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向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特点，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向：一是关于如何认识和看待经济全球化的理念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各种逆全球化理念思潮再次兴起，并从过去的边缘地位渐成主流意识。二是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框架或治理结构的变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制度主体虽未被破坏但受到威胁，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保护主义倾向有发展成势的风险。三是关于经济全球化实务层面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总体低迷，并且回升态势面临很大的潜在风险。从这三个层面观察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符合全球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以发达经济体内顾倾向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浪潮再次兴起，并有渐成主流之势
在200 余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中，反全球化或抵制全球化的情况时有发生。以往逆全球化的声音主要从发展中国家发出，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反而成了逆全球化的主要代言人和推动力量，显现出较强的内顾倾向。这也使得这一轮逆全球化思潮具有了与以往显著不同的特征，在发达国家的大力推动下，逆全球化正在从一种边缘化的理念逐渐走向主流认识，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阻碍了贸易自由化发展。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一些国家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呈现出从反危机措施向常态化、机制化发展的势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公报，自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已经达到了1671 项，仅2015年10月—2016年5月，就实施了145 项新贸易限制措施。其中，美国在2008—2016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 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 项。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2018）指出，由贸易保护措施引发的贸易摩擦将显著拉低全球贸易增长。
二是引导资本回流，限制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战略，更重视吸引投资，对跨境投资流向产生一定影响，加剧了国际投资竞争。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投资设定了一系列限制和壁垒。比如2016年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建议美国国会修改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相关法规，以阻止中国国有企业“获得或以其他方式获得对美国公司的有效控制”。欧盟委员会起草了《欧盟计划这样防止企业被出售至海外》的报告，列出了限制领域清单，防止防务、基础设施和高科技领域企业被中企“出于政治动机”的收购。
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明显受挫，前景不甚乐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金融危机以来，先后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对欧盟一体化体制构成了严重冲击。2016年6月英国借助公投强硬“脱欧”更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沉重打击，鼓舞了欧盟内疑欧势力和极端力量。英国脱欧公投后，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或隐或现的“脱欧”倾向，进一步加大了逆一体化的风险。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扭曲甚或逆转会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框架受到威胁，全球化治理体制进展停滞
一是多边贸易体制建设陷入困境。近年来，围绕是否继续多哈回合谈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很大分歧，多边贸易体制建设陷入困境。发达国家不愿意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做出更多利益让步，呼吁放弃谈判；发展中国家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包括了一些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限制发达经济体的农业补贴等，坚持应继续谈判。发达国家表现出抛弃多哈回合谈判的倾向，试图以区域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截至2016年底，全球向世界贸易组织（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达到625 个，其中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有419 个。区域贸易协定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过度膨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WTO 非歧视原则的根基，冲击着世界贸易自由化体制。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指出，如果没有多边贸易体制，全球经济将下降2.4%，60%的全球贸易将消失。[1]
二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围绕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竞争更加激烈。一方面，发达国家竭力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向对其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维护其既得利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成为发达国家巩固或强化其对国际贸易投资领导权的主要措施。发达国家不顾各国经济发展差异，要求全面实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比如将贸易投资谈判的议题向边界后规则转移，提出超出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更高标准和自由度的贸易投资规则。另一方面，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明显上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主张根据各国发展阶段和经济基础不同，在尊重各国发展权的前提下，实行有差别、渐进式的开放与自由化。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设想、“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等体现了这样的理念和主张。
三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规则上出现倒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出现大大拓展了全球公地的范围，对全球公共治理提出较高要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治理实力较强，且由于其先发展而占用了全球更多的发展资源，理应在全球公共问题治理上担当更大的责任。但金融危机以来，部分发达国家以在全球公共治理规则上倒退作为谋求更大利益的手段，阻碍了全球化进程。
3.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总体低迷，增长回升面临较大潜在风险
从全球化经济活动的表现看，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增长，总体处于低迷状态；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也在回升，但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前逆全球化的思潮和发达经济体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使得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回升面临较大的潜在风险，增长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一是国际贸易持续低增长，贸易增速出现低于经济增速的转折性变化。以往国际贸易快于世界各国（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态势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指征。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增长一直比较低迷。2009—2016年国际贸易平均增速不足1%，较高峰时期（2000—2008年）下降超过10 个百分点；并且，国际贸易增长开始明显慢于GDP 增长，国际贸易可能正在从驱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转变为“拖后腿”的因素（见图1-1）。
图1-1 全球GDP 平均增速与全球贸易平均增速
数据来源：WDI database。
二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放缓，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从不到2000亿美元一度扩大到2007年超过19000亿美元，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带动了技术和知识等要素的全球扩散，有助于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虽也经历了恢复性增长，2016年达到约17500亿美元，但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占GDP 比重也持续下滑（见图1-2），2016年约2.3%，较危机前2007年低1 个百分点，较2000年左右的峰值水平低约1.7 个百分点。
三是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回升面临较大的潜在风险。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全球贸易和投资也在缓慢回升。发达经济体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的政策取向，限制了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1月的更新预测，2018年和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分别较2017年下调0.1 和0.3 个百分点至4.6%和4.4%。限制性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的频繁使用，极大增加了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面临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或恶化，也会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造成潜在风险。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回升面临较大的潜在风险，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繁荣发展状态。
图1-2 全球FDI 流入占GDP 比重
数据来源：UNCTAD data 和WDI data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