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场疫情，两种制度

一、中国：脱颖而出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大战”突发，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都是一场同台竞争的大考。中西方两种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比拼，一般环境下不易区别良莠，但一场抗疫“大战”使大家一下子看出孰优孰劣。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次几乎在所有可比的领域内，都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以较高的分数通过了这场全方位的压力测试，真有乾坤大逆转的感觉。尽管西方主流媒体还在继续抹黑中国，但这无济于事，这正说明他们心慌了——中国制度的成功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这次中西方抗疫模式的最大差别就是，中国模式从一开始就明确，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高于一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人命关天”理念所决定的。中国文化讲“道”，讲“政道”，讲“大道至简”，“道”以管“术”。中国抗疫模式的“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都是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决策者在抗疫行动上举棋不定、心存侥幸，抗疫的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回头看西方是多么地短视，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结果首先沦陷的都是自己经济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西班牙的马德里、意大利的米兰和伦巴第地区，等等。

中国模式在第一时间就把这场战疫看作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被疫情打了个措手不及，中国仓促应战后不久就稳定下来，随后打得有声有色，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确诊率、死亡率和死亡人数都远高于中国。到本书截稿时（2020年5月27日），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不到的美国，其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为中国的20倍、死亡人数为中国的近22倍，其他西方大国的情况也很糟糕。

从“战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战疫模式的话，应该说我们率先发起了疫情阻击战。阻击战就是在疫情暴发初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坚决的手段阻断疫情的蔓延。党中央果断决定“封城”并打响了武汉保卫战，同时其他省份启动一级响应，展现了我们制度的迅速反应能力。整个中国随之分为两个战场：一个是湖北武汉，在这个主战场上，我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来自全国各地逾4.2万名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疫区；另一个是中国其他地区，我们全面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这两个战场有分有合，有进有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央成立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牵头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孙春兰副总理率领中央指导组每天都在湖北第一线靠前指挥。这些背后是我们制度的领导指挥能力。这次抗疫，我们的人民给力，我们的党中央给力，我们的习主席给力；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已经到了至暗时刻，但他们再没有了丘吉尔。

我们发起了总体战，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上下下，东西南北中，数十个部门日日夜夜地协调作战，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精神。以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为例，它的成员单位有32个部门，下设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攻关、宣传、外事、后勤保障、前方工作等工作组，分工协作，形成各路抗疫力量的有效合作。中国各个地方都有相应的联防联控机制，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这一切展现的是我们制度的综合协调能力。

总体战背后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创造的巨大的财力、物力、生产力，从电力、电信、粮油、航空运输等领域内的大型央企，到华为、阿里、腾讯、京东等大型民企，瞬间开始高效运作，战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提供什么，我们总体战可以调动的财力、物力、生产力举世罕见。

最后是人民战争，这次战疫中，我们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权威信息通过微信直达基层，直达百姓，大家第一时间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人们纷纷取消旅行，取消家宴，佩戴口罩，停止聚集活动。从机场到火车站到街道社区，每个地方都有防控人员在战斗。西方国家的传染病发展状况往往是一旦出现社区感染，几乎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因为西方社会没有中国意义上的社区组织。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我们的街道干部、基层民警、无数的志愿者筑成了社区防控的铜墙铁壁。感人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背后是我们制度的组织动员能力。

这场战疫中的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及支撑这些作战方法的制度安排，包括我们制度的迅速反应能力，领导指挥能力，综合协调能力，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可以统一调动的财力、物力、生产力，都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这次对中国制度优势的认知，主要源于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他们从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和西方抗疫模式的溃败中，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最尊重生命的国家，生活在一个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伟大国家。当然，我们不能放松警惕，疫情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可能经历波折，我们要坚持抗疫直至最后胜利。

中国抗疫模式的特征还体现在它奉行的指导原则。疫情暴发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就确定了四条指导原则：“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现在看来这其中每一条都可以与西方抗疫模式进行比较。

我们讲“坚定信心”，而西方多数国家抗疫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缺乏信心。放弃抵抗者有之，“群体免疫”论有之，“甩锅”别人者有之。其中英国领导人率先抛出的“群体免疫”论，引起了轩然大波，集中体现了政府没有信心、不想作为的态度。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朗斯（Sir Patrick Vallance）表示：约60%的英国人将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从而产生“群体免疫”。英国目前约有6600万人口，根据这个预测，约4000万人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专业人士都在第一时间指出这种理论不仅缺乏科学依据，而且有悖人类伦理。我们中国的法则是生命第一，而“群体免疫”国家的法则是优胜劣汰，淘汰有基础疾病的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包括老人。最后在各方强大的压力下，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消极应对的态度，开始积极应对，但为时已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连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不幸染上了新冠肺炎病毒，还好痊愈了。

我们讲“同舟共济”，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也是中国人的伟大实践。西方所谓的民主社会，今天几乎都是深深分裂的社会，除了党争不断外，民众不相信政客，不相信政府，个人权利至上，整个社会当然正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西方社会恐怕最终有必要反思个人权利绝对化的问题，否则他们将无法有效应对未来社会各种安全危机的挑战。这次令很多美国人寒心的是：就在随疫情而来美股暴跌前夕的2月中旬，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开了个秘密的圆桌会，一致认为疫情非常严重；然而他们却通过媒体向民众说，疫情不严重，大家不必担心，但转身就把自己持有的股票卖了。这样的国家要人民一起“同舟共济”，怎么可能做到呢？

我们讲“科学防治”，在中国执政理念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中国通过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的调查研究，确认新冠肺炎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虽顶着西方国家的嘲笑谩骂，但仍坚持实行“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坚持“封城”，因为这一切都基于科学的判断。中国还制定出了一系列疫情防控的社会治理措施。这些举措互相配套，切实有效地防控了疫情的扩散和蔓延。此外，中国还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线上线下的传染病防控宣传教育，显著增强了百姓的自我保护能力。才两个月，中国的科学诊疗方案已更新到第七版。相比之下，西方口无遮拦的政客太多，不负责任的专家太多，“无非是大一号的流感”，“口罩毫无用处”，“年轻人不用害怕”，“这是黄种人的病”等言论，回过头看简直都荒谬之极，科学精神荡然无存，祸害百姓无数。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丧失，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丧失，应该是西方今天最大的政治危机。

我们讲“精准施策”，中国的战疫有章法，既有大的原则，又有各种具体举措。大的原则如“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现在随着抗疫局势好转，又调整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八个字就把整个抗疫战略说清楚了。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人口大约等于100个普通欧洲国家人口之和，内部差异极大，各地的疫情和防控形势都不一样。“精准施策”首先意味着要避免一刀切。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我们分为高风险区、中风险区、低风险区，分别采用不同的应对方案。这种“精准施策”也意味着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中国抗疫具体施策还包括对口支援、“一省包一市”、定点医院、分级诊治、方舱医院、“宁愿床等人，不要人等床”、健康码、普遍测温等很多内容，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是向世界讲述的中国故事。相比之下，西方抗疫模式显示出来的混乱施策几乎无处不在。比方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应该戴口罩，但特朗普总统公开说：我不戴口罩。西方国家光是围绕口罩的各种政策混乱就几乎从未停止，更不要说其他政策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中国疫情考察之行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相比之下，许多西方领导人似乎都一直不知道如何应对。我们只要把美国总统特朗普从2020年1月到4月发表的言论排列一下，便可以看出他对整个抗疫是多么漫不经心与荒腔走板。

中国抗疫模式的相对成功在国际社会创造了一种巨大的存在感，给西方国家的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坦率地说，过去没有中国抗疫模式，美国2009年应对H1N1流感病毒无力造成美国本土五分之一人口感染，一万多人死亡，全世界近29万人死亡，但那次事件就混过去了，反正美国资本控制的媒体几乎不报道，就不会掀起大的波澜。这次不一样了，社交媒体已经兴起，中国模式，首先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得到许多网民的赞扬，给西方政府以巨大压力。

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压力，促使许多西方政府不得不开始比较积极的应对。许多西方网民都在问：中国人能够十天建成一个医院，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建一个，如果十天不行，二十天、三十天也可以呀。美国护士游行抗议没有防护用品时说：你们看中国护士穿的防护服，我们也需要呀。同样，当英国领导人宣布自己的应对办法是“群体免疫”计划，其实就是放任不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英国人马上说，你们看看中国人是如何做的。倒是《纽约时报》于2020年3月13日总算刊登了一篇自我反省的文章：“中国为西方争取了时间，西方却把它白白浪费了”。[1]现在多数西方国家开始借鉴中国的许多做法了，但可能为时已晚。我们赞赏西方某些媒体的理性反思，但这种反思能否持续，我不那么乐观。

西方“政治正确”使然，一些国家和媒体不愿意承认中国战疫模式的成功，只提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的防疫表现，其实中国除湖北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疫情防控表现总体相当好。根据学者王绍光的统计，截至2020年5月2日，不管是看确诊人数还是死亡人数，人口近4000万的福建省（356/1）比人口近2400万的台湾地区（429/6）表现好；人口1250万的深圳市（423/3）比人口745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表现（1039/4）好；人口1100万的苏州市（87/0）比人口565万的新加坡（17101/16）表现好；湖北的邻省（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比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表现好。[2]

总之，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疫情防控，对各国的综合实力和治理体系都是一场大考，虽然考试还没有结束，但多数人会同意，中国做得比较好。当然，我们不能骄傲自满，防控局势依然严峻。

此外，这次疫情还使我们明白，过去被国内“公知”吹得天花乱坠的西方世界，什么免费医疗、高福利、百姓自律、幸福指数，“连空气都是甜的”，结果一仗被打回原形。其实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本可以互学互鉴，中国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国内的“公知”老喜欢扯中国的制度问题，这次抗疫再一次证明西方的制度问题更大，不改革将一路走衰，乃至彻底走下神坛。这个观点我讲了十几年，我也好多年不再使用“发达国家”这个概念了，除非不得不引用别人的观点。因为这个概念给了西方国家太多名不副实的影响力，“发达国家”不发达的情况比比皆是。我想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皇帝没有新装就是没有新装，道理没有那么复杂。

二、西方：跌下神坛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中国现在有最发达的信息手段，一部手机在手，随时随地可以获取和处理各种信息。与过去不同，这次抗疫过程中，我们普普通通的百姓，我们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甚至老外，都在第一时间，通过视频和微信等方式，进行着中西方抗疫模式的全方位对比，其震撼效果前所未闻，大大增强了国人的自信心。可以说，在多数国人心中，特别是绝大多数中国年轻人心中，西方抗疫模式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今天已经完全走下了神坛，中国社会这种集体认知对于中国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美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各种挑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中国人民的“心胜”，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先进政治制度对落后政治制度的“心胜”——我们开始摆脱长期以来西方诸种价值观对国人的影响，开始解构西方的“道德优越感”，认识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价值的优越性。我相信疫情过后，西方也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优势，并更为深刻地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

关于西方的制度劣势和中国的制度优势，我们不妨给西方制度把把脉，诊断一下西方制度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用现在抗疫的语言，就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础性疾病”。

今天西方政治制度最缺少的就是中国人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尽管疫情蔓延，但西方政客可以时不时忽悠国民：我们的情况很好，新冠肺炎是反对党创造的新“骗局”。即使疫情来了，也就是一次“大号流感”，他们甚至还用限制检测这种鸵鸟政策，来制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后来灾难真来了，又陷入混乱和抓瞎。

西方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资本的力量过大，也就是中国人说的“重财轻义”。美国的医院几乎都是私立的，住一次医院就可以使许多人破产。美国人民要求全民医保已经100多年了，迄今还未实现，这怎么应对这次疫情？中国是免费治疗，应收尽收，“宁愿床等人，不要人等床”。许多美国人已开始呼吁美国认真学习中国抗疫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全人类的财富。

西方政治制度长于空谈，短于做事，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空谈误国”。中国人以最大的牺牲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疫情暴发后多少天过去了，美国连检测所需试剂的百分之一都没有准备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在英国BBC的节目上也指出，“中国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晰，可是我们浪费了整个二月份，这简直就是一场国家丑闻”。美国的情况更是荒谬，美国疾控中心早在1月15日就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的警告，1月25日美方宣布关闭驻武汉领馆并撤出其人员，2月2日美方对所有中国公民以及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但之后的两个多月里，美国的疫情防控究竟做了什么，恐怕连中国的百分之一都没有，这样的国家怎会不陷入今天疫情中的这种溃败呢？

西方制度下的言论自由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即便有十个吹哨人、发哨人也没用，只要敢违背资本的力量，就可以让整个机构及其专家统统闭嘴，没有副总统批准，谁也不准谈疫情。

美国的吹哨人包括早在1月就开始“吹哨”的女医生朱海伦（Helen Y.Chu），她在2月份还将自己的检测结果报告给美国的监管机构，却被下令封口，停止检测。后来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Brett Crozier）上校，因舰上大量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向五角大楼公开吹哨，却被解职。

中方第一时间就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来武汉考察，与世界卫生组织各国的专家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沟通，但美国拒不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去美国考察，现在还对世界卫生组织“断供”，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愤怒。

面对疫情防控的频频失误，西方也有不少人开始了对西方制度弊病的反思，许多文章发表出来，例如德国《明星》（Stern）周刊4月5日载文说，这是一种最可怕的资本主义：美国在我们面前“崩溃”了。美国总统否认自己的任何责任，而美国各个州正在争夺呼吸机设备。德国政论刊物《西塞罗政治文化月刊》（Cicero-Magazin für Politische Kultur）4月6日载文说：西方国家不再是世界的榜样，有很多迹象表明，疫情危机可以被视为西方衰落的象征。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最近刊文说，疫情就像地震，有可能重塑全球秩序，那些自鸣得意的政府将被无情的选民撕成碎片，特别是尚未从雷曼危机中完全恢复元气的西方政治体制将遭受二次重创。[3]

其实，早在2月27日，澳大利亚资深媒体人斯坦·格兰特（Stan Grant）就对西方媒体欢呼这场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表示了担心，他说，如果到头来是中国共产党给我们大家都上了一课，那可怎么办？文章写道：在西方看来，中国不透明、多疑，这应当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然而目前的这场危机会压垮北京吗？中国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唱衰者是错误的。这场危机远未结束，但中国似乎控制住了疫情扩散，病例数稳定了。北京会告诉你什么才是中国成功的秘诀。[4]

我们不妨在这里回顾一下美国过去应对瘟疫的失败经历。以2009年H1N1流感病毒疫情为例，2009年3月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暴发了H1N1流感。美国反应的速度应该说不慢：4月15日美国发现第一例样本，4月18日美国就报告了世界卫生组织，4月21日开始研发疫苗，4月23日向公众披露，4月25日，也就是美国发现第一例样本后仅10天，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H1N1流感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这个宣布分为几级，级别逐步升高，到6月就升至最高等级6级。4月26日，美国政府也宣布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开始释放应对疫情的国家战略储备物资，但令人遗憾的是，总体上看，美国的防控举措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未能阻止疫情的迅速蔓延。三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就不再要求各国报送确诊数量，只能是统计到多少算到多少。疫情暴发后六个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但此时疫情传播已完全失控，直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疫情才被遏制住。

最终，美国根本没有准确的疫情数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只能通过模型推算美国的疫情状况：从2009年4月12日到2010年4月10日的一年内，美国估计发生了6080万例感染，也就是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受到感染，27.4万例住院治疗，12469例死亡。住院人群中，死亡率为4.5%。如果要比较中国的情况，可以把这些病例数乘以4，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那就大约等于2.5亿人感染——也就是至少10个上海的人口，110万人住院，5万人死亡。此外，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手段阻止国际传播，至2012年年底，H1N1流感疫情已传染到全世界214个国家和地区，导致全球近29万人死亡。

美国应对H1N1流感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美国许多州的公共卫生资源无法应对这么大规模的疫情，而联邦政府没有领导力，特别是跨州协调能力严重不足；二是美国刚刚暴发了战后最严重的2008年金融危机，企业倒闭、公司裁员，政府根本没有财力来应对这样的突发疫情，美国疫苗公司的生产也远未达标；三是政府和媒体宣传致死率低，使许多民众放松了警惕；四是这个国家毫无国际责任感可言。

美国应对大型传染疾病的基本做法，用民间的说法就是：我发个警示，提供一些便利，然后就是你个人的责任了，你自己采取防护措施吧，该去医院就去医院，医生能不能救活你就看你自己的运气了，当然还要看你的财力，穷人是没有多少选择的。至于是否会蔓延到全球，那我是不管的。如果你对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医院有任何不满，我是法治社会，你可以打官司，当然胜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昂贵的律师费是要你自己掏的。

我在2020年2月2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美国不能从自己应对H1N1流感疫情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真不知道美国遇到一场致死率更高的传染性疾病，或者更大的自然灾害，将以怎样的结局收场。”看来这次也是不幸言中，哪怕美国从2月24日起开始认真进行防控，美国的疫情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惨状。当然美国人不像中国人，中国人听到别人的批评会立刻反思自己是否做错了，美国政府连自己专家的呼吁都置若罔闻。不久前，《纽约时报》刊发了一个长篇报道，主题为“特朗普为何忽视警告、一错再错”[5]，其中提道：“2月最后一周，政府的公共卫生团队已经清楚意识到，必须关闭病毒热点地区的学校和企业。2月25日，就在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从印度返回美国时，国家免疫和呼吸道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索尼耶（Nancy Messonnier）博士向公众发出了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的直率警告。但在飞回美国的18个小时行程中，特朗普眼看着梅索尼耶的警告导致股市崩盘，这让他怒火中烧。在2月和3月初，美国的感染数量开始激增，但特朗普政府并未采取行动大规模订购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以及呼吸机这样的关键医疗器材。在一场公共卫生灾难中，特朗普却重拾自己惯用的政治策略，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让新冠病毒得以在全国悄悄地蔓延。”

我在那天的节目中还提及了一位名叫迈克尔·鲍尔（Michael Power）的南非战略分析家的观点。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政府还能做得更好吗？》[6]，这位分析家对西方指责中国的抗疫举措感到义愤。他说，请大家不要忘记40年前，以美国科学家吉姆·柯伦（Jim Curran）博士为首的团队首次在旧金山发现了艾滋病毒，1981年6月他就发文提醒大家注意这个致命的传染病。随后1983年法国病毒学家首次在世界上分离出艾滋病病毒。但当时美国的里根政府对此毫不在乎，公开称这种传染病为“同性恋瘟疫”，此时美国已有800多人死于艾滋病。一直到1985年9月17日，当时艾滋病已经在美国造成了12000人死亡，里根总统才第一次使用了“艾滋病”这个词。鲍尔说，你能想象中国领导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四年后才开始使用“冠状病毒”这个词吗？中国领导人不到一个月就使用这个词了。他感叹如果美国政府能够从一开始就重视艾滋病的防控，人类所蒙受的灾难就会大大减轻。众所周知，截至2018年，全世界累计有749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3200万人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比较中国与美国，双方抗疫模式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差别。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说到底就是一种程序民主而已，只要政府做的不违反程序，政府就算完成任务了，大不了下次选举换个政府，新政府上来后还是这样做，多数人没辙，整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就是这样的。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实质民主导向的，中国的党政体制对整个民族的命运负责，对中华文明的延续负责，用经济学话语来形容，更像是“无限责任”政治。中国的党政体制有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有强大的领导指挥能力、迅速反应能力、综合协调能力、组织动员能力。

当然，美国有一个本事，就是资本力量控制的美国主流媒体，长于设置议题，转移视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普通百姓，富人是不大会有危险的。当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规模太大，美国的死亡人数太高，美国政治也陷入了更大规模的“极化”与内斗。此外，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给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往往恼羞成怒。西方一些领导人和右翼政客开始“甩锅”中国，“甩锅”世界卫生组织，“甩锅”反对党，以转移公众对政府抗疫溃败的关注，但这是徒劳的，最终只会加速西方制度的整体塌陷。

曾成功预测苏联崩溃的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2009年做过一个关于美帝国将于2020年崩溃的预测，他提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概念，叫作“魔力”（the Magic），即帝国对世界的统治靠的是“魔力”。[7]所谓“魔力”就是一整套迷惑人的光环，如美国是山巅之国，肩负文明开化使命，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一旦这种“魔力”消失殆尽，帝国就会走下神坛直至崩溃。美国是否会在2020年崩溃是另一回事，但2020年的抗疫溃败无疑是美国模式乃至整个西方模式“魔力”消失的关键年。西方国家的皇帝新装不再，“魔力”光环不再，这将是这次疫情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

三、中国“心胜”

这次中国的成功抗疫过程中最打动人的地方，是无数普普通通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诸多品质，这些品质体现了中国人所信奉的许多宝贵价值，这些价值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它们应该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这些价值的提炼可以极大地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甚至形成一种对西方价值的压倒优势，形成一种价值观上的“心胜”。

这次战疫过程中，我们提出的“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它可以成为一种普遍价值。通过中西方抗疫模式的对比，我们发现，原来天天高喊人权和“普世价值”的那些西方国家，居然没有中国人人都懂的“人命关天”的理念，居然不认同“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我们不惜成本地抢救每一个生命，与西方国家经济利益优先，罔顾人性的“群体免疫”和放弃救治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数中国人这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生活在这个最尊重生命的国度是多么的幸运。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人权教育吗？连生命权都不尊重的国家居然有资格给中国人上人权课？坦率地说，这使中国民众获得了一种久违的“价值优越感”，使中国自信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这次战疫过程中，中国人民展示出来的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再一次发现一旦国难当头，中国人“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价值观早已内化在我们血液中。相比之下，在其他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无论是欧盟成员国之间，还是美国各个州之间，我们看不到强大的团结精神，各国、各地区更多的是自顾不暇、各奔东西的利己主义。这种团结精神也带给了我们一种“价值优越感”。

这次战疫过程中，中国人展示出来的责任心，中国人对家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都有绝大多数西方人难以企及的责任感。在西方社会，不要说十几亿人，哪怕你要让一个小区的人宅在家里或者戴上口罩，都很不容易，因为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深入骨髓。与此相对照，中国人崇尚自由与自律的统一，权利与责任的统一，这种重视责任的价值观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是一种真正的现代精神。中国人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尊重科学。相比之下，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绝对化的西方国家，这次为他们的价值观承受了巨大的生命损失。经历这次劫难后，希望西方有识之士能反省西方文化中许多极端化的倾向。因为从中国人的视角看，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将无法适应未来社会的挑战。

在这次战疫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价值观，也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人“责任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的体现，这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现任领导人只想“甩锅”——“甩锅”中国，“甩锅”世界卫生组织，“甩锅”媒体，“甩锅”各州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过去我们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的是我们要有一种自觉的努力，大家一起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但这次疫情袭来，我们突然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至少“命运共同体”已经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成为人们认知中的共识。这将成为我们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基础。

这次战疫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在中国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中国人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出发，拥抱新工业革命，拥抱信息文明，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新界定现代性。这次战疫进程中，5G网络、AI算法、基因技术，以及中国的整体信息化水平等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这全球最大规模的“宅生活”“宅工作”中，中国人的体验完胜西方人。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这些年社会生活基础设施整体信息化水平领先世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和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以人民为中心”源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把许多高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政治化的做法截然不同，“以人民为中心”使新技术发展在中国获得了世界最大、最广、最深的应用市场，使人民拥有巨大的获得感，使企业获得无限商机。我们是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信息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信息文明，而不是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以工业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信息文明。我们认为信息文明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我们需要顺势而为，趋利避害，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让以信息文明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民。

中国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要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满足于各种分散的中国元素，如功夫、旗袍、绿茶、茉莉花，等等，而是要重视整体的、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崇尚的价值观。上述这些在中国战疫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价值，弥足珍贵，这些价值背后都有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基因及其强大的现代意义，对于整个人类精神文明都是宝贵的思想资源。

“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责任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有利于我们摆脱长期以来西方诸种价值观对国人的影响，有利于解构西方的“道德优越感”，形成我们自己的道德“心胜”，使我们不只是平视西方价值观，某种意义上还可以俯视西方价值观。这不是傲慢，而是实事求是，我们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比西方崇尚的许多价值观更具人性，更加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们带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属于整个人类。

这五种价值的英文也许可以表述为Life, Unity, Responsibility, One human community, People-centered modernity。我们的中国叙事应该进入理念层次，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作品要文以载道，这些中国价值观及其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可以打动我们自己，也可以打动世界上多数人民，成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当然，体现这些价值的文化和精神产品一定要有品位，有温度，有国际视野，唯有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这次战疫过程中，我们的这些价值观总体展现为一种中国精神，这种精神与我们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和高新科技融合在了一起，使我们取得了战疫进程的决定性胜利。

比方说，我们打响的阻击战：一批又一批医护人员从中国各地第一时间奔向武汉，这是一种“共赴国难，冲上去”的中国精神；我们十天就建成了1000个床位的火神山医院，这是全世界第一家全面使用5G网络的高科技医院，而整个施工与设备安装都是24小时连番作业，保质量，抢时间，背后同样是“共赴国难，冲上去”的中国精神。

我们打响的总体战：上上下下数十个部门日日夜夜的协调作战，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大数据技术无疑是这次总体战的神助攻。通过大数据，电脑可以随时展示全国各地春节人口的迁徙图，不仅是迁徙的群体轨迹，也包括个人的移动轨迹，而且交通、电信、地图等信息自动汇合。这一切为总体战的指挥和协调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们打响的人民战争：毛泽东主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次战疫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的直接参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而各种硬核科技使人民的直接参与成为可能。信息通信技术使我们的权威信息能够通过微信直达每一个个人；微信和支付宝等网络平台都上线了“医疗健康”等诸多服务，其中包括疫情的实时动态、免费义诊、各省市医疗救治的定点医院、发热门诊的信息等。

世界卫生组织这次肯定中国的抗疫经验创造了世界抗疫的新标杆，这本身也隐含了对中国价值观的肯定。如果没有这些价值观，就不会有中国创造的这种新标杆。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今天正在以某种形式重新界定现代性。现代性过去一直是西方的专利和特权，但随着中国抗疫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肯定，这意味着新的现代性开始涌现：一个21世纪的现代国家，其政治制度就是需要具备迅速反应能力，领导指挥能力，综合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否则其国民就无法享受真正的自由和人权；其信奉的价值就应该是“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是精诚团结、自由与自律的平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等，否则就难以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