法国歌剧院、赛马场，还有狂欢节。1872～1873年，法国印象派画家埃德加·德加还曾在这里住过几个月，创作出了画作《新奥尔良棉花交易所》。

和很多作家一样，在青少年时期，凯特就表现出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她曾在笔记本上写满了诗歌和随记，但在当时，写作仍是属于男性的特权。19世纪的女作家，往往各出奇计，才能持续地写作下去，乔治·桑、乔治·艾略特、勃朗特三姐妹，都为自己取了男性的笔名；艾米丽·狄金森终生未曾发表自己的诗作；而简·奥斯汀一辈子都只能在公共的起居室写作，每当门轴的“吱嘎”声响起，她就把稿纸盖好，免得有人发现自己正在写作。迟至1928年，弗吉尼亚·伍尔夫才写出那句至理名言：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个自己的房间。

作为妻子和母亲，婚姻生活、生养六个孩子，占据了凯特·肖邦的大部分时间。毫无疑问这是实际的困难，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她很难梦想自己成为一名作家。

转折来得相当有戏剧性。1882年，奥斯卡·肖邦死于疟疾。凯特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家乡圣路易斯，和母亲一起生活。但是很快，母亲也去世了。凯特沉入了悲伤和抑郁，于是朋友鼓励她，把写作当作疗愈的方法，释放生命的活力。凯特接受了这个建议。

1889年，凯特的两篇短篇小说《智胜神明》（Wiser Tan a God）和《分歧所在！》（A Point at Issue！）分别发表在两份地方报刊。这年她三十八岁。

2

莫泊桑比凯特·肖邦早一年出生。19世纪70年代，他在法国文坛声名鹊起，1880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羊脂球》，轰动一时。

在一篇文章中，凯特评论莫泊桑：“他的小说令我惊叹。小说中有生活，而不是编造；这种叙事艺术的关键在于，他用令人着迷的暧昧、不可思议的方式处理那些情节、老套的技巧和机关。他逃脱了传统和权威，进入自身，用自己的眼睛向外观察，以一种简洁直率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看到的东西。”

莫泊桑、契诃夫和杰克·伦敦，被称为短篇小说的三个圣手，他们奠定了短篇小说这种形式的基本技术，比如它是漫长生活里的一个截面，结尾处出人意料的反转，等等。但是，在后世的文学写作中，这些常常沦为套路，常常为了反转而反转，工于技巧，却忘了这些技巧的核心，包含着对于生活的深刻洞察。正如莫泊桑在一篇文章中转述福楼拜的话，“才气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这就是说，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注意力来观察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并从中发现鲜为人知的现象。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未知的东西，它们之所以未被发现，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用前人对某一事物的固有见解来观察这些事物。再微小的事物也会包含未知的东西。把它们找出来吧！”

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发现生活中那些未知的、还没有被描述过、更没有形成套路的秘密，把它们小心地包裹在技巧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些秘密，技巧再好，也是庸作。

在凯特·肖邦那些最好的小说里，比如《德西蕾的孩子》《一小时的故事》《暴风雨》，正体现了这样一种小说美学。流畅的叙事，快速的转换，最后都揭示了一个生活的秘密。它们不是普通的小说，不是故作惊人语，而是一枚深水炸弹。看完最后一行，读者获得的不仅是愉悦，更使你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正是凯特·肖邦的文学理想：揭下伦理、传统的面纱，揭示出生活微妙、丰富的真相。

重述这些小说，会有剧透的嫌疑，从而破坏阅读的快感。但总的来说，这些小说关乎女性在婚姻中的真实感受。富足、衣食无忧，丈夫并非坏人，但是生活是如此庸常、无聊，激情无处放置。20世纪60年代，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奥秘》（Te Feminine Mystique）出版，将家庭主妇的生活形容为“舒适的集中营”，女性在婚姻中的压抑、没有价值感一时成为广泛的话题，也成了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中的重要著作。而早在19世纪末期，原来就有小说家如此准确地描述了这种生活，如此犀利，又是如此勇敢。

不用说，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短篇小说《暴风雨》中，凯特·肖邦讲到了婚姻中女性的情欲，这场暴风雨中的出轨本身就逾矩了，更有甚者，它非但没有影响婚姻，反而使之更稳定。“就这样，暴风雨过后，每个人都称心如意。”这篇大胆、自信又戏谑的小说，在凯特生前从未投出，真正成了写给抽屉的作品。

在当时，女性文学还没有形成文学史的谱系。凯特·肖邦常被归类为乡土文学（local color literature）作家——由于作品具有地方色彩，使用方言。她的作品中，又有很多是儿童故事，在当时勃兴的期刊市场，这类作品很好卖。

1899年，凯特的长篇小说《觉醒》问世。小说写了一个婚姻中的女性，感觉到受困、空虚，恋上别的男人，想要逃离婚姻的故事。小说出版后，迎来了大量恶评，评语有“病态”“不健康”“丑陋”，等等。

这些评论是从保守道德出发的，但也不得不承认，从技巧来讲，《觉醒》不如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那么成熟。也许对于凯特·肖邦来说，这本书意味着更大的野心，她不再希望自己所洞察的秘密只是灵光一现，只是俏皮、幽默的反转，她希望能够将它们展现在更广阔、更细腻，也更深沉的日常生活中。可是，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更多时间，更加专注，需要积累和反复练习，六个孩子的母亲，承担着经济压力的凯特·肖邦，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又会不会得到足够的鼓励和支持？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花了四年零四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假如一个女性作家写出自己版本的《包法利夫人》，会是什么样的？也许《觉醒》就是这样的尝试，只是可惜，我们无法从凯特·肖邦身上看到进一步的可能性了。

受到《觉醒》恶评的打击，凯特·肖邦回到了短篇小说的创作。

1904年，圣路易斯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当时的世界博览会之壮观，就像今天的奥运会。据说，每天有十万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游览，是一时盛事。8月20日，五十四岁的凯特·肖邦去博览会参观，回来后感觉非常疲倦。半夜，她叫来儿子，说自己头痛。医生判断说，她可能是脑出血。两天后，凯特·肖邦去世。

3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凯特·肖邦被遗忘了。

这种遗忘，很多人归于《觉醒》引发的道德批判，以及文坛对于性别的不公正评价。同样水平的文学作品，男性作家会获得更高的关注，这是当然。但问题似乎又不止于此。

2013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的查尔斯·约翰斯米尔（Charles Johanningsmeier）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调查了八十家美国公立图书馆的数据，看它们如何处理1880年至1914年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品。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公立图书馆的藏书目对于作品和读者非常重要。查尔斯·约翰斯米尔写道，他惊讶地发现，很多图书管理员——基本上来自城市和较大的城镇——会积极地购买同时期很多突破边界的作品，比如《街头女郎玛吉》（Maggie:A Girl of the Streets）[2]，并不在乎是否会引起人们的抗议。而对于《觉醒》，很不幸，大部分图书管理员会选择更安全的做法：不收录它。

文学的势利眼存在于各个方位。是性别吗，还是因为地处边缘？或是种种因素兼而有之？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总有各种具体、偶然和时代性的因素。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陶渊明、杜甫，还是美国的麦尔维尔、凯特·肖邦，在当世的风尚中被低看、错漏的作家不计其数。作品一旦写出，只能汇入时间的长河，在历史中等待自己的命运。

1969年，凯特·肖邦被重新发现。学者帕尔·塞耶斯泰德（Per Seyersted）为她写了一本传记，称她开创了美国文学的新局面。《觉醒》被收入企鹅经典，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为这本书写了导读。当时正值美国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在1979年出版了女性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Te Madwoman in the Attic），梳理19世纪英美文学系统里的女性文学家，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艾米丽·狄金森……是如何从男性写作的领域中挣扎、创造出了自己的写作空间的。

当凯特·肖邦进入了这一女性文学、女性作家的谱系，一个问题反复出现：凯特·肖邦是女性主义者吗？在她生活的晚期，英美正在兴起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为实现投票权的妇女运动，凯特·肖邦是其中一员吗？

每一位专注于女性问题的女性艺术家，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她们的答案多半是否定的。她们试图维护艺术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但很多时候，这种否定也表现出了对女性主义的恐惧。

凯特·肖邦大概不是女性主义者。在当时的世界，女性主义还不是广泛的浪潮。但是她用敏锐的直觉、深入的思考，洞察了女性生活的奥秘，其中有压抑、痛苦，也有欢愉。她用文字去戳穿伪装，表现真相。这种独创性，就是福楼拜所说的文学，也是女性主义重要的生命力和思想根源，那本来就不是一个空洞的教条，而是一种关于生活、关于人的哲学。

她是当之无愧的先驱，是时代的勇者和智者。她不需要吹起号角，她是制作号角的人。

郭玉洁

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