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扑朔迷离的国家

重回法国

差不多10年前，2011年1月15日那个漆黑的早晨，我告别了轰轰烈烈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组织工作，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巴黎。

由于东航的飞机凌晨5点半就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机场里空空荡荡，门可罗雀，边检人员睡眼惺忪地上下打量着我们这批来自中国上海的最早的乘客，心里可能在抱怨，你们干吗坐那么早的飞机来巴黎，害得我们一个个都得早起。

我取下传输带上我的那两件行李箱，打了个哈欠，定神向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家迈出我世博后新生活的第一步。

我重回巴黎的个人背景是上海世博会圆满结束，而世界的时代背景却是一场源于2008年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然后这场危机迅速使希腊整个国家破产，而希腊债务也逐渐演变成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危机。

事实上，希腊债务危机已不仅仅危及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的存在，更威胁着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社会稳定。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我回到的是一个在欧元危机阴霾笼罩下的法国。

一下飞机，我看到的是比浦东国际机场小得多的戴高乐机场，一切是那么的熟悉而又陌生。记得中国改革开放前，多少人踏上法国领土，对戴高乐机场宏伟的气势感慨不已。如今，北京、上海等中国城市的机场越建越好，相形之下，戴高乐机场的设施显得老旧，自然雄风不再。

行进在巴黎的晨曦里，感觉这座城市显露出的已不是昔日“光明之都”（Ville de lumière）的那种光芒，而是一种说不出的破旧和简陋。

在这里，我再也看不到北京环城公路或上海延安高架、外滩高楼大厦上终年无休的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LED（发光二极管）广告牌。

进入巴黎市区后，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楼还是过去的楼，路还是过去的路，这里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一切都会保持不变。

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街道，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街头的咖啡馆里三三两两地出没着男男女女，小报亭前行人已开始伫立等候购买当天的《费加罗报》和《巴黎人报》，偶尔还能看到骑自行车的人，肩上背着包，骑车上班。习惯了上海快节奏生活的我，真有一种隔世之感……

如果你恰好是在上海坐磁悬浮列车到浦东国际机场，之后又乘坐戴高乐机场RER火车B线到巴黎市区的话，你就会在沿途体会到一种仿佛回到卓别林电影中那个工业革命时代的感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班后，我出差时常选择此种出行路线）。

不用说那火车车厢的陈旧，且只说火车晃晃悠悠逢站必停的做派，就会让你觉得时间好像在法国凝固了。

车厢里坐着的全是从郊区赴城里上班的打工族。他们的特点是肤色特别深，很少看到浅颜色的，即便有，恐怕也是从东欧那边来的新移民。他们在法国从事建筑或城市保洁工作，操着一口东欧腔法语。

无论是坐出租车还是郊区火车来到巴黎，摆在我面前的都是一个在欧债危机笼罩下、充满各种社会矛盾、处在深刻变化前夜的法国。

这场举世瞩目的欧元区经济危机始于2008年冰岛政府的财务危机，最有象征意义的日子是2010年5月2日，这一天，欧元区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致，向希腊提供总值1100亿欧元贷款纾困。这一天也是举世瞩目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的第二天。这一年，中国经济在前几年顺利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后终于超越了日本，比日本的GDP总量54742亿美元多出4000多亿美元。

从中国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来到欧债危机下的法国，这里的一切让人触目难忘。

首先，在我抵达法国后，我发现法国社会对如此深刻的欧债危机是缺乏认识的，甚至有不少法国人认为，欧元区经济危机与法兰西无关，法国人依然可以偏安一隅，只有一些敏锐的经济学家在高喊“狼来了”。

只有当穆迪将法国主权信用评级由最高级Aaa下调一档至Aa1时，法国人才开始意识到，欧债危机已殃及“池鱼”。

一夜之间，法国从欧元区原先的“好学生”变成“问题生”，国际舆论和法国社会从原先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关注转为对法国自身经济的担忧。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更是推波助澜，封面标题就是《法国：埋在欧洲心脏的一枚定时炸弹》。

在欧债危机的阴影下，法国经济千疮百孔，不是外贸逆差，就是失业率飙升，电视里报道的全是企业破产的消息，而对法国朝野震动最大的莫过于当时的弗罗朗日（Florange）钢铁厂650名工人和标致雪铁龙集团8000名工人的裁员案。

弗罗朗日钢铁厂已经被印度的世界钢铁大王安赛乐米塔尔钢铁集团（ArcelorMittal）收购，当时米塔尔曾允诺予以投资，扩大生产，但国际市场上钢产量供大于求，米塔尔对法国的这个钢铁厂已兴趣不再。

米塔尔提出要关闭钢铁厂，马上招致法国朝野的强烈谴责。

当时法国政府负责重振制造业的经济部部长叫阿尔诺·蒙特布尔（Arnaud Montebourg），他属于社会党的极左路线代表，年轻气盛，根本不把印度人放在眼里，甚至公开指责印度钢铁大王不守信用，“一再对法国食言”，继而威胁称“米塔尔不尊重法国”，法国“也不再需要米塔尔”。

蒙特布尔甚至威胁要将弗罗朗日钢铁厂“国有化”。

接下来又传出标致雪铁龙集团在戴高乐机场边上的工厂要关闭的消息。

有意思的是，这家工厂原本是标致汽车最主要的装配线，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接待了不知多少前来法国考察汽车工业的中国代表团。

标志家族一直强调，虽然全球汽车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法国劳动力成本高，汽车市场小，但他们一直坚持把工厂留在法国。而与此同时，雷诺早早地把生产线迁到了中国的湖北省。

然而，标志家族的美意并没有让市场领情。面对全球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标志雪铁龙裁员只是早晚的事。

记得萨科齐在2012年总统选举败选时曾感慨地说，法国当时面临的这场欧元区经济危机是历史罕见的，其影响不会比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来得小。

有意思的是，萨科齐在2008年讲这番话时，曾招致不知多少媒体、反对党、社会精英、独立人士的口诛笔伐，他们不约而同地指责老萨是在吓唬老百姓，目的是想通过恫吓百姓来换取选民支持，保住总统宝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老萨的话一点都不假！

我关注了一下，法国社会由欧债危机引发的争论可谓铺天盖地，人人都在议论，但概括起来无非是：

1.法国要不要继续维护现有的经济模式？

2.法国还需要保留制造业吗？

3.如何保护法国竞争优势产业，保护发明专利不被剽窃？

4.如何避免法国外贸赤字的继续攀升？

5.如何进行退休制度的改革？

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及欧盟成员国的共同出资救助，爱尔兰、希腊、意大利等国家的债务危机在两三年后总算得到抑制，重灾区爱尔兰在2014年经济增长率还达到4.5%。

与此同时，欧元与人民币兑换的曲线从2010年5月的1∶8.69，到2015年5月的1∶7.00，再到今天的1∶7.70~8.00，欧元总体汇率趋于稳定，但与欧债危机前的1∶11相比，欧元区经济的下滑和中国经济的持续上升是不言而喻的。

回过头来看，在欧元区陷入危机时，中国政府曾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不仅自身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国内经济振兴计划，还大量购进欧元债券，帮助欧元区渡过难关，从而与美国媒体和华尔街幸灾乐祸、希望欧元破产的立场形成强烈对比，这在当时曾赢得法国舆论和老百姓的好评！

然而，多少年过去了，法国总统已从萨科齐换成奥朗德，然后又从奥朗德改为马克龙，围绕欧债危机及法国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法国社会各界为寻找解决方案开展的全民性“大鸣、大放”却从未停止过。尽管法国政府振兴经济的各种政策及名目繁多的国家产业振兴部门和机构也似雨后春笋，但法国经济给人的感觉还是鲜有起色，与我过去所熟悉的那个辉煌时期的法国相比，今天的法国已明显缺乏活力，整个国家暮气沉沉，不仅各种基础设施显得特别老旧，老百姓也突然变得穷酸起来，这从他们穿的衣服和马路上开的车就可略见一斑。

这样的感觉不仅是我一个人有，近10年来，我在巴黎遇到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与我分享过这样的感受。而这种强烈的感受也同样反映在我那些法国朋友身上，特别是那些在中国生活多年或刚刚从中国回来的法国人身上。他们说起中国各地的摩天大楼、地铁以及四通八达的高铁和高速公路时总是充满羡慕之情，同时也表达了对法国衰落的痛惜之情。

于是，那些目不转睛看着微信或四处寻找二维码付款的同胞总会问我，法国还有戏吗？你觉得究竟是上海好还是巴黎好？

更有甚者，他们还会问我，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还能撑多久？

同胞们的话让我陷入沉思，我也在思考，我所熟悉的那个法国是否真的变得越来越不行了？

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刚刚开始学习法语，法国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美好；我们从课堂上，从法国外教带来的影片，从《巴黎竞赛》等花花绿绿的法国杂志中窥见的那个法国是多么的繁荣和发达：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车水马龙的香榭丽舍大道，还有像影星阿兰·德龙、时装大师皮尔·卡丹、足球巨星普拉蒂尼、车王阿兰·普罗斯特等在各个领域闪耀的法兰西巨星，让我们个个成为法国的铁杆粉丝。

想象一下吧，在40年前的北京，在我们无论从穿衣到思维都非常保守和封闭的时期，能接触到浪漫的法兰西文化，甚至每周能看一部法国电影，那简直是个奇迹，如同过农历新年一样令人激动。

我今天还记得有一位姓吕的北京同学当着大家的面郑重说过，这一辈子要是能到法国，就是让他马上死都值得……

难道这样令几代中国人向往的法兰西已成为明日黄花？

难道法国真是如大家所说家道中落，不再是引领人类发展的灯塔？抑或与时代前进的步伐渐行渐远？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今天的法国社会和法国人？

生活在巴黎的我又该如何看待今天的法国和向国人如实地讲述我眼中的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