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变局中的中国西北

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一封奏折中，李鸿章写下了一段后来十分著名的文字：

如今，“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已成为人们描述晚清以来的中国在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时的固定短语。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一短语的提出背景加以留心，就会发现，李鸿章在讲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隐含着一种地理视野上的转移。他认为，作为对西方势力的回应，国家治理和防御的重心应当从西北转向东南，从内陆转向海洋。

虽然李鸿章的主张在当时遭到了左宗棠等人的反对，但向“东南海疆”倾斜确实成为晚清以来的政治趋势。一系列以西方为模板的办海军、开工厂、设新学等“洋务”活动都在东南沿海展开，远未涉及西北内陆地区。罗志田曾观察到，晚清的兴办新学导致了边缘地区被排斥。一方面，新式学堂培养的毕业生大规模地流入都市；另一方面，内陆省份的读书人难以购买新学书籍，无法和身处新学氛围之中的沿海地区士子竞争。从这一例子中即可发现，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变局”并非均质地发生在中国各地，而是以东南沿海为主要场所。西北内陆地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首先被抛下的地区。

当然，历史并不会如此单线条地发展。在东南沿海的新学日盛之前，面对清帝国的海洋忧患，龚自珍、魏源等大批有识之士提出的方案是“经略西北”。龚自珍强调“西北不临海”反而可能带来优势，魏源在《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驳斥时人“捐西守东”的论调，并像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一样提出了促进内地人口西移和西北开发的构想。他们的西北论述并非独立于“海洋时代”，而恰恰是应对“海洋时代”种种威胁的产物。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大转型中，中国西北内陆在现代化进程上被甩在东南沿海之后。但与此同时，在另一些人看来，西北已成为中国应对西方压力的重要腹地。他们的主张并非心血来潮，而与帝国时期的传统治理方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海洋视角看，西北自然属于“内陆”。但从陆地视角看，西北则属于至关重要的“边疆”。历史上，中国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东北、北部和西部，来自欧亚草原和欧亚大陆腹地。因此，清朝一向重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四大边疆”，并依靠满蒙联姻和喇嘛教对其进行控制。然而，清帝国的解体使西北在中国的现代变局中越发处于被抛弃的地位。清朝统治者具有中国皇帝、蒙古大汗、满洲族长、喇嘛教信徒等多重身份，因而得以将作为“复合社会”的中国统合为一个整体。在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辛亥革命后，满、蒙、藏、回等民族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同一直存在疑虑。当时的西北中国盘踞着各种政治势力，实际上处于国民政府的掌控能力之外，因此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理与开发。这样的情况，宋子文在1934年的一次演讲中引用了西方人的观点作为概括：“西北地方是天之所忘。”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地缘政局的转变，西部中国重新跃升为有关“现代”的讨论中的重要角色。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意识到东南沿海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于是通过“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决议，出台《开发西北之计划大纲》《西北开发计划》等一系列西北建设计划，力图在国防、交通、水利、矿产、畜牧、农业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各方面对西北进行开发与治理，目的在于推进西北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将之作为抵抗日本的大后方。和之前的“天之所忘”相比，此时的西北一变而成人们关注的重心。

在西部进行的这一系列“现代化”举措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报刊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时任《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在1935—1937年奔赴四川、甘肃、西藏、陕西等地，写下了一系列西北行记。其中大部分文章日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二书，引发极大反响，畅销一时。20世纪30年代热极一时的国民政府开发西北计划，在《中国的西北角》中留下了痕迹。

除了国民政府主导的西北开发事业，此时促使人们关注西部中国的另一因素是红军长征和延安的情形。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同步报道正是他收获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时任《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的埃德加·斯诺也因关注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转移到西北后的情况而在1936年“西行”，写出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稍后跟进的知名人士还有因读了范长江和斯诺的新闻报道而对西部充满好奇的女作家、留法归来的文学博士陈学昭。1938年，陈学昭以《国讯》周刊特约记者身份从重庆辗转经过成都、绵阳、宝鸡、西安等地后到达延安。陈学昭写道，“统一战线刚成立的时候”，延安有国内外新闻记者来访问，各种团体来参观，还有“一个两个人单独地来探奇的”，这让“大约稍稍关心国事的人”都对延安“总已有了一点影子”。但在一般人的眼里，延安依然是无比神秘的。可见，延安构成了那一时代西部中国的重要吸引力所在。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结集为《延安访问记》的旅行笔记开头，陈学昭写到船票紧张的情形和同船的旅客们，他们中有大学教授和大学生，还有“好几个自江浙流亡出来的家庭”。这一段看似闲笔的文字，其实已经隐隐折射出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从东南向西部的大规模转移。对于不少人而言，到西部去已经是或者即将成为不得不选择的行为。这一时期更为著名的西部迁徙主体，则是后来成为传奇的西南联合大学。陈学昭提到一名同行的华西协和大学学生，而华西协和大学所在的华西坝，正是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后来与华西协和大学并称“五大学”）西迁至成都后的校舍场所。文学家随手记下的几笔，读来却有对于真切历史经验的精准记录。

在三位记者踏上西部之旅的动机中，西部因交通不便而造成的神秘好奇之感是一大因素。除了陈学昭讲述的延安之神秘外，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开头大言，“机会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倘若抓不住，即使苦苦思念也无济于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则以长达好几页“未获解答的问题”作为开头。他们在旅途初始，既对西部充满令人兴奋的猜想，又怀有前路茫茫的困惑——或许，斯诺是其中不那么困惑的例外。

困惑之一在于，作为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西部”是否具有“现代”性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革命主力应该是诞生于工业化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但当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根据地转移到西北农村地区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否还能保持其“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是否会逐渐退化为中国历史上曾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范长江和斯诺的西部中国之旅几乎同时结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他们对这一时期中国西部政治力量的剧变给出了相反的判断。前者认为转移到西北落后地区的中国红军已沦为传统的农民暴动组织，无法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后者虽然承认西部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条件上的落后，但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继续成长”，“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

困惑之二则来自西部中国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这关涉西北开发的可能性和苏维埃政权西迁后的前途命运。范长江在为西部的极端落后而痛彻心扉之余，却猛然发现，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某些习俗与最现代的标准隐隐相通。陈学昭发现了西部中国与欧洲的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很快被证明只是一种表象，旅行开端时的兴奋迅速转为失望。从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到近现代以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现代化，沿海之于内地、东南之于西北拥有更为优越的地位。范长江和陈学昭共同产生的失望情绪不仅来自西部中国极端落后的实际状况，也来自中国内部的文化差异。在作为“东方人”的他们看来，西部内陆地区的异质性文化是“前现代”的象征和需要被“启蒙”的对象，不仅比不上东部沿海地区，更与西方文明相差甚远。这样的“前现代”西部，是否可以作为中国抵抗外来侵略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地带？

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中国能否拥有一种“现代”形象，这一问题事关信心。当时，西部是中国的落后地区，中国同样也是全球秩序中的落后地区。因而，西部中国不仅是抗战腹地，而且在象征意义上成为全中国命运的一个指向标。20世纪30年代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以国民政府为代表的西部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思路，一种是通过共产党革命实现变革的思路。这两种思路实际上是相互交织的。在不少人看来，落后的西部只有首先完成经济建设的现代化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基础。范长江认为，中国红军转移到落后的西部后不再可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典型。范长江和陈学昭希望在西部发现“现代因子”，但最终还是对在如此落后的环境下展开的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的前途表示失望。相比之下，斯诺却因捕捉到了活跃在延安的现代革命者而展现出其他西部行记中所缺乏的亮色：这种不受落后环境限制并反过来改造了环境的现代革命者，最终为西部中国创造了一种具有感染力的“现代”形象。《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首先是这一“现代”形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