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繁荣与大国崛起

文化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习惯、习俗、礼法、规范、价值观等民族传统，它是在社会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路向和社会成员的思维、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变迁与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密切关联，国家结构体系与民族文化价值互相塑造。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发展的轮回、挫折和失误之后，中国的现代化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实现了历史性腾飞。中国道路的惊人之处在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快增长。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曾经贫困的国家，能取得如此持续的发展本身是一个奇迹。特别是200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目前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然而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文明大国，前面还有漫长崎岖的征程。中国的崛起，既要有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上的准备，更要有文化上的准备。一个国家经济的发达不等于真正的富有，军事的威慑不等于真正的强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国家真正强盛的标志乃是文化的兴盛。

1962年，日本科学史家、神户大学教授汤浅光朝提出“科学活动中心转移论”。汤浅认为，如果某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科技成果超过全世界成果总数的四分之一，那么，这个国家就可称为世界科学中心。他指出，自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世界上曾形成过五次科学活动中心，它们依次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从“汤浅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大国崛起与其文化的繁荣兴盛有着重要的关联性。⁽¹⁾

意大利的兴盛是以文艺复兴为标识、以人文主义为旗帜、以文学艺术为先锋而开始的。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实际上，在文艺复兴之前，意大利经过几个世纪的城市繁荣，市民中的资产阶级已基本形成，具有雄厚的力量对抗封建神学，并且涌现出了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那样开创一代新风的杰出的人物，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人文主义的思想遍布意大利全境，开阔了人们的心胸，激发了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精神。神学对科学是欲禁而不能，加上资本主义经济的活跃，使资产阶级追求发财致富，重视艺术、爱情等现世享受的价值观念，不仅影响到许多王公贵族，甚至也影响到教皇。所以，各类人才都能在意大利得到尊重和启用。在资产阶级的努力下，意大利的大部分大学最先成为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学府。尤其是威尼斯以西的帕多瓦大学，它那自由、进取的精神，召唤着包括哥白尼、维萨里、哈维、伽利略在内的大批进步学者和热血青年纷纷前往归附。除开普勒外，15世纪至17世纪初叶的大科学家，全是意大利人或是从意大利培养出来的人。由于有这样的智力库，所以当意大利在失去经济和政治的重要地位之后，仍然保持了一段时期的文化中心的地位。

17世纪，科学活动的中心从天才的意大利向北转向了革新的英国。当然，造成这种北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北部学术气氛比较自由，恰与意大利教会的严厉限制形成了鲜明对照。虽然北方并非一切都很自由和开放，但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却似乎有利于消除对科学研究的种种禁锢，从此才有开普勒、笛卡儿和牛顿脱颖而出。17世纪在英国科学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它为英国通过工业革命跃居世界历史舞台中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储备。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响彻英伦三岛，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力图控制自然、发展生产的要求。从1660年至1730年，英国科学成果占全世界40%以上，世界科学中心的英伦三岛一片欣欣向荣。很快，在科学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了。这次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结合，使大不列颠帝国雄踞世界霸主的地位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最终，英国通过光荣革命，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完成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为英国发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同时，也让这个岛国一步步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使它成为显赫一时的世界霸主。

早在1666年，法国就建立了巴黎科学院，而且这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院士全是职业科学家，由国王发给薪俸，比英国皇家学会的物质条件优越。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由于专制王朝对工商业的损害，社会的技术需求并不强烈；科学界受当时哲学思想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有轻视实际的倾向；科学家在国内遭受迫害，大批人才逃亡国外，所以直到18世纪末，法国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英国，尤其是工业技术很少有进展。但是，18世纪初开始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给法国科学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英国流亡的伏尔泰首先把牛顿自然哲学引入法国，直接影响和促进了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诞生。以自由经济为背景的英国自由主义和自由思想传入法国后，立即与法国的理性精神和当时的社会形势结合起来。就在这时，法国出现了一批最优秀的启蒙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们，具有广博的学识，他们在各个不同的文化领域都表现出非凡的才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经济相当繁荣，纺织业和钢铁工业发展很快，化学工业超过英国，跃居欧洲首位，手工工场和工厂增加70%。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颁布。但是，欧洲各君主国的绞杀使法国出现了极端事件和长期动荡。这时，拿破仑一世以大革命之子的形象出现，用征服欧洲的方式再次将法国带向巅峰。1815年6月，滑铁卢战败后，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英雄的史诗以耻辱告终。从此，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开始朝德国转移。

英、法两国发展的鼎盛时期行将结束之际，德国迅速赶了上来。在法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触发资产阶级哲学革命，为德国科学技术的振兴准备了思想武器。德国的大学对德国的崛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从1810年德意志人创办人类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以来，德国的教育现代化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也成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样板。科学与教育的崛起，已成为改造生活与世界的最为强大的决定性力量，德意志人为此作出了特别巨大的贡献。德国大学为这个民族赢得了世界性的辉煌。这些大学贯彻思考自由，科学自由，科学无权威，以及“远离社会实际经济利益”的原则，为人类造就了如此之多的伟大思想家、科学家。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和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在新兴工业的基础上建立起重工业占优势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超过英、法，仅次于美国；到19世纪末，德国已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一直以来重视教育、科技的德国迅速占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沿，用30多年的时间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然而，德国的世界科学中心地位在1933年后毁于纳粹专制之手。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和闪电战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的史无前例的洲际大转移，德国大学教育体制中的精华被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德国科学泰斗们传播到了美国。

人类跨入20世纪以来，曾经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英、法、德各国，开始退居次要的地位。19世纪英、法、德拥有世界霸权的时代宣告结束，一个新的多元经济政治时代已经到来。加之欧洲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动乱和大战成就了美国。20世纪，一批又一批科学家流亡到美国，几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美国成就事业，同时也成就了美国，使美国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巅峰。美国没有悠久的文明史，独立战争后的人才资源，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处于劣势。在改变落后地位的强烈愿望支配下，美国把引进人才奉为一项基本国策。美国特有的远离战争的安全环境、学术自由的气氛以及政府给予科技人员的优厚待遇，使世界各地大批人才潮水般地涌入美国，包括爱因斯坦、费米、西拉德等在内的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使美国科技力量空前壮大起来。正是凭借其绝无仅有的人才和雄厚的科学技术优势，美国后来居上，一度成为举世瞩目的“金元帝国”。

近世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表明，一个大国的崛起，从根本上说，在于它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民众的精神家园。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今天，文化已越来越深刻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李洪峰在《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²⁾一书中强调指出：“大国崛起，要有经济准备、政治准备、军事准备，也要有文化准备”，“先进文化在各世界性强国崛起过程中起着根本作用”，“只有创造了领先世界的文化，中国才能走在世界前列”。从历史上看，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文化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崛起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国崛起须具备四个文化条件，即强化国家意识、增强文化感召力、培养开放的民族心态、坚持思想引领和制度创新。