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家不开心的时候，我常搭上去希思罗机场的火车或机场巴士。在机场2号大楼的观光走廊上，或者从机场北面跑道一侧的万丽酒店的顶楼，我观看飞机连续不断地在机场起降，十分畅意。

1859年对波德莱尔是艰难的一年，在经历了《恶之花》的审判过后，他和情人詹妮·杜瓦尔的关系又宣告破裂。他于是到母亲的家乡——翁弗勒尔看望她。他在翁弗勒尔待了2个月，常在码头边找一个椅子坐下，看各种船只停靠、起航。“那些高大壮观的轮船，平稳地停在止水上；还有那些看似充满梦幻和闲适的轮船，它们难道不是在对我们无声耳语：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快乐之旅？”

从机场的09L/27R区（就是飞行员所熟悉的北跑道）附近的停车场看去，天空中的波音747飞机起初只是一个耀眼的白色光点，似流星坠向地球。波音747已在空中飞行了12小时。它是拂晓时分从新加坡起飞，飞越了孟加拉湾、德里、阿富汗沙漠和里海，接着，它飞越罗马尼亚、捷克、德国南部，然后开始平缓降落。降落过程非常平缓，以致很少有乘客感觉到在飞越荷兰附近灰棕色、波浪翻滚的海面上空时飞机引擎细微的变化。接着飞机沿着泰晤士河飞过伦敦上空，再往北，到哈默史密斯附近，飞机机翼上的阻力板开始展开。飞机开始在阿克斯布里奇上空盘旋，最后在斯劳的上空，调直方向，对准跑道。从地面看去，白点慢慢变大，成了一个两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巨大的机翼下悬着的4只引擎像是它的耳环。在细雨中，飞机缓缓而近乎庄严地迫近机场，机身后成团的雨雾凝结，像是它拖曳的面纱。飞机的下方便是斯劳的郊区。时间是下午3时。在独立的别墅里，有人正在给水壶灌水。客厅里，电视机正开着，但声音关掉了。墙上有红色和绿色的光影移动。这就是平常的生活。而在其上方，是一架几小时前还在飞越里海的飞机。从里海到斯劳，飞机是尘世的一种象征，带着它飞越过所有地方的风尘；它永不停歇的飞行给人们以想象的力量，借此消解心中的沉滞和幽闭感。还是在早晨，飞机在马来半岛——一个让人联想到番石榴和檀香木的气息的地方——的上空飞行，而现在，在如此长时间地脱离地面之后，在离地仅数米的上空，飞机似乎已趋静止，它的鼻子向上，像是在稍作歇息，然后，它的16个后轮接触到柏油跑道，掀起一阵烟尘，充分显示了其速度和重量。

在一条平行的跑道上，一架A340正起飞开往纽约。在斯泰恩斯水库的上空，飞机收起了阻力板和机底的轮子，因为在接下来的8小时穿云越海的飞行时间、3 000英里的飞行距离里，飞机用不上它们，直到飞行至长滩一排排白色长条板平房的上方，飞机准备降落时才再度用得上它们。从飞机涡轮风扇发动机排出的热雾里，可以看见别的整装待发的飞机。放眼整个机场，到处可见正在移动的飞机，在灰色的地平线的陪衬下，它们多彩的后翼如同帆船赛场上林立的船帆。

机场3号候机厅的背面，沿着其由玻璃和钢架结构建成的外墙，停着4架巨型客机。从机身上的标志判断，可知它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加拿大、巴西、巴基斯坦和韩国。在起飞前的几个小时里，它们机翼的间隔才不过几米，但随后，它们将开始各自的旅程，迎着平流层的风飞向各自的目的地。同船泊靠码头时的情形相似，飞机降落后，一场优美的舞蹈也就开始了。卡车溜到机腹下方；黑色的油管牢牢地接到机翼上；机场舷梯的方形橡胶接口连到机舱出口；货舱门打开了，卸下有些磨损的铝制货箱，货箱里装载的可能是几天前还悬挂在热带果树枝头的水果，或者是几天前还生长在高原峡谷里的蔬菜；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飞机的一个引擎旁架好了梯子，他们打开引擎罩，里面全是复杂的电线和钢管；毛毯和枕头从前舱卸下了飞机；乘客们开始走下飞机，对他们而言，这个普通的英国的下午将会有些超自然的意味。

在机场，最引人注目的东西莫过于机场大厅天花板下悬着的一排排电视屏，上面显示着进出港的飞机航班的情况；这些显示屏，不曾有美感上的考量，放在整齐划一的罩盒里，屏上显示的文字版式呆滞乏味，却能使人兴奋，触发想象力。东京、阿姆斯特丹、伊斯坦布尔；华沙、西雅图、里约热内卢。这些显示屏能引发人们诗意的共鸣，一如詹姆斯·乔伊斯⁽³⁾的《尤利西斯》的最后一行：“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不仅明晰地记录了小说《尤利西斯》的写作地点，同样重要的是，它揭示了隐藏在这一行文字背后大都会精神的象征。源于这些显示屏的，是持续不断的召唤，有时还伴随有电视屏上光标不安分的闪烁，似乎在昭示，我们既有的生活多么容易被改变：假设我们走过一条通道，登上飞机，那么数小时后，我们将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下午3点，正是我们困乏和绝望之际，如果我们能摆脱困乏和绝望的掌控，并坚信总会有一架飞机带着我们飞向某一个地方，就像是波德莱尔所谓的“任何地方！任何地方”，或者是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那该是多么快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