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必然要求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文化的表达形式是多样的，既可以从大写的“文明”“精神”“知识”角度加以理解，也可以基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特定范畴，解释为“语言”“建筑”“艺术”和“宗教”等。依据唯物史观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无对文化的根本性质、基本特点及其发展策略，提出诸多系统性的见解和论断。它们不仅为共产党人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明型强国建设中的灵魂与旗帜作用。

文化是现实的人在感性活动中的创造。“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⁶⁾不同于经验主义的直观感觉和理性主义的抽象思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的发展、知识的生产恰恰在于“活的历史”的人的实践创造。从本质上来说，文化虽然在与经济、政治的互动中，存在台阶式运动的时序性，但它终究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类意识的具象升华，是人化人、人化社会、人化自然的生动反映。因此，无论是对器物层面的指南针、火药、铁路、轮船，还是对思想领域的犹太—基督教、粗陋共产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他们没有陷入机械的自然主义中，而是不乏以“必然的升华物”的美的眼光予以观察和评判。

文化具有阶级属性，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文化生产和享用模式。“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⁷⁾需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关注文化现象之时，始终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状况。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摄地位的阶级，不仅支配了物质资料生产，而且支配了精神文化生产。在列宁看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的文化革命，就必须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塑造为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因此，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具有鲜明的二重性，既可能以“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⁸⁾，成为阻碍历史发展，抑制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虚假的、狭隘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有力武器。而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学派、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还是列宁对民粹主义“一心想遏制和制止资本主义”⁽⁹⁾的否定，应当说，他们都以实际行动，科学回答了真正的文化代表谁、真正的文化为谁服务的命题。

精神、思想、艺术、哲学、道德、宗教等文化因素，作为反映社会现实，附着于经济基础的典型“上层建筑”概念，“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¹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¹¹⁾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创作、或革新的文化活动也离不开具体的生产生活形式。但文化随经济基础的运动而变化，文化生产与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相适应，并不意味着就能无视“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¹²⁾，抹杀迥异的精神文化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反作用。也正是这种相对独立性，在唯物史观中，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关系从来不是全然替代的，而是内在转化的。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虽然不能跳脱其历史传统的积淀，却又有着横亘时代的人类精华，甚至经过特定的改造，不无可能成为人民利益的圣经。正如列宁强调要批判性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优秀的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他看来，“同资本主义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活性、能动性以及全世界竞争的飞速发展等条件”⁽¹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不仅加剧社会异化的消极面向，也发挥着助益于物质生产力解放，激发和培育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公平意识的进步作用。

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环节，也是建设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内容。从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是绕不开对带有旧社会的道德、精神“彻底的决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¹⁴⁾恩格斯也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¹⁵⁾对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来说，不仅在于物质资料的需要满足，也包括道德、精神等文化活动的高度发展。为此，列宁不无警示性地指出：“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¹⁶⁾在一个充斥落后和错误的文化观念的“文盲国家”，是决然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的，而唯有进行文学的、艺术的、科技的、教育的文化改造，社会主义理想图景才真正能够在革命后的现实大地生根结实。

重视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的基石与密钥。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¹⁷⁾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市民社会流行的文学、艺术、价值和思想，不无充当无产阶级潜在的精神枷锁。破除这种“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也成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的共产党人，在阶级叙事的革命年代，领导完成人类解放事业的使命。因此，面对欧洲共产主义革命的挫折和教训，葛兰西、卢卡奇提出的消灭“文化霸权”、唤起“阶级意识”的观点固然重要，但要看到，确立文化的人民立场，保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航向，关键在于坚强、科学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和进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生命力和先进性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列宁就曾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¹⁸⁾文化领导权是一个对内增强政党向心力，对外引领和确立价值导向的有机统一整体。为实现文化领导权，就需要政党在先进的文化理论武装下，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性和强大的战斗力，通过提升文化建设的组织化水平，以多种途径传播社会主义文化。

由此可见，文化因其是典型的上层建筑的属性，决定了在历史坐标中存在精华与糟粕之别，但这也说明文化发展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独特作用，社会主义文化的“蒸馏”绝非是自然的、无序的。有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样态，存在什么样的阶级政治关系，也就会存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现时代的语境中，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意识形态，对应的就是先进的领导力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现代建设的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和组织性的阐述，还是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综合人类文学、艺术、思想、理论的文化元素的结实，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不仅规律性回应了以什么样的文化发展方式，实现什么样的文化发展目标，更从理论维度揭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承载文化使命的必然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内生性和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