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前路未知的不安

长期看护，仿佛一条没有出口的隧道

201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花落后的樱树枝叶正随风摇曳，大阪府内一处围绕着小学而建的居民区同往常一样，此时已一片静谧安宁。然而，在一栋白色外墙、年代久远的小户二层住家中，此刻却正发生着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藤崎早苗（46岁，化名），无业。此时她正在家中一楼的房间内将数粒安眠药捣碎，溶于水杯里。

在一旁的看护床上躺着的是早苗的母亲真由子（63岁，化名），真由子的胃里连接着“胃造瘘”的管子，可将营养液直接导入。和静脉滴注的原理一般，将营养液注入上方吊置着的透明容器后，就能顺着管子进入真由子的体内。

早苗手握溶有安眠药的水杯，随即悄然将水倒入透明容器内。而后，自己也服用了安眠药。早苗心想，此后的疼痛想必剧烈异常，借着安眠药的药效，应该能稍许缓和一下吧。

早苗跪坐在真由子身边，凑近母亲的耳边轻语：“我们一起解脱吧。”

真由子仿佛微微颔首，早苗向母亲说了声“对不起”。

不久之前，早苗已将手机扔进了自家附近的池塘里。这个边长50米左右的三角形池塘是为农田供水而建的，四周围着高约2米的铁丝网。自行车、轮胎等非法倾倒的大件垃圾浮现在浑浊的水面上。

早苗把手机扔进这如同无底沼泽般的池塘，可能是想由此将所有的人际关系、社会联系完全切断吧。

将手机扔进池塘后，早苗回到家中，仔细地将存折、印章及遗书置于厨房内的餐桌上。遗书是写给父亲浩二（64岁，化名）的，父亲当时因外出工作不在家。遗书内写着“我已到极限了”“终于能和妈妈一起到天堂自在地生活了”等语句。

随后，那一时刻来临了。溶有安眠药的水正经由胃造瘘的管子进入真由子的体内。

早苗从厨房拿来了刺身刀（刀刃长约30厘米）和菜刀（刀刃长约20厘米）。——尽量不让母亲承受痛苦。早苗这样想着，最终选择了看起来更为锋利的刺身刀。

关了灯，室内一片漆黑，渐渐适应黑暗后，早苗看清了母亲的表情。她静静注视着母亲，头脑中不断涌现出与母亲在一起的快乐回忆。

早苗就这样手里拿着刀，一动不动地静站了约10分钟。晚上9点左右，早苗似是下定了决心。她手持刺身刀，尖端朝下，向真由子的左胸用力刺下，总共刺了4下。

随后，早苗靠近母亲，仰躺在床上。举起刀，朝自己的腹部扎下数次。

正在这时，住在附近的早苗的前男友木本诚（化名）穿着睡衣，开着车火速赶到了早苗家。木本稍早前打了早苗的手机却发现无法接通，便急忙赶来查看。

木本大约半年前与早苗重逢，当时早苗话语间流露出“想死”的念头，因而木本时常通过电话或短信与早苗联系，确认其是否平安无事。

此时家中一片黑暗。

“快开门！”木本在玄关大声叫道。

“好痛……我动不了。”黑暗中传来早苗的声音。木本立刻叫了救护车。

救护车赶到，木本和救护人员一起进入早苗的家中。躺在床上的早苗和真由子已浑身是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木本的声音颤抖。此时早苗已意识模糊，毫无反应。

救护人员首先将真由子抱起，准备为其使用呼吸器。正在这时，早苗紧紧抓住真由子的手，竭尽全力地喊道：“我要和母亲一起走！”

真由子被送往医院后确认死亡。其胸部和腹部共有4处刺伤，背后也有1处伤痕。然而，已卧床约12年半的真由子，身上却看不出有丝毫褥疮。

早苗的腹部有5处刺伤，伤情严重，但最终保住了性命。

*

本案中的加害者对母亲全身心的看护已持续10年有余，然而最终却落得这般悲惨的结局，巨大的落差令人唏嘘，这也成为了我们关注这起案件的理由。

普遍认为，经历长期看护生活的看护者已掌握看护的要领并逐渐形成习惯，不会再因看护导致痛苦绝望。

早苗案件的审判即将开始的时候，适值我们对看护杀人案件进行取材之时，此案遂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为充分了解案件的详细经过及当事人的家庭状况，并听一听被告及家人亲述的证言，我们参与了庭审的旁听。当时的我们还抱着一种想法：无论如何，亲眼见到被告本人后，也许便能获得直接采访的机会了。

早苗因故意杀人罪被检方起诉，该案的首次公审于2015年6月19日上午10点在大阪地方法院堺支部进行。

审判当时，早苗已获得保释。故意杀人案件作为恶性犯罪，在法院审理之前被告就获保释的情况实属罕见。考虑到本案是看护杀人案件，结合案件的特殊性及早苗的心理状况，法院也许是酌情给予被告特别照顾吧。

早苗与父亲浩二由旁听者出入口走进了法庭。

只见早苗一头黑色短发，戴着银边眼镜，身穿藏青色衬衫及长裤。

眼前这个穿着朴素、表现平静的中年女子并无丝毫特别之处，给人感觉绝不是会犯罪的人，更别提做出杀害母亲这样的事了。父亲浩二刚刚步入老年，此时表情略显僵硬。

开庭前，早苗在辩护律师身边落座。旁听席最前排坐着浩二和亲属，以及新闻记者等参与报道的人员，分别仅有寥寥数人稀松入座。

当时，看护杀人案件并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听闻此案的人本就极少，更别说对审判予以关注了。此时共40座的旁听席有大半空着，也就不难理解了。

6名陪审员及3名法官入庭后，书记官喊出了“起立”的口令。在场人员全体起立，同陪审员等一道行礼后落座。

主审法官宣布开庭，随即道：“请被告人上前。”早苗于是步入法庭正中央。只见她神色紧张，缓缓地在证人席前站定。

早苗向法庭陈述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她的声音细弱，如同蚊子一般。

检察官阅读了起诉书。随后，主审法官询问早苗对起诉书内容是否存在异议。

早苗用轻不可闻的声音回答道：“没有异议。”

辩方律师认为，“被告由于看护疲劳患上了抑郁症等疾病”。虽然犯罪事实明确，但被告案发当时并不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应予以缓刑判决。

关于上述内容，刑法作出了如下规定。案发当时，犯罪者处于精神失常状态，认定其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不予以刑罚。案发当时，犯罪者处于精神衰弱状态，认定其不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酌情减轻刑罚。

精神失常指的是，由于精神疾病等，当事人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且无法依据自己的判断力做出相应行为。精神衰弱指的是上述能力显著减弱。

辩方律师认为，早苗由于看护疲劳患上了抑郁症，案发当时处于精神衰弱的状态。

即便如此，对于40多岁的普通女性而言，人生之路还很漫长，为何早苗要将母亲杀害，并想与之共赴黄泉呢？

早苗究竟有着怎样的痛苦经历，会让她走上这样的绝路呢？

根据检方及辩方出示的证据及供述，以及法庭上案件相关人士所提供的证言，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早苗的看护生活实可谓壮烈。

最初的悲剧可追溯至案发约12年半以前。

2001年10月19日早晨，真由子正骑着自行车行至自家附近的十字路口，不料遭到一辆由年轻女子驾驶的汽车的猛烈撞击。真由子的头部受到重创，一度徘徊在生死边缘。

当时在超市工作的早苗正在参加早会，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往医院。未想她面对的，是无比残酷的现实。

医生向早苗说明真由子目前的情况：“这两三天是危险期。即使挺过来了，也不一定能恢复意识。”

如果一直无法恢复意识的话，真由子就会成为所谓的植物人。那样的话还要不要继续维持生命呢？面对医生的询问，她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要继续维持生命。”

此后，早苗每天要去医院3次，照料陪护真由子。她有时会握着母亲的手，有时为母亲搓搓身子，心中时刻祈祷着母亲能够恢复意识。

几十天过去了。终于有一天，真由子突然恢复了意识。对于正要放弃希望的早苗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奇迹。但是，苏醒后的真由子运动和语言能力几乎为零，只有右手等处能稍稍活动，且完全发不出声音。

恢复意识后的真由子穿着尿布，每日每夜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食物也是通过胃造瘘摄取的。且为防止窒息，需要定时为她吸痰。当时的真由子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看护。

真由子就这样在医院住了两年后，早苗提出要将母亲接回家由自己全权照顾。

“医院的看护无法做到无微不至，有时候甚至很粗糙。而且如果我不在的话，妈妈也会感到孤独。”

浩二对此表示反对：“那样的话把真由子送到护理机构去吧。在自家照顾是不可能的。”然而早苗对父亲的话置之不理。

“我想要永远照顾母亲。在家照顾是最好的了。”

当时35岁的早苗此后在医院住了约一周，向护士学习吸痰方法、胃造瘘的使用方法等护理必要技能。随后她辞去了超市的工作，成为无业状态。

自那以后至案发的约10年间，早苗任劳任怨地看护着真由子，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她每天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

·早上4点　起床。通过胃造瘘喂母亲吃流质食物。换尿布、吸痰等。

·早上7点　洗衣、打扫等家务。

·早上9点　购物。第二次喂食流质。

·正午　为真由子洗澡。

·下午3点　第三次喂食流质。

·下午5点　第四次喂食流质。

·晚上10点　睡觉。为防止生褥疮，每1小时左右为母亲翻身。更换尿布、吸痰。

日往夜来，早苗每天都不断重复着上述日程。真由子感冒的时候，早苗不眠不休地为她吸痰，调节被子中的温度。

在家进行家庭看护的这10多年间，早苗从未睡过一个好觉。也从未在外住宿过，更别提旅行了。

早苗有时会受邀外出吃饭，但总是因为担心真由子，出门30分钟左右就急着往家赶。她渐渐地失去了与朋友的交流，和交往的木本也分手了。

早苗一家共有四口人，父母、弟弟和自己。父亲浩二是卡车司机，经常不在家，全靠坚强能干的真由子操持家事。

早苗与真由子关系紧密是众所周知的，早苗从小就总爱粘在母亲身边。事实上，对于早苗来说，能在母亲做菜或是做针线活时待在她身边，就是一种幸福了。

早苗成人之后，母女俩的关系依旧亲密无间，经常一起外出游玩或购物。因此，当真由子遭遇交通事故卧床不起后，早苗理所应当地认为，只有自己能够给予母亲完美周到的看护。

虽然出事后的真由子无法再像过去一样和早苗一起逛街、互诉烦恼了，但每当早苗对母亲说话的时候，真由子的脸上总会浮现出微笑，嘴一张一合，仿佛想说什么似的。

“妈妈觉得高兴呢。”

看到真由子的反应，早苗觉得所有的疲劳顷刻间烟消云散，且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早苗由衷地相信，有朝一日，一定能像过去一样，同母亲有说有笑地生活。抱着这样的信念，早苗更是全心全意地看护着母亲。

然而，就在家庭看护正好步入第10个年头的当口，早苗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出现了异样。身体变得愈发沉重，且时感倦怠。早晨起床也变得很困难。

将真由子从护理床上移动到别处愈发吃力。以前能抱着母亲一口气走到浴室，然而现在却要在途中坐下休息好多次。

为母亲换尿布、擦身等对早苗而言也俨然成了重体力活，不再像过去那样干得轻松顺手了。眼见生活逐渐偏离正轨，早苗开始变得焦虑起来。

此后，随着真由子身体状况的恶化，早苗变得愈发焦虑。同时，早苗身体僵硬的情况进一步加重，且患上了肠梗阻等疾病。早苗有时会按摩腹部缓解不适，有时用热毛巾包裹身体以缓解僵硬症状，但都收效甚微。

2014年年初，案发前约4个月。早苗萌生了“想死”的念头。她变得食不下咽，一个月内体重下降了10公斤。

感到自身状态不佳的早苗内心不安加剧，眼见着真由子的状态也每况愈下，早苗脑海中闪现了“让妈妈解脱”这样的念头。如果和妈妈一起死的话，我们就都能解脱了……

早苗对于母亲的看护力求做到完美，且未曾寻求同住的父亲或住在别处的弟弟的帮助。事实上，早苗同浩二经常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

案发当日早晨，早苗没能按照惯例在4点起床。这样的情况从未有过。无论早苗怎么努力，身体就是不听使唤。

早苗在法庭上述说了当时的心情：“感到自己终于到极限了。”

“根据鉴定结果可以认定，被告在案发当时患有抑郁症。”

2015年6月24日，为早苗进行精神鉴定的男性精神科医生作为辩方证人出庭作证。

在被起诉后，早苗接受了精神鉴定，被认定为在案发当时患有中度抑郁症。负责鉴定的精神科医生作为证人出庭，说明了早苗的情况：“由于看护的疲劳、母亲症状恶化，被告产生了绝望感，加之自身的更年期症状、与父亲的不合，以上都是引发抑郁症的要素。患上抑郁症后，被告产生求死意愿，也就是有了想死的念头。”

抑郁症指的是，由于生理及心理上的压力导致脑功能失调的状态。忧郁症指的是，出现下列症状且持续两周以上：心情沉重、感到疲劳仍无法入睡、做什么事都无法提起兴致。

这种疾病可能是引发自杀及共同自杀的主要因素。反之，根据第一章中精神科医生所述，若因为某些原因长期无法正常睡眠，很可能引发抑郁症。

患上了心理疾病的早苗，本该寻求治疗，但无论是早苗自己，还是身边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悲剧发生后，早苗的病才首次为人所知。

在法庭上的早苗时常哭泣。无论是检察官在对案发当时的情况进行说明的时候，还是证人们在叙述母女间亲密关系的时候，早苗都用手帕捂住眼睛，不住啜泣。

在向被告人提问的环节中，早苗述说了自己对母亲的感情。

辩护律师：“您为什么觉得除了死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呢？”

早苗：“我想从看护的辛劳中解脱，而且看着母亲卧床不起的样子，觉得她也一定很辛苦吧。”

辩护律师：“卧床不起的母亲（对于您来说）是怎样的存在呢？”

早苗：“是像孩子一样的存在。母亲没法离开我生活。”

辩护律师：“如果母亲看到现在的您，会对您说什么呢？”

早苗：“母亲会对我说，你要坚强地活下去。”

辩护律师：“您今后打算怎样生活下去呢？”

早苗：“我会一边祭奠母亲，一边努力生活。”

法官：“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您选择为母亲继续维持生命。既然如此，为何后来又寻求与母亲共同自杀呢？”

早苗：“最初，我的身体状况没有问题，能够看护母亲，但案发之前，我感到自己身心状况都已到极限了。”

法官：“对于亲手将母亲杀害这一事实，您是怎么想的？”

早苗：“我很后悔。”

6月25日，在案件的结案辩论审判中，检方以抑郁症的影响轻微为由，认为被告在案发时是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应对其判处有期徒刑5年。

审理结束前，被告还有最后一次陈述机会，早苗站在证人席前，如是说道：“虽然我亲手将妈妈杀害，但如果还有来世的话，我仍然想做妈妈的孩子。”说完便泣不成声。

此时的法庭一片寂静，只听到女性陪审员的抽泣声，切切回响。

7月，案件终于宣判。经陪审员一致裁定，判处早苗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

判决指出：“被告受到抑郁症的影响，无法正确认识现状并合理应对。被告陷入一系列错误的认识，认为只有自己能够看护母亲，要想摆脱看护生活只能寻死，如果自己要死的话就得和母亲共同自杀。最终酿成悲剧。”因而法院认定，受抑郁症影响，被告在案发当时处于精神衰弱状态。

进一步而言：“被告长期全身心地看护母亲，最终筋疲力尽，因而决意强迫母亲共同自杀。考虑到案件的缘由，很难对被告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法院对早苗的情况表示了同情，并对作出缓刑判决的理由进行了说明。

主审法官在宣读判决书期间，证人席前的早苗始终垂着头，默默地听着。

约10分钟后，判决书宣读完毕，主审法官抬起头看着早苗，道：“如果当时你能向他人寻求帮助，或及时去精神科就诊的话，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一思及此，不免令人叹息。希望今后，你遇到困扰烦恼不要独自承受，要及时倾诉，并寻求帮助。”

早苗闻言向法官深深地鞠了一躬。

法官继续道：“还有一点。已去世的母亲对你的犯罪事实会怎么想呢？我认为，你的母亲绝不想与你共同自杀。母亲对你的爱，就如同你对母亲的爱一样，你们彼此珍视对方，爱着对方。母亲的内心一定希望，今后的你能够珍爱自己的生命，好好地活下去。请你牢记于心，今后珍爱生命，好好地活下去。”

此时的早苗已热泪盈眶，她强忍住眼泪，再一次深深地鞠了一躬。

判决后，我们通过辩护律师，向早苗提出了采访的请求。然而，请求被拒绝了。

律师向我们解释道：“早苗本人和父亲都拒绝接受采访。父女俩也许是不想因这起案件再被打扰了。”

但是，我们仍想直接与早苗沟通，听一听她拒绝采访的理由，哪怕只是一句话也好。

判决过后几天，7月6日。我们从大阪市中心换乘电车出发，前往早苗的家。经过大约1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了早苗居住的位于郊外的街道。

在目的地附近的车站下车，根据地图所示，步行约10分钟后，我们来到了早苗家门前。按下玄关的对讲机后，浩二出来应门了。但是，他的回答是：“事情已经结束了。”浩二的态度很明确，并不想接受我们的采访。

在那之后，我们又上门拜访了两次，但按下门铃后却始终无人应答。

然而在8月21日这天，当我们再度拜访的时候，浩二不知何故让我们进了家门。我们来到了一楼的起居室。只见架子上摆放着小小的相框，照片上是躺在床上的真由子的模样。

我们经过案发的房间，但房门紧闭，没法看到房间内的样子。随后，我们在起居室的椅子上坐下，浩二首先开口说道：“我女儿现在不在家。她现在在精神科医院，被要求强制住院了。总之先住两个月。我对她说，就算是为了你妈妈，你也要坚持啊。”

判决后，检方未提起上诉，但向法院提出，依据医疗观察法，针对精神失常等情况，应对被告进行抑郁症的治疗。最终，法院判定，自7月末开始的两个月内，早苗需进行鉴定住院。

鉴定住院将判断患者是否有住院治疗的必要。其结果显示，早苗必须住院接受治疗。

在我们向浩二询问有关案件的事情时，浩二这么回答道：“过去我让女儿独自承担了所有的看护重担，让她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甚至连她患上了抑郁症都未曾察觉。”

他的话语中充满悔意。但我们想进一步询问案件细节的时候，浩二对我们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不想再回忆了。”

至此便不再多言。

10月3日，在早苗住院两个月后，我们再度前去拜访。

浩二告诉我们：“早苗上周出院了。现在一直在家，但是采访的话恐怕还是不行。”

又过了大约一个月，11月4日下午2点左右，面对我们的再次拜访，浩二在玄关接待了我们。

浩二表示，早苗现在正在二楼的房间内。

“我得去问问她愿不愿意接受采访。”

浩二说完，便上到二楼去。我们略感期待，但结果还是得到了否定的答复。

“早苗说她不愿接受采访。也许是对回忆案件的事情感到恐惧吧。”

当我们询问早苗的近况时，浩二态度一变，稍显高兴地告诉我们：“早苗现在每天都会去超市打零工，今天也去了，现在刚刚回来呢。目前仍定期去医院接受抑郁症的治疗，每周还会到母亲的墓前去祭奠母亲。明天她会去律师那儿完成相关文书的流程。这样一来这件事终于能够结束了。”

因残酷的交通事故而开始的长期、迷茫的看护生活，最终以悲剧落幕。虽然就取材而言我们十分想与当事人对话，但从内心深处我们也能理解早苗和浩二的心情，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尽早为这场悲剧画上句号，回归平静的生活，是目前内心最渴望的事了吧。

至此，我们没能进一步进行采访。12月1日傍晚，我们最后一次拜访了早苗的家，但仍然没能见到早苗。

离开早苗家后，太阳西沉，朦胧的夜色渐渐降临。我们望着早苗平日居住的二楼的房间，此时正寂寞地亮着点点灯光。

再走了一会儿。我们看到了早苗当时丢弃手机的池塘。翻过铁丝网，想近眼看看，迎接我们的却是凛冽的寒风，吹破池水，刺痛了我们的脸。

与往常一样，寂静的夜色正缓缓笼罩整个街道。街上回响着一阵喧闹嬉笑声，只见几个小学生模样的男生和女生的身影，仿佛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如同早苗一样，想必不少人也是在看不见尽头的长期看护生活中渐渐产生身心障碍，最终导致悲剧发生的吧。

在东京发生的一起案件，就与早苗的案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2010年6月28日晚8点半左右，在东京都内的某处公寓内，卧床不起的香田美津子（80岁，化名）被同住的次子光司（52岁，化名）勒住脖子，于3天后死亡。

美津子患有阿尔茨海默症，8年前因脑梗塞导致右半身瘫痪，失去语言能力。此后美津子无法自主进食，每天依靠胃造瘘摄取营养。

与美津子一同生活的光司过去从事电力水管施工工作，而后为了看护母亲，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光司一人几乎包揽了所有的看护工作，包括为母亲吸痰、将营养液加入胃造瘘的管子中，等等。曾经，光司也尝试过使用上门护理及短期护理（短期全托）服务，但不知何时开始，光司总感觉这些护理服务并不能给予母亲细致周到的照顾，逐渐也就放弃了，坚持独自看护母亲。

案发约2年前，美津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

痰时常会堵住喉咙，身体的浮肿也愈发严重。到了半夜，美津子常会抽筋，还会因不明原因的疼痛而不住呻吟。

即使是深夜，光司也要起来好几次，为母亲吸痰，在母亲抽筋时为她按摩。光司任劳任怨地看护着美津子，及时为她换上干净的尿布，经常为她翻身，因此美津子身上没有一处褥疮。

为给予母亲最周到最完美的看护，光司甚至变得有些神经质起来，他也从不向住在别处的兄弟或护士等寻求任何帮助。在全心全意看护母亲的同时，他自己却饱受慢性睡眠不足的折磨。

随后，光司开始依赖酒精——也许是想借酒缓解看护带来的痛苦吧。最终，光司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无法言喻的沉重起来。

“我已没法再继续看护母亲了。”

案发前一天，一向坚强地独自承担一切的光司，罕见地拨通了负责母亲护理相关事宜的护士的电话，表示自己想让母亲入住短期护理机构。于是护士便着手做相关准备工作，并定于2天后安排美津子入住。

案发当天，也就是原定美津子入住护理机构的前一天，下午2点半左右，护士来到光司家查看美津子的情况。光司向护士诉说了自己的想法：“我已经无法再照顾老妈了。看护生活已持续快9年了，已经到头了吧。”

护士安慰道：“总之，你先与母亲分开一段时间吧。明天就要去短期护理机构了。”

晚上7点多，光司来到美津子的床边。看到母亲的身体浮肿得厉害，便用双手在其锁骨周围按摩起来。

看着母亲脸上渐渐放松的表情，光司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种难以压抑的强烈念头——“就这样让母亲解脱吧，让这一切都结束吧。”光司遂把双手移到母亲的脖子上，利用整个上半身的体重使劲掐住母亲的脖子。

见美津子神情痛苦，嘴巴艰难地一张一合着，光司于是停了手。

“妈妈，我不会再让您痛苦的。”

光司从隔壁房间的家具中抽出皮质的腰带。他用皮带缠绕住美津子的脖子，双手拉住两端紧紧勒住。

然而，此时光司的手心已满是汗水，拉住皮带时不住打滑。于是他又前往隔壁房间，抽出了尼龙质的腰带。

这次光司紧紧地拉住带子勒住了母亲的脖子。随后美津子的嘴里吹出了红色的血泡。光司见状，立刻松了手。

光司用“脉动血氧计”夹住母亲的手指，为其测量指端血氧饱和度。只见读数显示“39”。一般情况下，读数低于90就意味着有生命危险，光司想着“这样的话母亲应该会死的吧”。

当天晚上8点47分，光司向负责的护士打去了电话：“完了，我把母亲杀了。我把她勒死了。”

护士们闻讯立刻赶往光司家，并叫了救护车。美津子于3天后的晚上在医院不治身亡。死因是由窒息导致的缺血性低氧脑病。

光司因故意杀人罪被起诉，2011年7月，东京地方法院裁定，判处光司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求刑为监禁5年），判决得以最终确定。

“整整8年时间，被告全身心地看护着母亲。”判决对光司的情况表示了同情，并对缓期执行的理由进行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